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 【國家相簿訪談計劃】深度訪談王耿瑜策展人（上）
蔡：所以你會花那麼脾氣，流了那麼多淚，是必然的嗎？我覺得聽起來這是難免的，如果以這樣的過程來看，是很難不會有問題的。
王：對啊，因為跟我之前的策展經驗很不一樣。
影展就是有這麼多事情，我所有的要求就是很單純。可是這次不一樣，我的要求變成是資方的需求，這件事情就不一樣。我覺得在內部工作團隊的關係變得很不同，這件事情就非常的兩面，對我來說是一個奇特的經驗。
蔡：您不單只是一個專業策展人，還要身兼老闆，這很衝突吧？
王：對。這很衝突，我連三節是不是要送禮金之類的事情都要想，好麻煩。
蔡：就我所了解，雙年展一直都是找個別策展人去接，然後策展人再去組自己的團隊，過去幾屆也是這個模式，之前游惠貞那屆也是。如果比較合理來講的話，如果說是一個團體去接這個東西，也許他每屆找一個不同的策展人去幫忙做，這團體本身也是一個常態性，然後要求國美館也有一個常設性的組織，就像金馬獎執委會那樣，這樣的模式會不會比較好呢？
王：我還是覺得由在地來做比較好，既然搬到台中就是希望能夠去拓展台中，包括觀影的習慣、拓展台中的觀眾，以及建造出在台中的影展。
其實電腦這麼方便，國際連絡在台中也還是可以找到，而且現在返鄉的人也很多，大家很願意回到家鄉去工作。在台中當地就可以找做活動、國際連絡、行政、宣傳的人，他們就是長在這裡，在這邊讀書的人，他們會更清楚，而且會更有熱情，我覺得這是很不一樣的。這次以及前面兩次都是台北團隊，下去到那邊，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失去了文建會當初為什麼要移到去台中的基礎。
我這次找贊助盡量找當地的，然後我們盡量跟當地的學生們合作，裕珍馨或者是實心美術，這都是在地。你真的要去台中辦，你就真的要找，他們才會與有榮焉，有參與感，這就是我們台中的影展，這跟我是一個台北的金主下去是不同的。
蔡：所以您覺得連策展團隊都是要找台中的？
王：我覺得是要在台中當地的，我覺得是這樣。
蔡：有辦法嗎？
王：我覺得有辦法。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難，還有就是因地制宜性，譬如說這次影展的工頭們都是從台北下去的，可是這幾年都已經有許多的志工參與，這個影展比較特別是他有志工組織，跟台北的比較不一樣。
不管是這些志工，或是說花一兩年訓練新人，其實大家也是從不會到會。所以寧願是在台中當地，曾經可能有看過影展，或者是只要喜歡影展的人。我覺得就是老闆要比較大膽一點，就像是當年我被李行導演找去做金馬，我也是一個從來都沒有策劃影展的人，可是他找我去，然後因為我喜歡看影展，我就自然會去找到一些方法去想我該怎麼做，這件事情就是你要找到有那個熱情，然後願意付出，願意去學習的人。影展沒那麼難，說實話。
蔡：如果策展團隊可以這樣的話，國美館本身的常設性組織還是很重要。
王：對，就變成他們應該要有一個常設性組織去做這些東西，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以及就是說，假如像是楊蕙如在這裡工作了兩年，然後自己覺得可以做看看策展人的工作，而且諮詢委員也同意，那我覺得她出來做策展搞不好也是非常好的。
蔡：您覺得紀錄片工會可以幫忙推動這個嗎？
王：可以喔。
蔡：因為這也是跟紀錄片相關，試著把它常態化。
王：其實我有一直向國美館館長說這件事，到我去做成果報告的時候，我也有跟館長講明。館長也有問了一些，有關票務及職務相關的問題。我就說沒有那麼難啦，這個部分你們已經在旁邊看了幾年，然後願意去學的話，其實真的沒那麼難。
蔡：紀錄片工會前陣子在開理監事會的時候，有人提議說，評估說以團體的名義去接紀錄片雙年展，因為紀錄片工會想做資料庫，資源平台如果說能夠跟雙年展做結合的話，大家也覺得不錯，您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可不可行？
王：我當然覺得這樣做不錯。因為我自己本來一開始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我想的就是，已經失蹤很久的紀錄片協會是不是也可以做點什麼，紀錄片工會我們也可以參與。我自己在做雙年展的時候，我一直想的就是，我是一個初來乍到的一個新的客人，原本在做紀錄片的這麼多人，這次該怎麼去做一個connection。
假如能夠這些常年在拍片的導演們來看這些紀錄片，一定能更深刻。國外這幾年發展的方向，我覺得台灣的紀錄片導演假如能夠多看一些這樣子的片子，可能會更好，對於接下來的要做的創作會有很大的刺激。可是，對我來說不是那麼成功的原因，除了觀眾票房以外，我會覺得說紀錄片圈內的來參與的人沒有很多。
蔡：所以我剛才說，如果紀錄片工會去做，算是有一些基本的人脈在那邊，如果團體的方式直接去幫忙做這個東西，是否也更容易去號召。當然策展人還是可以找你們這種專業的策展人來支援。
王：可是這還是必須要跟國美館那邊去協調看看，包括幾個諮詢委員，像是跟陳儒修老師、王尉慈老師、廖金鳳老師、黃玉珊老師等等，分別去跟他們聊一聊，由他們來提議，會比較簡單一點。但是說實話，我會覺得還是要去台中。
蔡：可是如果說國美館可以決定派一個團隊下去常駐那裡，跟拍紀錄片一樣蹲點在那邊的話，應該也不是那麼難，因為這是一個團體，可以抽調人馬或是徵召支援的人，這不是由個人，像您這一屆的做法。
王：但我覺得國美館的角色，基本上還是會跟現在的狀況是一樣的。
蔡：可是如果說，工會可以有您剛剛所講的概念，是派人常駐，而且是更早就下去，就相對也可以要求國美館，要設一個常設組織，我既然都已經下去，國美館怎麼可以只有兩三個人的編制來做事。
王：說實話，我覺得很難。因為國美館到底是美術館的編制。譬如說，我在做兒童影展時，我這邊的總召是林樂群，所以他要去follow其他的人是很方便的，可是國美館的總召窗口是楊蕙如，她要去跟其他部門，像宣傳組、展覽組，對她來說要去協調這些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問題是他們本身就已經有那麼多原來的館務在進行著，我也問過他們不可能再去新增設 in house的人。
蔡：如果這一點沒辦法解決，可是您說要找在地的文化人來做策展，他們可能不會認真去找啊？
王：工會即使真的派人下去台中，要下去幾個人？以及假如下去的時間是半年或一年？我覺得他們還是把雙年展當單年展在辦，譬如說只有九個月的時間，即便是由工會來承接，意思是一樣的，他可能還是等到三月份開始，然後頂多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在台中，而且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給這麼長的時間。
蔡：如果國美館的狀況是這樣，您的意思是說就算工會去接，問題也是跟你們的差不多？
王：對啊，因為跟我之前的策展經驗很不一樣。
影展就是有這麼多事情，我所有的要求就是很單純。可是這次不一樣，我的要求變成是資方的需求，這件事情就不一樣。我覺得在內部工作團隊的關係變得很不同，這件事情就非常的兩面，對我來說是一個奇特的經驗。
蔡：您不單只是一個專業策展人，還要身兼老闆，這很衝突吧？
王：對。這很衝突，我連三節是不是要送禮金之類的事情都要想，好麻煩。
蔡：就我所了解，雙年展一直都是找個別策展人去接，然後策展人再去組自己的團隊，過去幾屆也是這個模式，之前游惠貞那屆也是。如果比較合理來講的話，如果說是一個團體去接這個東西，也許他每屆找一個不同的策展人去幫忙做，這團體本身也是一個常態性，然後要求國美館也有一個常設性的組織，就像金馬獎執委會那樣，這樣的模式會不會比較好呢？
王：我還是覺得由在地來做比較好，既然搬到台中就是希望能夠去拓展台中，包括觀影的習慣、拓展台中的觀眾，以及建造出在台中的影展。
其實電腦這麼方便，國際連絡在台中也還是可以找到，而且現在返鄉的人也很多，大家很願意回到家鄉去工作。在台中當地就可以找做活動、國際連絡、行政、宣傳的人，他們就是長在這裡，在這邊讀書的人，他們會更清楚，而且會更有熱情，我覺得這是很不一樣的。這次以及前面兩次都是台北團隊，下去到那邊，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失去了文建會當初為什麼要移到去台中的基礎。
我這次找贊助盡量找當地的，然後我們盡量跟當地的學生們合作，裕珍馨或者是實心美術，這都是在地。你真的要去台中辦，你就真的要找，他們才會與有榮焉，有參與感，這就是我們台中的影展，這跟我是一個台北的金主下去是不同的。
蔡：所以您覺得連策展團隊都是要找台中的？
王：我覺得是要在台中當地的，我覺得是這樣。
蔡：有辦法嗎？
王：我覺得有辦法。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難，還有就是因地制宜性，譬如說這次影展的工頭們都是從台北下去的，可是這幾年都已經有許多的志工參與，這個影展比較特別是他有志工組織，跟台北的比較不一樣。
不管是這些志工，或是說花一兩年訓練新人，其實大家也是從不會到會。所以寧願是在台中當地，曾經可能有看過影展，或者是只要喜歡影展的人。我覺得就是老闆要比較大膽一點，就像是當年我被李行導演找去做金馬，我也是一個從來都沒有策劃影展的人，可是他找我去，然後因為我喜歡看影展，我就自然會去找到一些方法去想我該怎麼做，這件事情就是你要找到有那個熱情，然後願意付出，願意去學習的人。影展沒那麼難，說實話。
蔡：如果策展團隊可以這樣的話，國美館本身的常設性組織還是很重要。
王：對，就變成他們應該要有一個常設性組織去做這些東西，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以及就是說，假如像是楊蕙如在這裡工作了兩年，然後自己覺得可以做看看策展人的工作，而且諮詢委員也同意，那我覺得她出來做策展搞不好也是非常好的。
蔡：您覺得紀錄片工會可以幫忙推動這個嗎？
王：可以喔。
蔡：因為這也是跟紀錄片相關，試著把它常態化。
王：其實我有一直向國美館館長說這件事，到我去做成果報告的時候，我也有跟館長講明。館長也有問了一些，有關票務及職務相關的問題。我就說沒有那麼難啦，這個部分你們已經在旁邊看了幾年，然後願意去學的話，其實真的沒那麼難。
蔡：紀錄片工會前陣子在開理監事會的時候，有人提議說，評估說以團體的名義去接紀錄片雙年展，因為紀錄片工會想做資料庫，資源平台如果說能夠跟雙年展做結合的話，大家也覺得不錯，您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可不可行？
王：我當然覺得這樣做不錯。因為我自己本來一開始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我想的就是，已經失蹤很久的紀錄片協會是不是也可以做點什麼，紀錄片工會我們也可以參與。我自己在做雙年展的時候，我一直想的就是，我是一個初來乍到的一個新的客人，原本在做紀錄片的這麼多人，這次該怎麼去做一個connection。
假如能夠這些常年在拍片的導演們來看這些紀錄片，一定能更深刻。國外這幾年發展的方向，我覺得台灣的紀錄片導演假如能夠多看一些這樣子的片子，可能會更好，對於接下來的要做的創作會有很大的刺激。可是，對我來說不是那麼成功的原因，除了觀眾票房以外，我會覺得說紀錄片圈內的來參與的人沒有很多。
蔡：所以我剛才說，如果紀錄片工會去做，算是有一些基本的人脈在那邊，如果團體的方式直接去幫忙做這個東西，是否也更容易去號召。當然策展人還是可以找你們這種專業的策展人來支援。
王：可是這還是必須要跟國美館那邊去協調看看，包括幾個諮詢委員，像是跟陳儒修老師、王尉慈老師、廖金鳳老師、黃玉珊老師等等，分別去跟他們聊一聊，由他們來提議，會比較簡單一點。但是說實話，我會覺得還是要去台中。
蔡：可是如果說國美館可以決定派一個團隊下去常駐那裡，跟拍紀錄片一樣蹲點在那邊的話，應該也不是那麼難，因為這是一個團體，可以抽調人馬或是徵召支援的人，這不是由個人，像您這一屆的做法。
王：但我覺得國美館的角色，基本上還是會跟現在的狀況是一樣的。
蔡：可是如果說，工會可以有您剛剛所講的概念，是派人常駐，而且是更早就下去，就相對也可以要求國美館，要設一個常設組織，我既然都已經下去，國美館怎麼可以只有兩三個人的編制來做事。
王：說實話，我覺得很難。因為國美館到底是美術館的編制。譬如說，我在做兒童影展時，我這邊的總召是林樂群，所以他要去follow其他的人是很方便的，可是國美館的總召窗口是楊蕙如，她要去跟其他部門，像宣傳組、展覽組，對她來說要去協調這些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問題是他們本身就已經有那麼多原來的館務在進行著，我也問過他們不可能再去新增設 in house的人。
蔡：如果這一點沒辦法解決，可是您說要找在地的文化人來做策展，他們可能不會認真去找啊？
王：工會即使真的派人下去台中，要下去幾個人？以及假如下去的時間是半年或一年？我覺得他們還是把雙年展當單年展在辦，譬如說只有九個月的時間，即便是由工會來承接，意思是一樣的，他可能還是等到三月份開始，然後頂多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在台中，而且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給這麼長的時間。
蔡：如果國美館的狀況是這樣，您的意思是說就算工會去接，問題也是跟你們的差不多？
王：是一樣的。
蔡：您之所以持續辦那麼多影展的內在動機是？
王：對我來說就是分享，我第一次做影展的時候，就覺得很重要的是 「連結」。策展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像橋樑般的角色，我去讓國內外的導演、影片跟國內的觀眾去做一個連結，我覺得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我一路這樣子看著國際影展長大，自己也覺得說對我自己的人生，是一個滿正向的。所以我也覺得說，假如我可以去回饋或服務更多人的話，我覺得其實很好啊。因為電影讓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這些都是我在影展，有機緣看到這些片子的時候，我才漸漸明白的。我覺得影展它提供的是一個多元口味，我很怕大家讓同質化越來越厲害，或是讓大家變得像是一模一樣的年輕人。我希望可以開一扇窗，這就是內在動機。
蔡：您之所以持續辦那麼多影展的內在動機是？
王：對我來說就是分享，我第一次做影展的時候，就覺得很重要的是 「連結」。策展人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像橋樑般的角色，我去讓國內外的導演、影片跟國內的觀眾去做一個連結，我覺得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我一路這樣子看著國際影展長大，自己也覺得說對我自己的人生，是一個滿正向的。所以我也覺得說，假如我可以去回饋或服務更多人的話，我覺得其實很好啊。因為電影讓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這些都是我在影展，有機緣看到這些片子的時候，我才漸漸明白的。我覺得影展它提供的是一個多元口味，我很怕大家讓同質化越來越厲害，或是讓大家變得像是一模一樣的年輕人。我希望可以開一扇窗，這就是內在動機。
問：您對於民間補助影像製作的影響有什麼看法？
王：我想影響分為眼前的跟長遠的。譬如說，我最近在做一系列拍台灣作家的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案子是由和碩電子的老闆來提供一筆資金，後來我也陸陸續續接觸到趨勢科技等，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我會覺得說他們真的看到了影像力量，但是我們身為創作端的，製造影像這一端的，我們是不是也真的沒有辜負那份重視，我們是不是也提供出那麼好的一個作品出來呢？
因為假如這些年贊助方看到出來的東西不是很好，熱潮可能又會退掉了，對於下一次要再拿錢可能就很難了。可是假如每一次每個創作者都很珍惜，好好地把作品盡心盡力地去完成，那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然後會有更多企業，或者是其他的基金會，源源不絕地做下去，因為他們感受到好的部分。
蔡：台灣補助的部分當然是比以前多，可是國外贊助補助國外的紀錄片工作者的經費，包括中國大陸，這兩邊經費水準落差，您有沒有觀察到這個差異？這些東西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影響？我提這個，是因為我早上在開公共電視的公聽會，有一個長期的問題，包括公共電視或有一些公部門的委製案。其實公部門的委製案補助的很少，可是卻向創作者要求全部的版權，那個經費如果跟國外的相較來看，國外可能三百萬以上，那我們大概有一百多萬就不錯了。這樣的情況下，經常要犧牲主要工作人員的人事費，而且主要工作人員都是在兼差的情況下在拍片，可是充足的經費令國外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可以專心地拍片，您不覺得這個東西也會影響品質嗎？您認為在台灣是否能改善？
王：當然能。他們就是每個都想要出一點，可是出的這麼九牛一毛，可是他們又要拿到這個東西，就變成很容易就是惡性循環。像國外的鹿特丹之類的，他們有一些是指定給第三世界國家申請，但台灣又不是。可是我真的有看到就是說，他們從申請，從前期的劇本，到整個的拍攝，甚至是後期的製作，不同階段的一些申請，到拍攝完成，又去參展，然後又得獎，這整個是非常良性的一個循環過程。
蔡：可是我們進不去那個循環，對不對？我們一開始就好像有點先天不足，雖然說有補助，可是基本上吃不飽、餓不死，我感覺對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來講是這樣。那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態下，你要做很好的片子，在人、技術的部分，少了好人才去投入，都會有影響。當然我們可以說我們紀錄片工作者還是不夠用心，這當然也是有，可是我又覺得除了用心以外，物質層面的部分，您會不會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王： 這當然是一個影響的因素。我覺得像公共電視有關版權擁有的這件事情當然非常可議，但是到底可以靠什麼其他的力量去改善……。譬如說現在「紀錄觀點」要從新聞部轉到國際部去，那在這個轉換期間有什麼新的可能性？我有聽到一些是擁有部份版權，等於說各自都擁有各自的之類的例子。
蔡：他們對某些經費不夠或投資不夠的會給予一部分的權利，可是這是很少的個案。
王：基本上還是全部？
蔡：全部。因為我要去參加公聽會，早上林樂群也有談到這件事，他說就像國外電視台也常常都是要全部的權利，因為比較有利後面的行銷。
王：這也是。
蔡：可是公共電視後面的行銷又做不好，如果做的很好也就算了而且給製作費又不夠。
王：但是我覺得這是整體的，因為我自己這幾年大部分是在國際部，所以也跟他們也比較熟，我覺得至少他們已經是是滿認真地持續去做這件事情，專門有人去丟影展。
蔡：在影展參展這部分我知道，我講的是比較屬於紀錄片DVD行銷，其實他們行銷部很沒有概念。您講的國際部當然是滿盡心的，這我倒是了解。林樂群也有講到結構性的問題，總預算是不夠的。今天政府總預算給公視只有九億元，總預算不夠的話，其實其他部分要做的好都很難，所以還是歸到那個源頭。
王：就變得還是整個文化政策的問題，對不對？像最近主管電影機關的電影處長，是一個12月1日從日本外派回來的，對於台灣電影界完全不了解的一位，他就要來領導這麼複雜的台灣電影界，你覺得他會制定什麼樣子的政策方向呢？
蔡：從日本剛回來的喔？
王：我會覺得這國家好荒謬喔，怎麼會這樣呢？然後電影資料館館長退休，12月底開董事會了，還沒有繼任人選，也沒有交接，那這個電影處怎麼敢簽這個簽呈？太好笑了，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蔡：說到底就是我們的文化部門很糟。
問：您對於國內紀錄片展演的現況有什麼樣的看法？台灣目前紀錄片展演的空間和機會，包括上院線、投展…等。
王：我聽到2010年上院線的國內外紀錄片有二十幾部。
蔡：十部就很多，有到二十幾部嗎？可能有的一上就下來了。
王：不少喔，像是《牛鈴之聲》之類的加起來大概有二十幾部。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我有問過當地的導演們，連在阿姆斯特丹已經是一個這麼成熟的公民社會，紀錄片影展已經運作了十幾年，可是他們能夠上院線的紀錄片，一年好像不到十部。
蔡：所以台灣這種情況是怎麼回事？
王：就是因為台灣很沒有章法，台灣好也在這邊，不好也在這邊。所以它也可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機會，沒有其他國家是可以這樣子的。
譬如說在日本，場記要做到十年才可能當到副導，副導可能要再做個十年，都是這樣。哪有人像我們隨便就跑來當副導。這是我們的好處，機會點也在這邊，台灣的院線是可以允許這麼多的紀錄片上映。當然關於票房，又不在這個討論之內，因為那又變成是整個教育，要怎麼樣教育出多元開放的，可以接納各種可能性的公民，才可能有更多的觀眾來，不能說只是用行銷的方式。
預算大一點的像《艋舺》，然後有出奇招的《父後七日》，這本來都是機率問題，包括公共電視所謂的做行銷這件事。我有時候會覺得，有時候你們也滿努力的，但是好像就不得法。
蔡：對。
王：得不得法這件事情也是……，歐美國家已經是幾百年的歷史在走，我們也真的就是只有這十幾年，說實話我們本來就是在路上的。好吧，不要一直用負面的、否定的語氣去看這個東西的話，或許會是比較好的。
另外，就是關於展演空間的問題。我覺得國美館既然要變成一個常設的影展單位，但說實話卻不是一個好的影展放映空間。譬如說，我自己長年當觀眾，我才不管節目是怎樣，這些事情是策展人的事。對我來說，我就是希望坐在一個很舒服的地方，可以從頭到尾都沒有斷片，都沒有接錯片，安安心心地看完一部片子。對一個觀眾來講，觀影品質是最重要的，可是國美館沒有任何的一個場地適合，文化局的也不好，螢幕好小，而且會擋到頭，所以你螢幕看久了，是很難聚焦的，看久了又會累。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以及我常常碰到有錢的人的時候，我都在鼓勵他們，能設立一個全年度放紀錄片的戲院。
蔡：紀錄片的國民戲院，對不對？
王：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應該要努力的方向。最好基礎是有個至少八十多個座位，像光點台北那樣，甚至不用那麼多，五十個也好，但是是可以經年累月的，以戲院經營式地去做。
蔡：巴黎就有這種老戲院。
王：對啊。
蔡：我們工會也想推這個，這個很重要。
王：對，我覺得長遠對紀錄片的培養來說，這樣子的方式，可以串聯到其他的縣市，會比一個影展，像是兩年一次的紀錄片雙年展還要重要。假如有一個持續在推動，以及放映的場所，我覺得是比紀錄片雙年展是更值得去爭取的。
問：您近幾年積極持續地在做影像推廣的活動，可否談談「台片發春」活動的始末。
王：「台片發春」聯合宣傳的活動，就跟我前面講的自發性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第一年的「台片發春」是剛好《練習曲》要上片，我就發現周圍好幾部國片也要上片。剛好也認識那些導演、製片、行銷，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既然每次上通告、上媒體，或是辦記者會都很難，那我們要不要大家一起聯合造勢。場地就是在誠品的地下二樓咖啡店，大家真的就是自發，根本也沒錢，每個人就自己分配一下東西，不過效果很好，對所有的每個人來說，導演、演員都是第一次，也都很開心就都出席。包括媒體大概覺得很新鮮，就有關注。
後來，第二年到了第三年，我有跟他們說，要不要去新聞局要要看經費，因為這些人已經夠窮了，但聯合造勢的DM還是要印嘛。 DM就算在便宜也要兩三萬塊錢，美術設計設計一下，然後印個五千、一萬份，接著去派送發放，這是最基礎的。我就去新聞局要要看經費，有拿到印刷費。後來隔了幾年，新聞局也看到了效果，我們也都有邀請局長、處長參加。
後來他們就開始撥款，可是一撥款又變成是招標案，又變質了。就變成因為是他們給錢，所以有一些規定，原本是自發的，是大家氣味相投的來做的。
所以就是變成個人的選擇，要嘛就是你不要，有骨氣不要公共電視的錢，不要你的錢，我就是自己來，我就靠我自己的，我就是做我自己可以做的，完全作主，一則是這樣。不然的話就是，拿了錢手軟腳軟，就必須就依他人的意見，不管是做影展或是做創作都一樣。
問：那台灣電影創作聯盟（TOFU）呢？
王：TOFU不是由我成立的，是1998年由王小棣導演等人成立的，那時候王小棣老師是理事長，中間也有做一些培訓的，然後他們也有去爭取一些權益，也有去做一些抗議之類的。
後面這幾年就比較沒做事，2008年年底，小棣老師就問我，要不要接她的位置，因為她任期也到了，也不能再連任。我就接了，其實是不小心接的。
要做一個組織這件事情，因為原本大家手上都有很多事情，這真的是一個犧牲奉獻的公益事情。一方面也沒錢，我就想說至少要自己也要玩得開心一點，加上我們自己就很喜歡辦party，所以後來就有TOFU Party。2009年是每個月辦一次，到2010年我在忙雙年展，後來就是兩個月辦一次，今年的話，可能是三個月辦一次。
我們就漸漸摸出一些，之前是比較雜燴式的，可能是有新片發表，然後是哪個導演來講點什麼話之類的，前面幾次是這樣。到去年的時候，我們就變成每次都是主題派對，譬如說我們做過電影編劇、配樂、美術、攝影的，或是預告片怎麼剪，我就找片商、剪接師、導演，大家用不同的角度來看預告片怎麼剪。或是美術的部分，我就請中生代帶助理來，以及找資深的王童導演，老中青三代一起來做。
我就發現這些工作人員平常就是各自拍各自的，橫向連繫很少，而且機會點就在這邊，很多大學剛剛畢業出來，做了一部、兩部的助理，到第三部可能就開始做美術指導，問題是不懂的事情還很多， 一方面你也很忙，但你卻也已經變成美術指導，所有事情你就得去解決、面對。所以，我就想藉由這樣子的連繫，大家就可以互通有無。
每次就還滿開心的，只是我覺得在拓展出更多人來的空間上也還很大啦。就跟大家有沒有很重視自己參與的一個協會，我想跟工會很多的活動也一樣，除了自己手頭上的事情、工作、創作之外，對其他公共事物的一種關心跟參與。我覺得台灣這個部分還待加強。
問：現今很多人都在拍東西，創作的量也很大，對於年輕一輩的創作者，您有沒有什麼建議？
王：我在這些年、在不同的時間點裡，有一些朋友給了我一些話，我覺得對我很受用，我願意再轉述給你們。首先，就是要謙卑，不要太驕傲。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很容易以為我們明白了所有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很驕傲，可是其實你就知道說，其實世界上還有太多事情是你不瞭解的，真的要很謙卑，才可以吸收，才可以去學。
王小棣老師常要我們莫忘初衷。雖然流淚、流汗，流了那麼多，當時到底為什麼想要去做，千萬不要忘掉的，就是這個。再者，假如你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會找到方法，假如你不想要做一件事情一定會找到藉口。大家可能都會有很多的藉口、抱怨或什麼。
還有就是要尊重，尊重自己跟別人。尤其是你要拍一個紀錄片，任何的創作，你要對於你要做的這件事情的尊重，以及拍攝題材的尊重，對於拍攝者的尊重，我覺得這些東西會在作品裡面被看到。
最後，因為這幾年我看比較多的佛經，事情來了就要面對它、接受它、放下它，還有一個就是惜福、結緣、利人天，真的要很惜福常常要說謝謝，這真的很有效喔！希望大家保持善良、樂觀、孝順父母，祝大家早日明心見性。
王：我想影響分為眼前的跟長遠的。譬如說，我最近在做一系列拍台灣作家的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案子是由和碩電子的老闆來提供一筆資金，後來我也陸陸續續接觸到趨勢科技等，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我會覺得說他們真的看到了影像力量，但是我們身為創作端的，製造影像這一端的，我們是不是也真的沒有辜負那份重視，我們是不是也提供出那麼好的一個作品出來呢？
因為假如這些年贊助方看到出來的東西不是很好，熱潮可能又會退掉了，對於下一次要再拿錢可能就很難了。可是假如每一次每個創作者都很珍惜，好好地把作品盡心盡力地去完成，那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然後會有更多企業，或者是其他的基金會，源源不絕地做下去，因為他們感受到好的部分。
蔡：台灣補助的部分當然是比以前多，可是國外贊助補助國外的紀錄片工作者的經費，包括中國大陸，這兩邊經費水準落差，您有沒有觀察到這個差異？這些東西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影響？我提這個，是因為我早上在開公共電視的公聽會，有一個長期的問題，包括公共電視或有一些公部門的委製案。其實公部門的委製案補助的很少，可是卻向創作者要求全部的版權，那個經費如果跟國外的相較來看，國外可能三百萬以上，那我們大概有一百多萬就不錯了。這樣的情況下，經常要犧牲主要工作人員的人事費，而且主要工作人員都是在兼差的情況下在拍片，可是充足的經費令國外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可以專心地拍片，您不覺得這個東西也會影響品質嗎？您認為在台灣是否能改善？
王：當然能。他們就是每個都想要出一點，可是出的這麼九牛一毛，可是他們又要拿到這個東西，就變成很容易就是惡性循環。像國外的鹿特丹之類的，他們有一些是指定給第三世界國家申請，但台灣又不是。可是我真的有看到就是說，他們從申請，從前期的劇本，到整個的拍攝，甚至是後期的製作，不同階段的一些申請，到拍攝完成，又去參展，然後又得獎，這整個是非常良性的一個循環過程。
蔡：可是我們進不去那個循環，對不對？我們一開始就好像有點先天不足，雖然說有補助，可是基本上吃不飽、餓不死，我感覺對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來講是這樣。那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態下，你要做很好的片子，在人、技術的部分，少了好人才去投入，都會有影響。當然我們可以說我們紀錄片工作者還是不夠用心，這當然也是有，可是我又覺得除了用心以外，物質層面的部分，您會不會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王： 這當然是一個影響的因素。我覺得像公共電視有關版權擁有的這件事情當然非常可議，但是到底可以靠什麼其他的力量去改善……。譬如說現在「紀錄觀點」要從新聞部轉到國際部去，那在這個轉換期間有什麼新的可能性？我有聽到一些是擁有部份版權，等於說各自都擁有各自的之類的例子。
蔡：他們對某些經費不夠或投資不夠的會給予一部分的權利，可是這是很少的個案。
王：基本上還是全部？
蔡：全部。因為我要去參加公聽會，早上林樂群也有談到這件事，他說就像國外電視台也常常都是要全部的權利，因為比較有利後面的行銷。
王：這也是。
蔡：可是公共電視後面的行銷又做不好，如果做的很好也就算了而且給製作費又不夠。
王：但是我覺得這是整體的，因為我自己這幾年大部分是在國際部，所以也跟他們也比較熟，我覺得至少他們已經是是滿認真地持續去做這件事情，專門有人去丟影展。
蔡：在影展參展這部分我知道，我講的是比較屬於紀錄片DVD行銷，其實他們行銷部很沒有概念。您講的國際部當然是滿盡心的，這我倒是了解。林樂群也有講到結構性的問題，總預算是不夠的。今天政府總預算給公視只有九億元，總預算不夠的話，其實其他部分要做的好都很難，所以還是歸到那個源頭。
王：就變得還是整個文化政策的問題，對不對？像最近主管電影機關的電影處長，是一個12月1日從日本外派回來的，對於台灣電影界完全不了解的一位，他就要來領導這麼複雜的台灣電影界，你覺得他會制定什麼樣子的政策方向呢？
蔡：從日本剛回來的喔？
王：我會覺得這國家好荒謬喔，怎麼會這樣呢？然後電影資料館館長退休，12月底開董事會了，還沒有繼任人選，也沒有交接，那這個電影處怎麼敢簽這個簽呈？太好笑了，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蔡：說到底就是我們的文化部門很糟。
問：您對於國內紀錄片展演的現況有什麼樣的看法？台灣目前紀錄片展演的空間和機會，包括上院線、投展…等。
王：我聽到2010年上院線的國內外紀錄片有二十幾部。
蔡：十部就很多，有到二十幾部嗎？可能有的一上就下來了。
王：不少喔，像是《牛鈴之聲》之類的加起來大概有二十幾部。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我有問過當地的導演們，連在阿姆斯特丹已經是一個這麼成熟的公民社會，紀錄片影展已經運作了十幾年，可是他們能夠上院線的紀錄片，一年好像不到十部。
蔡：所以台灣這種情況是怎麼回事？
王：就是因為台灣很沒有章法，台灣好也在這邊，不好也在這邊。所以它也可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機會，沒有其他國家是可以這樣子的。
譬如說在日本，場記要做到十年才可能當到副導，副導可能要再做個十年，都是這樣。哪有人像我們隨便就跑來當副導。這是我們的好處，機會點也在這邊，台灣的院線是可以允許這麼多的紀錄片上映。當然關於票房，又不在這個討論之內，因為那又變成是整個教育，要怎麼樣教育出多元開放的，可以接納各種可能性的公民，才可能有更多的觀眾來，不能說只是用行銷的方式。
預算大一點的像《艋舺》，然後有出奇招的《父後七日》，這本來都是機率問題，包括公共電視所謂的做行銷這件事。我有時候會覺得，有時候你們也滿努力的，但是好像就不得法。
蔡：對。
王：得不得法這件事情也是……，歐美國家已經是幾百年的歷史在走，我們也真的就是只有這十幾年，說實話我們本來就是在路上的。好吧，不要一直用負面的、否定的語氣去看這個東西的話，或許會是比較好的。
另外，就是關於展演空間的問題。我覺得國美館既然要變成一個常設的影展單位，但說實話卻不是一個好的影展放映空間。譬如說，我自己長年當觀眾，我才不管節目是怎樣，這些事情是策展人的事。對我來說，我就是希望坐在一個很舒服的地方，可以從頭到尾都沒有斷片，都沒有接錯片，安安心心地看完一部片子。對一個觀眾來講，觀影品質是最重要的，可是國美館沒有任何的一個場地適合，文化局的也不好，螢幕好小，而且會擋到頭，所以你螢幕看久了，是很難聚焦的，看久了又會累。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以及我常常碰到有錢的人的時候，我都在鼓勵他們，能設立一個全年度放紀錄片的戲院。
蔡：紀錄片的國民戲院，對不對？
王：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應該要努力的方向。最好基礎是有個至少八十多個座位，像光點台北那樣，甚至不用那麼多，五十個也好，但是是可以經年累月的，以戲院經營式地去做。
蔡：巴黎就有這種老戲院。
王：對啊。
蔡：我們工會也想推這個，這個很重要。
王：對，我覺得長遠對紀錄片的培養來說，這樣子的方式，可以串聯到其他的縣市，會比一個影展，像是兩年一次的紀錄片雙年展還要重要。假如有一個持續在推動，以及放映的場所，我覺得是比紀錄片雙年展是更值得去爭取的。
問：您近幾年積極持續地在做影像推廣的活動，可否談談「台片發春」活動的始末。
王：「台片發春」聯合宣傳的活動，就跟我前面講的自發性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第一年的「台片發春」是剛好《練習曲》要上片，我就發現周圍好幾部國片也要上片。剛好也認識那些導演、製片、行銷，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既然每次上通告、上媒體，或是辦記者會都很難，那我們要不要大家一起聯合造勢。場地就是在誠品的地下二樓咖啡店，大家真的就是自發，根本也沒錢，每個人就自己分配一下東西，不過效果很好，對所有的每個人來說，導演、演員都是第一次，也都很開心就都出席。包括媒體大概覺得很新鮮，就有關注。
後來，第二年到了第三年，我有跟他們說，要不要去新聞局要要看經費，因為這些人已經夠窮了，但聯合造勢的DM還是要印嘛。 DM就算在便宜也要兩三萬塊錢，美術設計設計一下，然後印個五千、一萬份，接著去派送發放，這是最基礎的。我就去新聞局要要看經費，有拿到印刷費。後來隔了幾年，新聞局也看到了效果，我們也都有邀請局長、處長參加。
後來他們就開始撥款，可是一撥款又變成是招標案，又變質了。就變成因為是他們給錢，所以有一些規定，原本是自發的，是大家氣味相投的來做的。
所以就是變成個人的選擇，要嘛就是你不要，有骨氣不要公共電視的錢，不要你的錢，我就是自己來，我就靠我自己的，我就是做我自己可以做的，完全作主，一則是這樣。不然的話就是，拿了錢手軟腳軟，就必須就依他人的意見，不管是做影展或是做創作都一樣。
問：那台灣電影創作聯盟（TOFU）呢？
王：TOFU不是由我成立的，是1998年由王小棣導演等人成立的，那時候王小棣老師是理事長，中間也有做一些培訓的，然後他們也有去爭取一些權益，也有去做一些抗議之類的。
後面這幾年就比較沒做事，2008年年底，小棣老師就問我，要不要接她的位置，因為她任期也到了，也不能再連任。我就接了，其實是不小心接的。
要做一個組織這件事情，因為原本大家手上都有很多事情，這真的是一個犧牲奉獻的公益事情。一方面也沒錢，我就想說至少要自己也要玩得開心一點，加上我們自己就很喜歡辦party，所以後來就有TOFU Party。2009年是每個月辦一次，到2010年我在忙雙年展，後來就是兩個月辦一次，今年的話，可能是三個月辦一次。
我們就漸漸摸出一些，之前是比較雜燴式的，可能是有新片發表，然後是哪個導演來講點什麼話之類的，前面幾次是這樣。到去年的時候，我們就變成每次都是主題派對，譬如說我們做過電影編劇、配樂、美術、攝影的，或是預告片怎麼剪，我就找片商、剪接師、導演，大家用不同的角度來看預告片怎麼剪。或是美術的部分，我就請中生代帶助理來，以及找資深的王童導演，老中青三代一起來做。
我就發現這些工作人員平常就是各自拍各自的，橫向連繫很少，而且機會點就在這邊，很多大學剛剛畢業出來，做了一部、兩部的助理，到第三部可能就開始做美術指導，問題是不懂的事情還很多， 一方面你也很忙，但你卻也已經變成美術指導，所有事情你就得去解決、面對。所以，我就想藉由這樣子的連繫，大家就可以互通有無。
每次就還滿開心的，只是我覺得在拓展出更多人來的空間上也還很大啦。就跟大家有沒有很重視自己參與的一個協會，我想跟工會很多的活動也一樣，除了自己手頭上的事情、工作、創作之外，對其他公共事物的一種關心跟參與。我覺得台灣這個部分還待加強。
問：現今很多人都在拍東西，創作的量也很大，對於年輕一輩的創作者，您有沒有什麼建議？
王：我在這些年、在不同的時間點裡，有一些朋友給了我一些話，我覺得對我很受用，我願意再轉述給你們。首先，就是要謙卑，不要太驕傲。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很容易以為我們明白了所有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很驕傲，可是其實你就知道說，其實世界上還有太多事情是你不瞭解的，真的要很謙卑，才可以吸收，才可以去學。
王小棣老師常要我們莫忘初衷。雖然流淚、流汗，流了那麼多，當時到底為什麼想要去做，千萬不要忘掉的，就是這個。再者，假如你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會找到方法，假如你不想要做一件事情一定會找到藉口。大家可能都會有很多的藉口、抱怨或什麼。
還有就是要尊重，尊重自己跟別人。尤其是你要拍一個紀錄片，任何的創作，你要對於你要做的這件事情的尊重，以及拍攝題材的尊重，對於拍攝者的尊重，我覺得這些東西會在作品裡面被看到。
最後，因為這幾年我看比較多的佛經，事情來了就要面對它、接受它、放下它，還有一個就是惜福、結緣、利人天，真的要很惜福常常要說謝謝，這真的很有效喔！希望大家保持善良、樂觀、孝順父母，祝大家早日明心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