錄稿者：蔡韻慈
時間：2010/12/3
地點：慈濟大學附近咖啡廳
問：請導演先簡單自我介紹，包括家庭背景、學歷及工作經驗。
木枝．籠爻（以下簡稱潘）：我原住民的名字叫Bauki Anao，現在在慈濟傳播學系教書，也在部落及社區做一點事情。我在鳥踏石仔漁村出生長大的，大概住了三十幾年，所以我們跟海的關係比較密切。第一次抓魚的時候是小學六年級，跟爸爸去抓魚，那個是很痛苦的經驗啊！有發生暈船之類的。但是不管怎麼樣得要幫家裡忙，所以國中、高中時偶爾都會出海，陪家人去捕魚。我也是喜歡海，對海有滿深的情感
國中畢業後，就讀於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接著去當兵。因為高工的時候是讀汽車修護科，所以之後我就去當汽車的師傅，大概高中畢業後就去汽車工廠，第一間工作的汽車工廠是福特汽車。然後又去台北，先去了巴士公司，又到台北市公車處，當洗車工。洗到當兵前，退伍後又去洗。
不久又回到花蓮，那時候經濟很不景氣，我也到處找工作啦，賣過鋼琴、重五金及大理石。曾有過一個機緣到門諾醫院，接受X光師的訓練，要將全身的骨頭及心臟位置都要背得很清楚，最後還真的可以去照X光，變成門諾醫院的X光師。後來，門諾醫院問我要不要當採購，我就跑在行政部門擔任採購，當到採購組長，成了主管，又可能因為表現得還算不錯，結果我又變成全省教會醫院聯合採購的執行秘書。當了幾年之後，又回到門諾醫院，發現自己跟醫院內部的想法格格不入，就決定離職。
那時我對平面攝影很有興趣，在《台灣時報》看到一個廣告，上面登載著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要訓練原住民影像人才，當時我已知自己是噶瑪蘭族，所以我就寫個自傳，寄給公視。公視起先認為說，還有平埔族喔？當時他們是這樣想的，平埔族、噶瑪蘭族……不是都消失、漢化了嗎？後來他們就打電話給我說：「你可以來這邊受訓啦！受訓以後再看看。」我就去受訓半年，半年以後就在那邊工作。
大概是1994還是1995年左右進去籌委會，我做到2001年的8月還是9月，公視剛好開播兩、三個月我就離職了，因為考上南藝大，我就離職去讀書。當時要求很嚴格，就是必須要離職，不能說在職進修。後來制度上就改變了，現在在職進修也沒關係。
問：導演剛剛有提到說，去公視參加原住民影像人才訓練前，已經知道自己是噶瑪蘭族的身分，您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是噶瑪蘭族？
潘：要講這個的話，可能要提到我很小的時候。我媽媽是客家人，但是她好像一直有一件事情沒有講得很明白。我那時候還不會穿衣服，我媽媽幫我穿褲子的時候，她突然跟我說：「朝成啊，你是平埔仔喔。」我聽不太懂，就問：「媽媽，妳說那個平埔仔是什麼意思？」她也不好意思說番仔、原住民之類的，那時候沒有原住民的概念，也沒有講山地人什麼的。「啊！就平埔仔啊！」「喔。」我印象很深刻。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就是有有一些親朋好友來，他們吃的食物不太一樣，就是現在原住民吃的那個菜，我們家也有吃那種跟別人不太一樣的菜。
還有一次小學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原住民有補助。老師就問我：「潘朝成，人家都申請補助了，你們怎麼沒有申請補助？」我說：「我不是山地人啊。」然後就回去問我爸爸：「老師問我們為什麼不要申請補助啊？」爸爸說：「申請什麼補助？」「山地人啊！」「我們不是啦！」所以我也去問我阿嬤我們是哪裡人，以前都會問說我們祖籍是哪裡，我阿嬤說：「我們是福建人啦！」所以我的意識裡就是福建人。
到了1990年代，我開始拍報導攝影或是紀實攝影，第一部是拍異鄉人，拍完後我就想要去拍原住民，所以花蓮、台東到處跑、到處拍。有一天去豐濱鄉新社，去找一個名叫偕萬來的長者。聊的過程當中，因為他姓偕，我的阿嬤也姓偕，他就說：「我跟你講喔，姓偕的都是噶瑪蘭啦！」那我是噶瑪蘭嗎？阿嬷那時候跟我說不是，心裡就有一點懷疑。可是想起家裡以前長輩吃的食物，有時候會覺得，怎麼吃的都不一樣？是不是跟原住民有關係？
後來偕萬來就跟我說：「1993年8月18日有一個豐年祭，這個豐年祭是比較擴大舉行的，宜蘭、台東的噶瑪蘭都會一起來參加！」我就說那天我一定去，我就帶著攝影機、照相機過去，去的時候，看到宜蘭的親戚、台東的親戚，當時我就想我一定跟噶瑪蘭有關係！那天就帶著很奇怪的心情回家了。
過幾天就問我爸爸「我們是不是噶瑪蘭？」他就說：大概是喔。後來我為了要去證實，我就去查宜蘭跟花蓮的戶籍資料，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果然就看到，我爸爸以上的都有寫熟番，就證明了。因為這樣我就去問很多親戚，他們就會講我們是從宜蘭的哪一個社過來的，像是宜蘭的加禮宛社等等的，又去宜蘭，訪問當地的人，也帶我爸爸回去尋根。
後來我就跟我家裡人說我們是噶瑪蘭，噶瑪蘭應該有噶瑪蘭的作為，至少要祭拜祖先。所以我們家就是那時候開始，每年農曆過年，就是比照新社部落的農曆過年期間，用所謂的「巴禮令」的儀式去做。也不完全一樣，但是在儀式上和方式上，用噶瑪蘭的祭禮方式。
問：導演原本的漢名是潘朝成，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回到木枝‧籠爻這個名字？您起初可能從儀式上去模仿，形式的東西可以模仿，但是觀念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轉變？或者說您的原住民意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跟您原本誤以為自己是漢人的時候，意識上的差異在何處？
潘：當你知道你是原住民，而長輩又刻意隱藏原住民身分的時候，這中間一定出了問題。不過當時我們知道原住民、山地人是被歧視的。這個歷史還滿久了，因為如果你是被點名做記號，說你是原住民或是山地人的話，恐怕會影響你去外面找工作，人家指指點點會罵你，有時候跟你講話不客氣的時候，或是有一點衝突的時候就會說：「啊…你番仔啦！死番仔、憨番仔」聽起來很不舒服。
因為我家裡面有些人長得很像原住民，像我二姐就常常跟人家打架，因為當對方說：「妳番仔啦！」然後就跟人家打起來。不過我是覺得，它背後一定有原因，既然現在知道是原住民了，那到底我們噶瑪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以前住在宜蘭，又跑到花蓮，這個很奇怪，宜蘭為什麼不住呢？後來我就去瞭解，去讀一點書。
當時宜蘭大概正好在弄宜蘭文獻的叢書，所以舉辦很多座談會、研討會，我常常去參加，參加的包括有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的、語言學的、地理學的……，他們有相當多的知識，有一些學者談到噶瑪蘭的、宜蘭的歷史空間的改變，有的非常中肯地談到噶瑪蘭怎麼受到壓迫。後來我總體瞭解就是，當1796年以吳沙為首的漢人集團進來之後的短短25年，宜蘭的整個空間就變成漢人的天下了。多快！
然後再經過25年，噶瑪蘭就開始往東部逃。那當然原因也很複雜，總歸就是清朝的政策、再加上主流社會的擴張，比如說清朝政府分地，這一塊地給漳州人種，就變成漳州人的，那一塊地給泉州人種，就變成泉州人的，那一塊地給客家人種，就一塊一塊就沒有了。所以清朝後來弄了一個「加留餘埔」制度，就是現在所謂的保留地政策。譬如說，這個是加禮宛社，是大社，所以它周圍可能有五里都保留給這個社。可是保留給這個社的周圍五里，不是給噶瑪蘭，是漢人可以來租，租的時候就表示說這個土地的使用權已經不再是原住民的。土地就流失啊！就用各種方法啦，這種東西滿複雜的。
所以我認為，噶瑪蘭會喪失宜蘭的土地，並不是自願放棄的，而是整個國家還有所謂的漢人結構，和主流社會的強勢的壓迫，然後他們不得已才離開到花蓮。
問：那既然原住民身分是會被歧視的，為什麼您還願意從漢人的身分轉回到原住民身分？
潘：這個要問祖靈耶！有時候我問祖靈，為什麼我要這樣？我也不知道啊！我知道我是噶瑪蘭的時候，我一直想要瞭解噶瑪蘭，但是我會覺得說，如果我是噶瑪蘭，我為什麼不能認同我是噶瑪蘭？我當時加在自己身上有一個責任就是說，如果大家不瞭解我們原住民的話，那我們就應該提供一些資訊，讓大眾社會多瞭解我們。所以我在公視的時候，拍的都是平埔族，大部分都是平埔族的影片、小短片。當時我就以照相機為主，拍噶瑪蘭的各種生命禮俗、祭典文化，有空就寫一些短文，大部分都投到《中國時報》的寶島版，還有《台灣時報》的土地文學，目的就是要讓大眾社會比較瞭解噶瑪蘭。
當外界說平埔族或是噶瑪蘭族已經漢化消失的時候，我們就是被逼不得已要提出證據說我們沒有，是因為他們對噶瑪蘭一點都不瞭解。這個東西一直都是刻板印象。那這句話是誰先講的呢？是日本學者嘛！伊能嘉矩、淺井惠倫之類的，每次都是說他們人類學者在搶救文化，結果一搶救就不見了。他們搶救是趕快去紀錄下來，可是結構性問題他們不會去管。淺井惠倫也是跑到西雅圖，說這些要趕快搶救，要不然他們就會怎麼樣之類的。
因此，很多專家學者，沒有研究平埔族的，都會說平埔族都漢化消失了，常常在學術上貿然就引用。他們也沒有去研究或瞭解，然後就引用，我就覺得奇怪怎麼現在很有名的教授都這樣子呢？這句話怎麼變成根深柢固的刻板印象？我們看現在這幾年，平埔族群蓬勃的發展，要求權益的時候，那這些人從哪裡出來？所以漢化消失到底什麼意思？或是漢化？當我們來到花蓮這邊，就說我們是阿美化。所以我就很急著想要發表，當時有一個機緣是人家願意幫我出攝影集，我就很高興，可以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但我覺得這個還不夠啊！在公視的時候，剛好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不是在弄家園紀錄片，我就投案，投《鳥踏石仔的噶瑪蘭》，寫了我家的故事，然後去投案，然後他們就說你可以拍，就這樣，開始了拍紀錄片的生涯。
問：所以對您來說，拍紀錄片比較像是一個為原住民發聲或者為自己族群發聲的一個工具？
潘：嗯。
問：那回到影像創作之前，您剛才說過的賣鋼琴、修車、X光師等等工作經驗，對您的創作有沒有什麼影響？
潘：早期我在沙龍攝影界，比如說我當花青攝影學會的副會長或是總幹事，這些是奠定拍照的技術層面這樣。後來我是跟阮義忠學，阮義忠會談滿多，像是國外有名的攝影家，或是說紀實攝影怎麼拍、怎麼洗照片，我對這一塊比較有興趣，然後就盡力地拍好一點。
我拍的好像都比較邊陲的、弱勢的，像《異鄉人》就拍外省籍的老兵，常常人家也對他們誤解啊，你看報紙、媒體報出那個老榮民，很多都是負面的！無形中就是對他們印象不好。我那時候就覺得，這一群人他們也有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有他們的自尊，他們也是很不幸，1949年從大陸跑來台灣，他們一定有一些話要講，當時是這樣。為什麼會拍比較偏弱勢的，這也很難講，可能是受到我媽媽的影響，小時候我家裡也滿窮的啦，可是我們村子裡面，比我們窮的還很多，偶爾也會來我們家借錢，我媽媽常常跟我說，她皮包裡面其實剩下幾百塊，那個人就要跟她借兩百塊，以前我小學的時候兩百塊很多耶！我就看到媽媽借給他。媽媽就說：「如果可以幫忙人家，就幫忙他沒關係，因為他比我們更需要。」可能有這樣的影響，我不是很清楚。
那後來大概會有左傾這樣的概念，大概也跟我後來交的朋友滿有關係的，比如說關曉榮之類的。我也和部落工作隊遭遇白色恐怖的那一些老先生，有一些交往。我覺得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台灣如果是多元民主的時候，其實要有一個民主平等，民主之間要平等，然後大家應該學習多元文化，這個很重要。可見目前台灣來講，還不夠多元。我們對這個多族群的東西還不夠瞭解，從我們教育體系裡面就知道，對原住民也是不瞭解。
問：您本來在公視工作得好好的，怎麼會突然靈光一閃跑去念書？
潘：因為井迎瑞我才去讀的啊！我就問楊力州那個人是誰？他說他是南藝大的老師啊。我就說我要去讀！
問：您在南藝念書三年多，對你之後的紀錄片創作有什麼影響？
潘：這個要再拉前面一點，因為在公視遇到瓶頸，我要拍紀錄片卻不知道該問誰，東問西問下，乾脆去讀比較快，就放棄一切就去讀了。家裡也不管，我那時候已經兩個小孩了，都在讀書呢！我就報告老婆說，我要去讀書了，再見，就去了。因為我一定要三年畢業，所以一年級就開始拍畢業製作。第一，就是同學之間互相切磋是一個方法；第二，有好幾個紀錄片的前輩，單單他們的經驗，就可以吸收很多！再加上一些基本的理論，還看了很多的紀錄片！真是大大的享受啊！所以，在南藝大念書對我而言長進不少啦。不過我也是如期就畢業了，畢業之前公視本來要叫我回去，我說：「你們再等我半年好不好！」我如果現在中途回去就不能畢業，結果半年以後人家又不要我了，因為額滿了。
後來就回來花蓮，沒有事情做就拍紀錄片，那個時候就拍兩部片，一部是《凱達格蘭》，另一部是《我們為土地而戰》。
問：您的第一部片《鳥踏石仔的噶瑪蘭》就是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去拍，這裡面關係到你的自我認同跟族群認同，你是如何將個人跟族群做一個結合，在創作的編導上你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模式？選擇這樣的模式對你來說有沒有造成什麼樣的困難？
潘：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第一部片子通常是最困難的，要生產第一個孩子通常都是最痛苦的！我當時計畫是寫家族的故事，可是在剪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記得喔，當時有幾位評審，張照堂、井迎瑞等等，我不是要把初剪帶交給他們看嗎？要交的前一天沒有睡覺，然後眼睛紅紅的跑去現場，哇…從頭一直被罵到尾啊！他們講很白，我想說這下死定了，可是井迎瑞卻說：「我跟你們有不同的看法。這個是四百年來，平埔族第一個人，用平埔族的角度，來談平埔族的事情。我們應該協助他，如何把這個故事講清楚。」大家聽了都沉默一下，就開始建議我怎麼剪。後來他們說：「你講你家裡的故事就好了啦！」後來我就開始用我的角度開始，就簡單多了，也把它弄出來了。
其實，現在來看的話，那部片子相當地粗獷啦！俗擱有力！我的看法是這樣子，不過那部片子對我們家族很有意義，因為家裡人都一定要看，這個影片也到很多不同的平埔族的部落去放，竟然十年之後，台灣地方誌影展還邀請這部老片子，說：「沒關係那個大家一起參考！」我覺得這部影片，應該對泛平埔族有一點刺激的功能，帶給現在的原住民好像有一點刺激，因為他們會覺得說：「咦！我們如果不努力的話，可能會跟平埔族一樣慢慢地消失掉喔！」好像也有這樣的聲音。
問：您把影像作為工具替原住民發聲，這件事做很久了，這幾年下來您覺得還有哪些議題是沒有被注意到的？另外，原住民導演其實在紀錄片圈沒有很多，一直持續在創作的人也很少，您對於原住民導演人才比較少的狀況，有什麼看法？
潘：其實要談這個的話，其實整個台灣社會都要談一下，因為有關紀錄片的製作喔，其實台灣是1990年代初期才慢慢的發展，之前當然有，之前有的是理論，或是說那些架構什麼的都自己摸索。比較清楚大概1990年代慢慢才起來。
原住民的紀錄片工作者，其實是在1990年代中期才開始。比較有系統的訓練原住民影像工作者，就是吳乙峰。當時就是因為文建會給他一些案子，到北中南東各地去訓練，那當時我沒有參加，我那時就是在公視。原住民的影像工作者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被訓練一批，出來以後，發現影片好像有一些迴響。我也在觀察這個東西好像可以教育社會大眾，每一個原住民影像工作者的影片裡面，一定會談到原住民所碰到的逆境，背後可能的一些原因。比如說比令‧亞布談泰雅族土地的問題，但是他不會突然說這個土地的現況怎麼樣，他已經把土地這個現況拉到歷史、過程，才談到土地為何變成這個樣子。
原住民議題為什麼要談清楚，結構要談清楚，是因為我們一般台灣人對原住民不夠瞭解，你如果不談得比較深入的時候，他還是一知半解。搞不好會產生誤導。所以原住民族拍的紀錄片，通常他會有一個自我認同的、土地權益的、教育的或是說大社會跟他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一定會比較清楚地論述。這個當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原住民的影片怎麼去推廣的問題。推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嘛，像有些人可能有拍影片，可是他不知道怎麼去推廣，不知道怎麼被看見的問題，還有就是怎麼形成一個大眾社會願意去接受的一個很重要的資訊，我想這個是目前一個大問題，不是題材的問題。你什麼題材都可以拍啊！
那當然你可以說有什麼問題沒有被好好拍，像是現在原住民要談自治的問題，自治問題也是很複雜的。到底是土地優先呢？還是財政優先呢？如果按照我們現有的「原住民自治法草案」裡面，它根本就沒有財政權，你要做什麼還要跟地方政府商量，等於說是很奇怪的一個自治法，就空殼子在那邊，畫一個餅在那邊，你看得到吃不到。這個東西是需要比較長期拍攝的。
像是馬躍．比吼本身拍的會比較有系統，比如說他拍一個民族，各族都拍，不過他也不是每個議題都是這樣有系統，可是他會去找一個議題去拍，然後拍很多，他算多產的，論述也滿強的啦，目前來講，他作為原住民身分的紀錄片工作者，算影響力相當大的一位。所以我也蠻期待他更出名，然後大家更能看見他，所以他應該站到所謂的前鋒角色，前鋒也包括提攜、推廣、策劃等等，不過這個對他壓力也太大。
問：剛才提到是屬於原住民觀點的這個部分，就是由原住民拍原住民，從大結構去看的觀點，那如果今天有一個非原住民身分的紀錄者，有機會去拍原住民的題材，那你會希望他要先做什麼功課，或是要先注意哪些事情？當漢人去拍原住民題材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不瞭解，那您覺得他可以怎麼進行？
潘：拍原住民的紀錄片，不是說漢人就拍不好，有的漢人也拍得很好，蔡崇隆（不確定人名是誰？可否請導演提供正確名稱）在超視的時候好像有拍一部。
問：是指超視的新聞專題節目「調查報告」嗎？
潘：「調查報告」裡面有拍很多原住民的，不一定是紀錄片，因為他們拍的是專題，要說紀錄片廣義上也算啦！他們的影片都是漢人拍的，只有馬躍．比吼不是而已，可是他們拍得好得不得了！比原住民拍得還好，又有原住民觀點又有深度。
有一個觀念很重要，當你要拍攝非你熟悉族群的時候，你就是要去問。我除了技術層面會以外，我對那個議題的背後瞭解多少？如果我瞭解不夠的話，拍下來的東西恐怕就會偏差。可是自己不一定知道自己偏差喔！所以這又拉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台灣的紀錄片評論的問題，台灣紀錄片的評論不夠廣泛、深入。有一次我去中國的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參展，有人剛好在拍醫院的議題，在台灣拍醫院的議題已經很不簡單，大陸也有人拍醫院的議題，因為那個人剛好是醫生，後來他不爽就不當醫生，去拍紀錄片，讀了北京電影學院，就去拍他的同事，把一些醫院的問題啊，把它挖掘出來。
當然是有一些，我們看到拍得很不簡單啊，可是影片放完就有人會破口大罵，說哪裡有問題，也就是說，紀錄片的評論，它是必須要建立起來，在台灣不夠。不能說大家都是朋友，所以講不下去，或是只講到一半，這種東西其實要建立正常制度。也就是說紀錄片工作者，尤其拍公共議題的東西，你就必須接受大家的檢驗、各種角度的檢驗。
讓大家可以討論，注意到某些原本導演可能沒有注意到問題。如果我要拍客家人的影片，我對客家人不瞭解，我憑什麼拍他們？除了我剛才講的技術層面之外，當你要談到這個議題的時候，你一定要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像我們現在對東南亞的勞工、新娘，以前電視出來刻板印象、偏見多深刻！那如果我們如果帶著那種印象去拍的時候，穩死啊！搞不好拍出來對他們反而是負面影響。
我的意思就是，我們拍任何一部影片，因為你是活生生地拍人家現場的生活的方式，人跟人對談，而且人家也跟你坦承對話，很信任你的時候，那你某種程度是要負責任的。這個東西就是，每個人都要學習才可以成長。
問：所以您的意思是，不管我們拍什麼議題，或者是什麼族群，主要就是要瞭解它整個結構，在影片中要將結構提出來，是這樣子嗎？
潘：不必然是結構，但是來龍去脈要講清楚，無形中它就是一個所謂的族群互動關係，我剛才提說，台灣是多族群的時候，但是一般台灣人真的不一定瞭解多族群是什麼東西。我們知道原住民，原住民現在九族變成十四族，可是十四族是什麼意思啊？各族是什麼東西？不知道，以下空白。當你連最起碼的知識都不知道的時候，當我們要去拍原住民，或是拍客家族，或是拍外省族、外省老兵，或是去拍外籍勞工等等問題的時候，它背後一定有一些歷史原因。來龍去脈如果你不瞭解的時候，恐怕會有危險。而且，你拍出來你不知道危險！那才可悲！我重點在這。
問：綜觀您拍攝的影片，大部分都是跟原住民議題有關。那只有《憂慮花蓮——鍾寶珠和她的後山歲月》這部片子是講女性跟環保，當初是怎樣的情況下找到這個被攝者跟這個主題？這個題材對於您後來在花蓮深耕社區，有沒有什麼影響？
潘：因為我自己也參加花蓮縣環保聯盟，經常開會，就知道哪邊又出問題了，譬如說早期花蓮縣環境保護協會，第一個就是反皮革工廠，成功了，就是在現在的台肥工廠。後來陸陸續續像是和平水泥專業區，還有現在的蘇花高、火力發電廠，在花蓮水蓮那邊，那個也擋成功了。可是十件裡面大概只有一兩件會成功，大部分都失敗。但是這個議題還是需要讓大家知道。
我剛好在那邊認識了鍾寶珠，還有一些朋友，就覺得說我們把這個花蓮的議題提出來，然後拍拍看，以鍾寶珠為主角，試著拍花蓮當時的一些狀況，希望藉著這個紀錄片，讓人家看到花蓮可能遭受到的一些環境破壞。當時大概都是經濟跟環境之間的衝突，可是環保人士都被人家說「所謂的環保人士，不知人間煙火」，可是環保人士他也是人啊！不過這幾年，看環保意識有一些抬頭，也就是說，政府在興建某些事情的時候，它畢竟會考慮環境的因素，這也立法了，環境影響評估是一定要審查，不管怎麼樣他是一個政策。
只是說，站在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花蓮，應該要怎麼來開發花蓮、開發到什麼程度，我們也很難看到政府的大作為說花蓮應該怎麼樣，花蓮現在礦產到處都是等等。譬如說，蘇花高開下來，到底一天能容納多少部車，突然間通通跑到花蓮市，怎麼去容納？垃圾的問題，人突然變那麼多，對花蓮有沒有其他的影響，只是說方便，那是不是花蓮會更空洞化，或是更繁榮化。繁榮是誰得利？這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土地炒作的等等。我們應該適度地讓花蓮的一些現況呈現出來。但是因為我的能力不足，拍一部就沒有再繼續拍了。
我們在學校當老師的，基本上要有一些社會責任，教育也是一種社會責任。我們的系裡面就跟許多社區結合，像前一陣子，前面這一塊四、五公頃的地要被開發，那因為這個社區大部分都反對，也貼白布條，我們就積極地介入，用學生的力量，我們可以做的，去鼓勵他們，終於拍了一部片子。這個片子也在這個社區放、在別的地區放，讓大家知道說，你們的聲音大家聽見了，這是紀錄片的功勞。其實鍾寶珠的故事，我也叫學生繼續拍，鍾寶珠以前是少女，現在是歐巴桑了，也應該去拍一下，所以我一個學生畢業製作要拍鍾寶珠她最近的情況。其實會牽扯到花蓮的一些議題，跟一些部落的結合等等。我覺得說，我們在撒種，撒種很重要。你一個人的力量就是這樣，但學生一班三十個很認真地拍，每一年就累積一些東西。我們也會去校外放映，希望達到一些所謂的社區影像教育的功能。
問：這幾年您一直持續在創作，像是去日本拍靖國神社或其他的祭典活動，可是為什麼很少看到您的發表？
潘：靖國神社其實累積夠了，我其實累積很多，老榮民的、靖國神社的素材都在那邊，有關平埔族的影片也很多，但沒有什麼剪。靖國神社反而是應因宣傳的需要，拍一些短片，比較是在特定的地方放映，在台灣、日本、韓國，甚至美國也放，我們有時候也會去那邊。
有關噶瑪蘭的是每年都有影片，都是小品。關於編織的影片要怎麼發表？部落自己看就好了，小品而已。因為剪片要花很多時間，在學校好像因為有寒暑假，看起來假期很多，比方說，我有一支片子，2008年8月8日奧運的時候，高金素梅不是帶一批人去嗎？我跟著去拍，拍完了，我現在剪了12個小時，但是還沒有細剪，本來過年要好好剪，結果剪一天，沒有剪。因為必須思考，為什麼要剪這一段，12個小時我重新看一遍以後，天就亮了。剪兩年多了。
不過，最近我完成一部片子，記錄北部的平埔族「凱達格蘭」，也就是噶瑪蘭，那是跟台大的國科會案子合作，這個應該就會出版。然後會陸續出版幾個片子，有關噶瑪蘭的風俗與宜忌，還有故宮也有出一部片子《追蹤台灣原住民族歷史發展的足跡》，可是這個沒有去參加比賽。
如果沒有去參加比賽，人家就以為你沒有發表，這也是台灣一個怪現象。我們為什麼都重視比賽得到獎金的那個部分？難道不能，我們現在弄一個影展，只要投稿進來，投稿進來的就是有一個觀點，是不是可以就安排一些時段來放。譬如說我這次要去參加的雲之南影展，他們就有社區單元，你只要投稿、入選，沒有什麼獎金，但入選就放，幾十部安排一個禮拜在那邊放，也請導演來談，因為不談獎金，也不談名次，影片就是影片，影展的功能就是宣傳、表達，這一塊台灣比較少，好像就是菁英制，誰很出名或誰得了獎，那就是好片子，沒有得獎的就不是好片子，這很奇怪。所以說影片怎麼去推廣，事實上我們也掉入一個胡同，為什麼得到第一名的就是最好，學校也是落入這個胡同。
問：就是說應該多一點主題式的影展，不要都是競賽式的影展？
潘：對啊！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反而比那個更重要。
問：您覺得比賽的遴選制度，會不會影響拍攝者的拍攝題材的選擇？
潘：拍攝題材我是覺得不會影響，因為每個人關注的題材不同，你去投稿是因為你拍某個議題才去投稿，像國際民族誌影展比較特別，它每次都有主題，像這次叫「試煉與重生」，要符合那個題材的比較吃香，不符合題材的，影展說也可以試試看。
問：說故事的方式會不會影響競賽？
潘：我沒有觀察這部分。有一次台灣紀錄片雙年展放了一部《大道之母》，我印象很深刻，它用很多資料畫面，然後一直鋪陳。我其實很想拍一部這樣有關原住民的紀錄片，可是資料太少了。而且要花很多時間，搞不好要花五年，才有可能有辦法把那部片子完成。當然我們去觀摩影片，多少會受影響，可是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影響我不知道，但是如果那是很不錯的手法，就應該學習。
像這次曹文傑導演不是擔任選片委員嗎？他就跟我說，「欸！老弟，有危機。」以前我們看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外的影片來，他也有看，很多業餘的，台灣有些業餘的，他看了覺得還OK。但是今年的影片他看了七百部，他說國外的影片在手法、鏡位、光影上，這一次投的，比台灣強多了，台灣的看起來好像還是業餘的。他說，這個是警惕耶，我是沒有看片子，但他覺得這怎麼回事。所以台灣的紀錄片界，本來是這樣，走到一段，然後要怎麼樣去突破，或是怎麼樣去創新，或是說怎麼去吸引一般觀眾願意去看紀錄片，恐怕還真的要有一段路要走。
我前陣子看了一部片《我們的地球》（Earth），英國BBC拍的一看那個畫面，真的是經典，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他拍動物，每一個鏡頭，你知道有多少攝影師嗎？有四十幾個攝影師在拍那個影片，導演好像三個。以現在台灣紀錄片的制度，投資者都花小錢，公視以前一分鐘一萬塊的平均水準，現在也差不多，除非現在有一些少數紀錄片工作者，大概可以拿比較高的價格，其他一般的還是苦哈哈。所以就變成說為什麼要拍紀錄片的問題，要當成生財的工具呢？還是說出於社會責任呢？還是自由業餘的去拍呢？這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再加上我們的電視台，從來就不願意去投資紀錄片，不要說紀錄片，就連他們電視節目裡面比較深度的報導，都拍一兩天就結束了，那種能看嗎？最好的就是超視以前的「調查報告」，真的沒有辦法比，沒有辦法超越。
蔡：可是「調查報告」節目活沒多久。
潘：感謝你，至少活了一陣子。真的就是商業台取向，為什麼要投資這麼多錢，有觀眾就好了嘛，那觀眾永遠都是被教育成這樣就夠了，旁白一大堆，反正隨便拍一拍，拍一兩天之後，旁白一直灌下去，影片就塞滿了。人家也是得獎啊，金鐘獎之類的。以前「民視異言堂」，我還很欽佩，現在比較少看了，好像也漸漸地走入那個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