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場的紀工聚會中,郭笑芸導演分享了她一路的紀錄片創作中,參與式觀察法如何深度影響創作,描述自1988年起於全景映像工作室摸索紀錄片,卻又在工作室解散後得到的自由,以及在拍攝家暴三部曲時,參與式觀察又是如何歷經挫折、反省、調整的歷程。
參與式觀察法的開端──《梅子的滋味》
郭笑芸導演與紀錄片的初始接觸來自於,原是全景工作室成立後第一批工作人員員,當時剛解嚴不久,因此少有人拍攝紀錄片,僅有軍教片、宣導片等僵硬的類型類型,於是全景的工作人員們亟欲尋求一個創作方式,而紀錄片便是最後的答案,並陸續製作了《人間燈火》與《生活映像》系列,郭笑芸導演的紀錄片生涯也就此展開。
在1997年以前,攝影機的硬體龐大,若裝上電池重量可達十幾公斤,也使女性難以承擔拍攝工作,因此初期接觸紀錄片的角色,即為導演與企劃。在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全景進入災區蹲點五年,這時攝影機經過改良,體積逐漸縮小,對於紀錄片創作方式產生極大影響,不僅使女性也能撐持攝影機重量,女導演漸漸出現,和被攝者的關係開始產生變化,也讓創作者能以更自由的形式進行拍攝,因此在經過四年蹲點、一年剪接後,郭笑芸導演完成了《梅子的滋味》,同時也是其以參與式觀察法拍攝紀錄片的開端。
參與式觀察法運用了民族誌的方法,「參與」是指參與現場,並從當地人的觀點來看待事件,了解他們內在思考。所謂的「觀察」則指在現場客觀看待發展,是不介入、有距離的觀察,雖然兩者看似矛盾,但對郭笑芸導演來說,這是一種很適合其個人特質的拍攝方式,時而融入、時而跳離,也幫助她在充滿死屍的挖掘現場,維持理性的狀態,適應變化萬千的現場,當政府政策出現大轉彎而造成內部衝突時,除了冷靜觀察之外,唯親身參與才能了解其中真相,因此在拍攝《梅子的滋味》時,也同時摸索參與式觀察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當以參與式觀察法完成拍攝後,在進入剪接台以前,必須先處理繁複的文字工作,寫詳細的逐字稿,反芻整個過程。當來到剪接階段時,便要跳脫拍攝時深度的介入,重新客觀看待這些拍攝下來的影像,這些影像也勾起導演個人相似的記憶,並與其生命故事深刻重疊,因此對導演而言,拍攝紀錄片是一個不斷將生命嵌入現場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不僅參與了他人,同時也觀察了自己,並修正導演與其他人的相處關係,都因為拍攝紀錄片而有了改變。
單飛後的自由──《海棠、馬沙與珊瑚》
2005年全景映像工作室結束後,大家各自單飛,郭笑芸導演在卸下工作室重擔後,成為自由影像工作者,展開一段新的旅程,拍了一部與海洋音樂祭有關的紀錄片。當時導演疑惑為何核四和音樂祭舉辦地僅有咫尺之遙,但卻沒有任何人質疑核四問題,因此這部紀錄片不只談音樂,同時也將環保、沙灘、核四等問題隱隱結合在一起,而這一年,原先低沉的反核運動,因為很多音樂人的參與,開始逐漸蓬勃起來。在拍攝《海棠、馬沙與珊瑚》也利用參與式觀察法,看見許多荒謬與熱血的事情,產生了不一樣的創作思維,促使日後家暴三部曲的萌芽。
家暴三部曲後越臻完備的參與式觀察法
面臨挫折──《最遙遠的愛》
郭笑芸導演認為家暴三部曲的紀錄片創作是其拍攝生涯中,覺得最有意義、也和自己的生命經驗擁有強大呼應的時候。《最遙遠的愛》是臺灣第一部讓受暴者正面露臉、沒有打馬賽克的片子,在現場時,導演也等待著被攝者永遠面對自己、面對攝影機,最後攝影機也成為這幾位受暴女性的陪伴,聽她們述說傷痛,陪她們走過這些過程。不過也在拍攝《最遙遠的愛》時,打破了導演過往對於參與式觀察的樂觀態度,當初抱持為女性伸張正義的使命感進入現場,因此也跟著從女性角度出發看待施暴者,親耳聽見太多施暴狀況,不知不覺將男性妖魔化,於是到了剪接階段,便漸漸反省整個拍攝過程,發現自己的現場概念必須修正,不但缺少了施暴者的觀點,同時錯把極端當成普遍,忽略了家暴的多樣性,因此在完成《最遙遠的愛》後,導演內心陷入憂鬱,沒有完成作品的快樂,僅有類似半成品的空缺。
調整後再度出發──《與愛無關》、《愛的黑海》
而後導演從社會生態學角度看待家暴,將家比喻為一方池塘,池塘的組成成員包括水、動物與植物等,就如同一個家庭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媽媽、爸爸與孩子,只要有家暴的產生,三者均深受影響,而他們各自的特質又會如何影響一個家呢?因此在拍完《最遙遠的愛》後,導演便開始尋找資源,希望接著拍攝分別以施暴者與目睹兒為主要觀點的三部曲,《與愛無關》與《愛的黑海》隨之產生。
意外地,當拍攝《與愛無關》時,導演帶著第一部留下的創傷以及刻板印象進入現場,沒想到卻意外得到到治癒,有了全然不同的觀察與體會。我們通常只著眼於受暴婦女,卻少自施暴者的角度出發,在接觸施暴者後,導演發現他們和身邊的男性友人沒有差別,因此不但解除先前對施暴者的妖魔化印象,同時也一掃憂鬱的狀態。此外導演也鼓勵社工也應嘗試了解施暴者觀點,看看這所恐懼、氣憤、不解的一面其真實模樣,在了解並正視後便不會再飽受恐懼所苦。
家暴衍伸的周邊狀況非常複雜、影響也十分深遠,在旁邊觀看事件發展的孩子,如何從自己的觀點看待父母的衝突,因此第三部進行了目睹兒的拍攝。在進行《愛的黑海》的拍攝後,發現被攝者生命抉擇的痛苦,同時當導演親身觀察暴力遺傳的嚴重性時,也遠超過研究資料所說的百分之六十,甚至高達百分之百。因此在拍完這三部曲後,也讓導演發現參與式觀察能更細緻地了解欲了解的事物,而不只是接案餬口,五年來的拍攝,導演自己作主、表達了欲傳達的觀點,也更清晰地看見國家政策在家暴防治法上的缺失,預計接下來拍攝政治面問題,到底臺灣以至整個亞洲的家暴防治體系,與傳統社會承襲而來的觀念,如何影響家庭,又有哪些並非我們自願承襲而來,又在被迫承襲後做了讓自己與讓別人痛苦、後悔的事。
參與式觀察法之總結
在講座最後,郭笑芸導演總結了其所認為的參與式觀察法的特點,一是必須自內部者的觀點出發,看待該場域發生的種種,若自外部者觀點將永遠無法進入事件核心,因而導致錯誤的政策與決定。二則強調開放式的求知過程,切記不可帶著刻版印象進入田野之中,這將成為得到真相的阻礙,因此在拍攝過程中,必須透過研讀資料來不斷驗證眼前所見,才能在現場得到接近真實的內容。三為深度的個案跟拍,應與被攝者在情感上有深刻的互動,讓雙方達到互信。四是直接參與被攝者生活,即俗稱的蹲點。五為以直接觀察作為蒐集資料的方法,眼見為憑,不可靠人間接轉達,應直接與被攝者對話、交談,因此深度的訪談十分重要,這也必須靠著經驗與方法才能達成。最後則是藉此觀察自我、反省自我與跳離自我,在紀錄片拍攝現場,其實這就是一個參與又觀察的矛盾,在拍攝之中,導演也觀察到自己內心深處的結,但在剪接時竟被一一解開,使其了解恐懼,因而不再恐懼。完成一部片子,就像陪被攝者走過其生命過程,會產生非常深刻的反省,來到剪接過程時,必須用疏離的角度,不斷反問自己為何要這麼做,當時的心境思考又是什麼?
總而言之,導演認為參與式觀察法必須具備以上特點,而不只是和被攝者過日子、然後得到影像如此而已,必須介入自己的生命經驗,以呼應被攝者和拍攝者的內在流動,才能產生深刻的影像。因此在拍攝紀錄片時,其實也同樣生活在紀錄片的概念之中,而通過參與式觀察法所得到的真實,更能看見政策與議題的癥結所在,提出建議與想法,成為一股改變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
參與式觀察法的開端──《梅子的滋味》
郭笑芸導演與紀錄片的初始接觸來自於,原是全景工作室成立後第一批工作人員員,當時剛解嚴不久,因此少有人拍攝紀錄片,僅有軍教片、宣導片等僵硬的類型類型,於是全景的工作人員們亟欲尋求一個創作方式,而紀錄片便是最後的答案,並陸續製作了《人間燈火》與《生活映像》系列,郭笑芸導演的紀錄片生涯也就此展開。
在1997年以前,攝影機的硬體龐大,若裝上電池重量可達十幾公斤,也使女性難以承擔拍攝工作,因此初期接觸紀錄片的角色,即為導演與企劃。在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全景進入災區蹲點五年,這時攝影機經過改良,體積逐漸縮小,對於紀錄片創作方式產生極大影響,不僅使女性也能撐持攝影機重量,女導演漸漸出現,和被攝者的關係開始產生變化,也讓創作者能以更自由的形式進行拍攝,因此在經過四年蹲點、一年剪接後,郭笑芸導演完成了《梅子的滋味》,同時也是其以參與式觀察法拍攝紀錄片的開端。
參與式觀察法運用了民族誌的方法,「參與」是指參與現場,並從當地人的觀點來看待事件,了解他們內在思考。所謂的「觀察」則指在現場客觀看待發展,是不介入、有距離的觀察,雖然兩者看似矛盾,但對郭笑芸導演來說,這是一種很適合其個人特質的拍攝方式,時而融入、時而跳離,也幫助她在充滿死屍的挖掘現場,維持理性的狀態,適應變化萬千的現場,當政府政策出現大轉彎而造成內部衝突時,除了冷靜觀察之外,唯親身參與才能了解其中真相,因此在拍攝《梅子的滋味》時,也同時摸索參與式觀察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當以參與式觀察法完成拍攝後,在進入剪接台以前,必須先處理繁複的文字工作,寫詳細的逐字稿,反芻整個過程。當來到剪接階段時,便要跳脫拍攝時深度的介入,重新客觀看待這些拍攝下來的影像,這些影像也勾起導演個人相似的記憶,並與其生命故事深刻重疊,因此對導演而言,拍攝紀錄片是一個不斷將生命嵌入現場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不僅參與了他人,同時也觀察了自己,並修正導演與其他人的相處關係,都因為拍攝紀錄片而有了改變。
單飛後的自由──《海棠、馬沙與珊瑚》
2005年全景映像工作室結束後,大家各自單飛,郭笑芸導演在卸下工作室重擔後,成為自由影像工作者,展開一段新的旅程,拍了一部與海洋音樂祭有關的紀錄片。當時導演疑惑為何核四和音樂祭舉辦地僅有咫尺之遙,但卻沒有任何人質疑核四問題,因此這部紀錄片不只談音樂,同時也將環保、沙灘、核四等問題隱隱結合在一起,而這一年,原先低沉的反核運動,因為很多音樂人的參與,開始逐漸蓬勃起來。在拍攝《海棠、馬沙與珊瑚》也利用參與式觀察法,看見許多荒謬與熱血的事情,產生了不一樣的創作思維,促使日後家暴三部曲的萌芽。
家暴三部曲後越臻完備的參與式觀察法
面臨挫折──《最遙遠的愛》
郭笑芸導演認為家暴三部曲的紀錄片創作是其拍攝生涯中,覺得最有意義、也和自己的生命經驗擁有強大呼應的時候。《最遙遠的愛》是臺灣第一部讓受暴者正面露臉、沒有打馬賽克的片子,在現場時,導演也等待著被攝者永遠面對自己、面對攝影機,最後攝影機也成為這幾位受暴女性的陪伴,聽她們述說傷痛,陪她們走過這些過程。不過也在拍攝《最遙遠的愛》時,打破了導演過往對於參與式觀察的樂觀態度,當初抱持為女性伸張正義的使命感進入現場,因此也跟著從女性角度出發看待施暴者,親耳聽見太多施暴狀況,不知不覺將男性妖魔化,於是到了剪接階段,便漸漸反省整個拍攝過程,發現自己的現場概念必須修正,不但缺少了施暴者的觀點,同時錯把極端當成普遍,忽略了家暴的多樣性,因此在完成《最遙遠的愛》後,導演內心陷入憂鬱,沒有完成作品的快樂,僅有類似半成品的空缺。
調整後再度出發──《與愛無關》、《愛的黑海》
而後導演從社會生態學角度看待家暴,將家比喻為一方池塘,池塘的組成成員包括水、動物與植物等,就如同一個家庭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媽媽、爸爸與孩子,只要有家暴的產生,三者均深受影響,而他們各自的特質又會如何影響一個家呢?因此在拍完《最遙遠的愛》後,導演便開始尋找資源,希望接著拍攝分別以施暴者與目睹兒為主要觀點的三部曲,《與愛無關》與《愛的黑海》隨之產生。
意外地,當拍攝《與愛無關》時,導演帶著第一部留下的創傷以及刻板印象進入現場,沒想到卻意外得到到治癒,有了全然不同的觀察與體會。我們通常只著眼於受暴婦女,卻少自施暴者的角度出發,在接觸施暴者後,導演發現他們和身邊的男性友人沒有差別,因此不但解除先前對施暴者的妖魔化印象,同時也一掃憂鬱的狀態。此外導演也鼓勵社工也應嘗試了解施暴者觀點,看看這所恐懼、氣憤、不解的一面其真實模樣,在了解並正視後便不會再飽受恐懼所苦。
家暴衍伸的周邊狀況非常複雜、影響也十分深遠,在旁邊觀看事件發展的孩子,如何從自己的觀點看待父母的衝突,因此第三部進行了目睹兒的拍攝。在進行《愛的黑海》的拍攝後,發現被攝者生命抉擇的痛苦,同時當導演親身觀察暴力遺傳的嚴重性時,也遠超過研究資料所說的百分之六十,甚至高達百分之百。因此在拍完這三部曲後,也讓導演發現參與式觀察能更細緻地了解欲了解的事物,而不只是接案餬口,五年來的拍攝,導演自己作主、表達了欲傳達的觀點,也更清晰地看見國家政策在家暴防治法上的缺失,預計接下來拍攝政治面問題,到底臺灣以至整個亞洲的家暴防治體系,與傳統社會承襲而來的觀念,如何影響家庭,又有哪些並非我們自願承襲而來,又在被迫承襲後做了讓自己與讓別人痛苦、後悔的事。
參與式觀察法之總結
在講座最後,郭笑芸導演總結了其所認為的參與式觀察法的特點,一是必須自內部者的觀點出發,看待該場域發生的種種,若自外部者觀點將永遠無法進入事件核心,因而導致錯誤的政策與決定。二則強調開放式的求知過程,切記不可帶著刻版印象進入田野之中,這將成為得到真相的阻礙,因此在拍攝過程中,必須透過研讀資料來不斷驗證眼前所見,才能在現場得到接近真實的內容。三為深度的個案跟拍,應與被攝者在情感上有深刻的互動,讓雙方達到互信。四是直接參與被攝者生活,即俗稱的蹲點。五為以直接觀察作為蒐集資料的方法,眼見為憑,不可靠人間接轉達,應直接與被攝者對話、交談,因此深度的訪談十分重要,這也必須靠著經驗與方法才能達成。最後則是藉此觀察自我、反省自我與跳離自我,在紀錄片拍攝現場,其實這就是一個參與又觀察的矛盾,在拍攝之中,導演也觀察到自己內心深處的結,但在剪接時竟被一一解開,使其了解恐懼,因而不再恐懼。完成一部片子,就像陪被攝者走過其生命過程,會產生非常深刻的反省,來到剪接過程時,必須用疏離的角度,不斷反問自己為何要這麼做,當時的心境思考又是什麼?
總而言之,導演認為參與式觀察法必須具備以上特點,而不只是和被攝者過日子、然後得到影像如此而已,必須介入自己的生命經驗,以呼應被攝者和拍攝者的內在流動,才能產生深刻的影像。因此在拍攝紀錄片時,其實也同樣生活在紀錄片的概念之中,而通過參與式觀察法所得到的真實,更能看見政策與議題的癥結所在,提出建議與想法,成為一股改變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