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國家地理頻道的溝通過程會不會時常不愉快？或者都很理性地溝通？
我覺得幸好對方是個女生，老實說，美儀並不蠻橫，但她是美國人，她的做事方法是就事論事，但一開始我最不適應的是，難道不能用別的方法嗎？她會非常理性地跟我說，國家地理頻道為了展現頻道的公信力、提升頻道的收視率、經營一個頻道的可看性，因此為什麼國家地理頻道和Discovery給人的感受不一樣等等，她都非常理性而且直接地告訴我，你問我會不會不愉快？老實講在溝通內容過程是很理性的，我並不會不愉快，我不愉快的是那種極端繁瑣的過程，你會永遠為了一句話、一個東西，而必須要先從台灣打給新加坡，然後再打給華盛頓，接著華盛頓有華盛頓的意見，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意見，實在有點像廣告流程，但幸好我之前是拍廣告的，所以最後我也把它當成廣告的操作，客戶就是外商嘛，外國客戶，本來就是這樣工作，我可以說服我自己，然而當時是廖敬堯在幫我剪接，他就會非常不悅，然而當我也開始有情緒的時候，狀況大多是我這邊已經要剪輯了，新加坡的回應還不來，華盛頓那個人又跑去印度拍片，那我該怎麼辦？我會為這種很繁瑣的事情煩躁，但在內容方面，我反而覺得整個溝通沒什麼問題。
像這樣互相協調或配合，跟你之前的工作經驗很不一樣，你認為這可以稱為一個更專業的過程，或是一種工作型態？
我把它界定成一種工作型態，如果站在那是一個電視頻道的操作，那我會認為那是電視操作裡面的專業，譬如說《賽鴿》拍完後滿多電視台找我去上課，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認為，你預算很低，人那麼少、器材那麼爛，我們公司的器材那麼好人那麼多，但是我們做的節目為什麼沒辦法那麼精采？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所以我至少去過四家電視台，都是很大的電視台，他們想知道其中的秘密，到底你用那麼爛的器材、那麼少的錢、那麼沒經驗的人，然後用那種爛電腦剪接，然後最後完成一個別人以為是外國人拍的東西，他們想要知道其中的秘密，但那就是國家地理頻道有一套其認為說故事的好方法，而我有一套自己說故事的熱情，這個熱情和意圖剛好和他們說故事的技巧變成一個可以溝通的狀態。我沒有在其他電視台工作過，但我本來就覺得紀錄片應該要這樣大量討論，本來就應該在拍攝的時候，每天做場記、本來就應該每天想故事、本來就應該面對這個東西，想要把它拍好的時候要多出幾機來拍，當沒有人手也沒有錢的時候，用土炮的方法把它拍也是天經地義的事，那跟專業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認為影像本來就是個高級貨，所以我並沒有感覺自己是被迫要變得專業，因為它就跟廣告操作差不多，然然它又比廣告操作自由的多，但是，喜歡一次也就夠了，因為那是以旁白主導的紀錄片，我其實很怕這種影片，拍完賽鴿之後，很多人找我拍類似這種有旁白的片。我覺得那種形式只要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好，我的影像歷程就是不斷在選我沒上過的課，一直到目前皆是如此。所以那門課上完了，我就不想再拍有旁白的紀錄片。
關於旁白敘事，也想請導演談談《遙遠星球的孩子》這一系列作品。
那就不太一樣，那個很有趣，我剛剛最前面講我最痛恨的紀錄片就是有社會責任，但拍這個系列，是我第一次我覺得社會責任還滿重要的，然後我居然想把它當成教材。當初蔚然找了這個題目來說你有沒有興趣？然後我看那資料，那時候心裡想說：不會吧！我最痛恨的東西終於出現了，我要去關懷弱勢，你一看到疾病其實你的念頭就是這樣，當你真的開始接觸這個疾病的時候，我覺得他們是一種人種，他們並不是一個疾病的問題，是一個人種的問題，但這個人種呢其實數量很大，數量很大，然後必須被重視，再說我也有了小孩，我的小孩她也不是一個很健康的孩子，所以我可以開始理解這些自閉症者的父母親他們在承受什麼，而且有人正在承受，有人承受過了，將來還有更多人會承受，我覺得我想要找一個我自己說得過去的角度來做《遙遠星球的孩子》，所以當我最後找到的角度叫做我要向他們學習，就是以自閉症者為師，就是我要從他們身上的物理性的不同，來呈現我們有多麼的容易，這個東西有說服我，這個東西有說服我，我也確定我完全不會把這一系列當成要去影展上放的，完全不會把它當成什麼作品，我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把它拿來當教材，我把她剪成48分鐘，就是上課的長度，而且我不想要讓上課的人睡著，我希望是中學生、高中生、大學生都可以看，所以我的目的從頭到尾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課堂上放，你們不要睡著好好去注意一下這個題目，然後注意完之後，你意識到原來你對自閉症的誤解是什麼，然後你自己有多麼的Lucky，你擁有一些人類與生俱來你就擁有、沒有懷疑的能力，但是他們沒有，但他們不是一種疾病，他們是一種人種，你必須要去理解他們！
我的理念以前不是要關懷社會，有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我真正拿到這些題材，然後我看到這些田野調查數字，我有點嚇到，我找了Discovery講自閉症的片子，我找了丹麥、北歐、法國，我找了好多好多自閉症的片子，我看了我越看越生氣，
Discovery拍的那個自閉症的東西，我覺得他根本不想讓人家了解，他根本不想讓一般人了解自閉症是什麼，他有種科學家的優越科，他用很艱澀難懂的語句和言語，找了一些非常非常特殊的例子，他只是想讓片子變好看，所以我看Discovery拍那紀錄片，我非常非常生氣，然後看了一些北歐或者什麼國家拍自閉症，又很個人，比如說有的是自己的妹妹拍自己的姊姊，拍得很不錯，但她就是一個很個案很不通則的東西，然後更多的是在關注那些天才，老實講這時後我有一點社會責任感，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一方面可能是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是的確會有一種社會責任感跑出來，但是在影像上你還是得要求自己說服自己，所以我選擇了四種不同的切入角度，其中有一個角度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希望不需要講一個特例，我希望講一個普及科學的、親情的，以及掙扎的人性。而第四集我用的是一個箭靶，他是一個逞英雄的，箭靶是什麼？他是一個全世界不到百分之一的自閉症者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真正有言語溝通能力的，到底是真的還假的？真自閉症還假自閉症？沒關係，讓所有人去攻擊去講，我的目的就是要製造一個箭靶，讓大家來討論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那就是人，就是他到最後終究的定義，回到一個很重要命題就是人為什麼叫做人？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人會思考，人會溝通，人會分享，人會察言觀色，人要社交，然後人會因為社交、溝通、分享所以產生的行為，接著開始有了社會上的運作，當今天這些能力不存在的時候，他還是人嗎？對呀，所以我覺得四集整個下來除了是那種好吧社會意義之外，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是想要讓看的人去重新反想一下吧，重新反想一下就是大家對人的定義。那時候拍自閉症老實講我承認我毫不留情得把創作丟到一邊，我就想要做一個教材，不是那種大家一看就點燈呀，一步一腳印……不要變那種東西，，然後就變成《遙遠星球的孩子》。
當時一開始就決定要做四部？
沒有，一開始原本我只想做科普的那個，因為我覺得我把道理講完就好了，但後來是因為被那些角色吸引了，被那些角色和角色的父母親吸引了，所以就覺得四集它更能夠完整地去理解自閉症那麼複雜的世界，因為那時候剛好前一年那個《一閃一閃亮晶晶》也有出，那又是某一種特定族群的自閉症，那都是很少數很少數，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想負起某一些社會責任或社會道義甚至社會公民的道義吧，那四集有去北京的自閉症論壇放映，很好笑的是，我原本跟他們說我不要在那邊放，因為我不是自閉症專家，我只是一個影像工作者，結果放完，美國那個什麼自閉症基金會大家全部跑來，說從來沒有看過人家這麼完整地討論自閉症。就他們很驚訝，這世界上怎會有人花那麼大的力氣去討論自閉症，四集然後四集講的面向不太一樣，然後他們就想要可不可以去美國什麼的。自閉症在大陸也是很大的族群，他們看過很多自閉症的紀錄片，但從來沒看過這麼完整的，反正就是有些迴響啦，包括一些真的在嘗試這種教育的人，我最感動的是那時候有一個在中國人他自己孩子是自閉症患者，所以他成立了一個家園，專門在照顧、教育、培養這些自閉症者，保護他們，他做這件事做了三十幾年，四十幾年，做了四十幾年，非常非常辛苦，然後那天看完之後，他就哭了？他就說他覺得鬆口氣了，他說他這四十幾年來一直反覆在跟人家解釋在講在描述，每天都一直在反覆跟新的自閉症家長、舊的自閉症患家長，不停在跟他們解釋很多很多事情，他這四十幾年來就一直想說如果有一本書可以讓你去看，然後你就會知道的話有多好，但他發現那一本書好難找，他可能要介紹6本書、8本書，大家也不一定都有興趣讀。我必須承認我在那一刻我覺得，雖然它不是創作，違背了我充滿創作意圖的心志，但是我會覺得，它還是一個透過影像和人溝通的一個重要的方法。
這四集裡面，第一集會很驚訝，導演找了大量的資料，不管是從歷史的脈絡上，不同時期解釋自閉症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的，口白跟影片的節奏對我來講有一點急促，就我而言那是非常介紹式的影片，相較於一般對你的印象來講，你捨棄了你創作者的位置，可我覺得那非常非常的難得。
那時臺北電影節的時候有個觀眾就很直接地舉手說這不像你的片子，而且我覺得你會不會熱情放太多了？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承認我熱情放太多了，而且我非常地急切，因為我看了上百個自閉症家長跟孩子，我知道他們在過程中他們在面對什麼呀，我承認我是用極端氾濫的我的自私的情感，我很急切地想要告訴這個世界某一件事情，所以我承認我在那邊把創作，老實講我把創作的那種從無到有希望多麼與眾不同的、多麼新鮮的那個東西全部都捨棄，相反的，我大量運用的是我的技能和熱情想要去傳遞訊息，他的確就是一個傳遞訊息的上課教材，我在領獎場合公開承認，老實講那這樣去報臺北電影節，然後入圍，我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能夠到每個學校裡去當上課的教材，我希望將來有一門通識課程，讓學生瞭解這個社會上與主流不同的人，我希望每一個學校都有一份《遙遠星球的孩子》，最好是從小學到大學都有，這是我當初唯一的目的，所以為什麼在網路上去放？那時候蔚然跟我討論上院線的時候，我就發覺不用呀，這上電影院誰會想看，在現在國片氛圍底下，誰會花一、兩百塊進電影院去看一個叫做自閉症的紀錄片，沒有人要看呀呀，絕對沒有人要看，《遙遠星球的孩子》是自閉症，那聽起來就好像與一般人無關，那個進電影院就死定了，而且接下來要做什麼商業，但我當初做的目的就是想要讓很多人看到，所以乾脆就上網免費放映，讓大家點閱呀，這樣免費放一個月，雅虎滿相挺的，一個月過了點閱流量還一直在，又多放了三個禮拜，所以就是有170幾萬人進去看這個片子，這對我來講就是本來拍這部影片的目的，想要讓很多人慢慢去理解自閉症原來和他想的不一樣，這真的就只是極力地想要和這個世界產生一個互動的能量。
我看《遙遠星球的孩子》蔡傑這一段特別有感覺父親這個角色，是因為他們家的狀況就是爸爸在教他，本身就是這樣子？還是導演有做了取捨？選擇大量描繪父親這個角色跟你的生命經驗有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到現在還在拍一個父親，我到現在還在拍一個父親，然後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詮釋，我再也不講自閉症，但這個角色是我在《遙遠星球的孩子》裡面沒用到任何一秒的一個角色，原因是什麼？因為他有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孩子，但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充滿創作能量的孩子，這孩子已經是一個成人了，三十幾歲，然後呢我會用一個巢的概念來形容，就是一個老男人，五十六歲的老男人帶著一個三十歲的孩子，兩個人相依為命，然後誰都不能和誰分開，因為這個孩子完全沒有與這個世界溝通的能力，所以他必須長期被照顧，所以這個老爸爸、這個巢裡面的老鳥很辛苦，他必須要同時工作賺錢，但是他又不想和這個社會的教育資源，他不想用這個社會的社會福利資源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原因是曾經送去，但是他們瞧不起，他知道了太多太多基金會的真相，他知道了太多太多這種所謂矯正的觀念看待自己孩子所經歷的過程，他非常憤怒，所以他決定自己帶。
但這個老鳥他也有七情六欲呀，他也是個個體呀，他也會崩潰他也會掙扎呀，他可以今天很簡單地把自己兒子送去安養機構，他就回到一個比較輕鬆的個體，所以他現在正在一個掙扎的處境中，然後這個兒子是，不像蔡傑，蔡傑看起來還算是個可愛的小男生，但他就是巨大，180幾公分100多公斤，然後很凶悍，常常會把牆壁搥裂，然後整個家裡就是非常非常古怪的床罩，我很難說那叫做藝術，但我認為那是非常非常瘋狂的床罩，家裡整個都是保特瓶，然後全部都是那種紙折的那種巨大都是那種畫蜜蜂的那種畫，然後家裡很多癩蝦蟆，就是一個很古怪的巢，我現在在拍這個父親。
當初拍蔡傑，為什麼我接觸這麼多之後我選蔡傑的爸，因為同樣地站在劇情片的角度，我接觸到很多充滿愛心的爸爸跟媽媽，充滿了付出的爸爸跟媽媽，但是蔡傑爸給我一種感覺是他是一個偏執的，他是一個衝突性的角色，開玩笑，一個堂堂台灣男人，不去外面工作，太太去賺錢，然後你在家裡面教小孩、然後送小孩上下學，嘉義男人，這樣子像話嗎？他那種偏執是我知道我做得不對呀，我也知道誰看到我這樣教育都是錯的呀，誰都知道我這樣很狠心呀，但那是我小孩又不是你小孩，因為我會比他早死呀，所以你們可以恨我可以覺得我不好可以覺得我很糟糕，但是我就是要想辦法，你們再怎麼恨我都沒關係，因為我會比我兒子早死，我要讓我兒子可以訓練出一些能力，由我親手來雕塑，我認為他什麼能力不好，沒關係我教他運動，我覺得他什麼不好，我教他什麼，就是我比你們有耐心，我可以唸30遍，我就不相信你們特教老師做得到。
他有一種對自己的偏執，他有一種對自己的偏執，他在某一種程度上他也是一種人種，他因為他的孩子所以他變成一種人種，他變成了一個，他沒有辦法愛的教育，他沒有辦法用任何所謂正確的想法，他就只能選擇走一個偏執的路，但這個偏執的路會不會受到考驗？最後他是不是會臣服於這個東西的無效？這個是他掙扎很大的困惑。我覺得對我來講這個角色我是用劇情片的角色在想，我認為人生中好的電影是麼東西，人生中永遠最美妙的東西就是尷尬，蔡傑爸正處在一個最尷尬的過程中，就是他用盡所有的力氣，用的力氣是一般家長要去教育孩子的千百倍，但是他也可能會接受到的責罵是千百倍，然後他甚至都在懷疑自己這樣做是不是對的，所以他自己處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中，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角色，所以這跟自己當父親有沒有關係？我認為絕對有，就是以前當然不會想，沒有孩子前從來沒有想過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但從我生小孩到現在，我每天都在想，好希望不拍片了，我之前從來沒有一天不想拍片，但我居然在生了小孩之後，一直到今天已經兩年多了，我其實每一天都在想，真的好想把現在手邊的事情全部都不要了，然後我就專心帶小孩，應該說最多的時間我可以跟她一起成長，然後我很想要知道她學了什麼，我覺得這一段歷程很重要。
看《野球孩子》的一些訪問，有提到說你在拍攝的開始就決定要等待，可是就是導演有自己的工作室有生活壓力，加上之前經歷的廣告歷程，是在一個商業模式底下是一個強調時間控管的模式，你怎麼從那個強度控管的狀態裡面回到，返璞回到《野球孩子》拍攝時決定等待這件事情，更實際地說是你要怎麼去操作等待這件事？
我必須承認在拍完賽鴿之後，當我覺得那種旁白插圖式紀錄片的課上完了之後，我的確不想再重蹈覆轍，後來我的確就是被《山村猶有讀書聲》導演的作品感動，那是一個重要的支持我覺得去拍野球的一個重要理由，我發現我也想要嘗試看看做童年這件事情，然後那個東西的可貴我也的確在幾次和他們的面談感受到，所以為什麼一開始就決定是用等待的方法，但我的確在少棒的這個狀態裡面，看不出來每一天練球對我來講有什麼差別，覺得好無聊，我覺得有趣的都是在練球之外的世界，即使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童年，都是那些很無聊瑣碎的事情，自己印象所及有趣的童年都是這些瑣碎的片刻，然後當我自己覺得這個東西的強度超過棒球的時候，我才開始對這方面有興趣，那我們來拍童年吧，拍一些瑣碎的童年吧，那瑣碎的童年要怎麼拍呢，就等吧，就像《山村猶有讀書聲》導演那樣子等吧，所以那時候操作方法變得很有趣，我們不停地在裡面假設，我們去觀察每一個孩子他有可能有什麼戲劇性，我負責去觀察那些孩子然後把它寫下來，然後決定第二天的拍攝，再寫下來然後決定第三天的拍攝，然後呢，畢竟還是要工作還是要維生，所以廖敬堯這個角色就產生，敬堯和我是大學就一起合作的夥伴，所以我們兩個非常非常深知彼此的喜好，也非常非常理解等待在這部片扮演的位置是極其重要，或者觀察角色的變化並且跟著那個變化，或者因為發現一些線索而決定攝影機怎麼擺，以致於希望可以等到什麼。
但時間好漫長，所以變成到了中期就開始進行分段的工作，總不能兩個人每天就耗在那邊就看著他們練球，練練練練到有時候都想打瞌睡了……後來就只能想個變通方法，敬堯你有案子你就去做，一個人等，加小伍，還有小伍在，有時候兩個人在有時候一個人在，就輪流。有時候真的大家就三個人耐性都沒了，就放個一個禮拜再回來，小伍是那時候正在準備要考研究所，還沒有考上的前一年，所以基本上那時候她是一個，她很喜歡跟那些小孩子相處，她也很喜歡跟那些大人相處，所以她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和他們相處的一個人，而且她可能也有一種浪漫性格吧，她就是覺得待在花蓮也不錯，反正我們在那邊有租一個房子嘛，她可以在那邊騎腳踏車什麼的，所以她沒有什麼拍攝壓力，所以她有一種浪漫愜意在面對這一年，小伍比我們駐點時間長，所以我們也常常透過小伍去理解小孩子的變化跟動態，後來在整理場記的時候，我發現大概有六成其實是兩個人都在，三成是輪流，至於那一年的經濟當然就不用講啦，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我們會輪流的主因就是為了上來接案子。
你在等待過程中應該也是很焦慮對不對？而且依照以往那樣操作模式工作模式，沒拍到東西看起來很平淡的東西一定讓人很焦慮，那你怎麼安頓自己在那個過程當中，說服自己繼續等下去？
我現在還在面臨同樣的問題，譬如說前幾天我去陝北，我真的覺得真的無聊死了，我到底在等什麼，我還是在經歷這個，但是在野球的時候訓練出一個東西叫做在漫長的等待裡取悅自己的方法吧，取悅方法有兩個，一個是跟影片有關的，你必須要把她當做你是來寫腳本的，你是來寫腳本的，你只是要花很大的力氣來觀察這些角色，然後猜測他們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甚至有時候會很無聊地想要策動，事實上後來證明策動都會失敗，其實你是在做角色的分析跟整理以致於可以判斷故事的進展，這個是在影片上面你盡可能讓自己不無聊的，就是一直逼自己好像在做角色分析，然後在拍攝上面的話，實際上就是當你等不下去的時候就不要等了，因為拍片代表要有效率，一開始是漫無止盡的等待，無聊打哈欠睏得不得了，然後受不了沒有事件發生，後來是因為慢慢知道，開始在寫這些角色，那個是用等待方式等了好幾個月後才開始產生的節奏，是因為開始在寫故事開始在寫每一個角色的故事，其實裡面有一個角色很精彩，在抓鍋牛抓鍋牛的故事，然後我們為了抓鍋牛這件事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跟代價，但這個人最後沒有打棒球，所以這個角色不見了。
而敬堯的樂趣是什麼，我們後來有分享過，他的樂趣是當他等待不了的時候他就去拍空鏡頭，他就離開那個現場自己開著車去很遠的地方都無所謂，去拍一些莫名其妙的空鏡頭，然後讓自己腦袋離開一下再回來；我等不下去的時候，我就回到電腦前面寫角色，不然就去找老人喝酒呀，就是攝影機都會帶著，就開始比較不會逼自己一直hold在現場，因為老實講真的沒辦法，後來我一直試圖透過週邊的人去摸清這個小孩子的特質，我可能在他身上會得到什麼，然後藉由此來判斷我到底今天是要堵保健室還是器材室，是到了好幾個月後才慢慢有一種這樣的節奏，我前面就是漫無止盡地等待。
導演有提到野球孩子是三個人的編制，然後你覺得這三個人編制的工作狀態其實是很好的，可以再多說明？
都是三個人，像賽鴿也是三個人，就是Leslie、我跟敬堯，就是三個人，三個人為什麼好，三個人就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剛剛好，一個安安靜靜地躲在攝影機後面，一個決定去怎麼打仗，決定打仗的人通常是我，就是你要去跟人家溝通，你要告訴攝影機後面的人現在要去拍什麼怎麼拍，所以我覺得攝影機後面的人要很安靜，他必須要非常非常地清醒，甚至他酒不能喝太多，我覺得攝影機後面的人要清醒的，以消化去前線打仗那個人發回來的指令，他要去消化轉譯成他的影像語言去詮釋我決定打這場仗的理由，我跟敬堯的溝通方法一直以來的溝通方法非常非常簡單，就現在到了這個現場，我去溝通聊天閒扯淡什麼，然後我就回頭跟敬堯講一聲說這場戲是什麼戲，跟他講這場戲是場面調度的戲還是剪接的戲，我講完這個的時候我就不管攝影機了，兩個人在的時候我們的工作狀態就是這樣，從賽鴿到野球都是這樣，然後另外一個人可以去協助社交的行政事宜，他可以在現場週邊支援，他如果週邊事情結束的時候他可以幫忙吊boom，所以我認為其實三人編制是好的，我們也嘗試過四人編制五人編制，就會有時候會有點影響情緒，有時候請人家來吊boom，專門的錄音師來吊boom，他其實是沒有熱情的，他沒有熱情他只是覺得我就是負責吊boom，我還看過好多個boomman他最後拿個支架鎖起來，在那邊打瞌睡或是翻小說，你知道當一個紀錄片的現場有一個人是狀況外的時候，乾脆你不要來好了，不是每一個人對紀錄片都是有熱情的。
譬如說我們在拍很多機的時候，越多機越明顯，就是你臨時招兵買馬調來的人，我請一個中影的老攝影師，拍出來東西最糟的就是他那一機，原因很簡單，因為對他來講拍棒球不過就是拍轉播嘛，就算你前一天沙盤推演跟他講再多，就是我把六機分配得很清楚，就是這一機負責跟球這一機負責跟人當防守的時候換過來怎麼樣怎麼樣，所有規格寫那麼清楚，然後什麼時候如果戰況變成怎樣的時候這一機可以放成一個完全浪漫的角色不要管比賽，完全進入投手或是完全進入事物者，每個人身上掛著耳麥，我隨時就戰況然後就開始說好現在你那一機只要跟誰就好其他什麼都不要拍……但事實證明那時候我們出了六機，只有三機是有進去情感的，其他根本就是在拍轉播，所以我們那時候剪野球非常辛苦的原因是因為有三機拍得不好，他們那三機拍漏掉得很多，他們不知道就算我們前一天再怎麼耳提面命，他們不知道紀錄片的本質是一個人的生命，而不是一場球賽，他們不知道影像的魅力是在一個人的尷尬跟張力，他們只認為我要紀錄到事件發生的原委，所以我寧可用更小的組織，但這個小組織大家都知道狀況的，然後做很簡單的事把她做好，我不願意有很大的編制去讓自己生氣然後做很多錯誤的事情。
所以導演現在都還是用這樣的編制？
紀錄片都還是三個人，當然遙遠星球的孩子開始有點變化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同時照顧這麼多人，我的時間精力還要照顧小孩什麼擾人，所以我開始有找人來執行我的意志，現在開始會有這個東西，包括現在正在拍的《幸福定格》也是一樣，我們必須那邊也拉一個team，我們現在大陸那邊有拉一個team，幫我們紀錄陝北那邊，所以我們就是透過書信硬碟的傳遞來溝通訊息，所以現在這個正在嘗試用一個比較team的方式去操作，但是在野球跟賽鴿還有遙遠星球的孩子其中的一半都還是維持三人編制的操作。
你有提到說對於國外紀錄片可以用這麼大筆資金去拍攝，可是他們相對上也是高度嚴格去控管流程，然後還有生產方式，回到台灣自己的環境，你覺得一個拍紀錄片的人他的理想的工作狀態是怎麼樣？
這又是一個我覺得我沒什麼資格回答的，因為我現在正在嘗試的就是在練習這件事情，因為現在有一個team，這個team也不可能只靠拍紀錄片維生，然後也不太可能同時專心只做一件案子，然後資金的來源也開始不是什麼公共電視，也開始有一些外面的資金進來，外面資金進來就會有電視台他們的要求他們的時間要求他們需要剪接的版本等等，然後會有各式各樣新的需求，那，所以我們的確我們的確這個team現在正在練習如何拉出一個拍攝進度工作節奏這件事情，其實我們這幾個月有嘗試了一些方法，有嘗試了一些方法，有些東西你就是得蹲點就是得蹲點而且是死命地蹲點，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每天去蹲，然後有另外一邊可能就是在訓練比較有效的規畫，重要的就是終究還是會回到像拍電影一樣的創作面，那就是如果這個題材她適合看生命的狀態，我們就還是會選擇蹲點去等待一些事情實踐情節的發生，但是如果今天片子的狀態她有事件或進程發生，或者是會有議題或有明確戲劇性的，這個東西我就會把她拉到一個更多的和被攝者的溝通，我想把行程拉近，然後好讓人可以一次集中器材一次集中去拍，以前的角度會覺得說我好像不太好意思打擾人家的生活，那現在是面對前者狀態式的片我還是一樣的態度，但是在面對不同狀態的譬如說《幸福定格》，跟行程有關也跟戲劇有關，我們不可能有那麼多人力物力時間完全hold在一件事情上面，我必須要更果決而不是等剪接的時候來解決問題，我說它像是一個新的生產流程。
你說自己不會去複製過往的模式，但就一個拍東西的人來講，就像有人說蔡明亮其實一直都在拍一樣的東西，而有些人可能是看他生命階段遇到什麼事，就拍什麼東西，我覺得不管這兩種方式其實都會有一個核心，對你來說到現在那個核心的定義是什麼？
做影像這件事情的核心，老實講非常非常的愚蠢，我永遠覺得我每次拍任何的片子，不管是劇情的是電影還是紀錄片，我只在等待一個時刻，就是跟觀眾見面那一刻之後的QA，就是我想知道我做這個事情對這個世界有沒有差別，影像是個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不能一直在拍廣告的原因，因為她沒有辦法變成眼睛，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於一些熱血的國片我沒有辦法接受，所以我一直希望我如果做影像一直做下去，目的就是跟我當初學影像的初衷是一模一樣的，那個核心就是我要用影像和這個世界傳遞一些想法，那這些想法希望觀眾離開戲院的時候看完這部影片的時候，有一些東西在內在產生一些發酵或變化，然後這些發酵和變化是來自我對這個世界有一小點點的觀察，這是我喜歡做影像的理由所，其實我很討厭參加影展，其實每次我都覺得當影片完成後，基本上我都覺得那已經跟我無關了，接下來的生命是影像自己的，當你把這個作品做到一個你認為可以和這個世界溝通的時候，你就讓她去，我非常非常喜歡那個第一次首映後結束的那一刻，我會覺得我的階段任務已經結束了，下一個考驗是什麼呢，我下一個想對這個世界說的是什麼呢，或者下一個觀察又在哪裡呢，那個東西又會激起我的好奇心。
最後，想請你談談對你而言紀錄片是什麼。
我覺得紀錄片對我來講比較像是一個人生的行動吧，人生其實需要一些行動逼自己，人生需要一些行動去認識這個世界，然後紀錄片是一個對我來講充滿絕佳理由的方法，我需要帶著攝影機帶著想說故事和觀察這個世界的心情去離開我熟悉的世界，然後這個行動會讓我覺得我又多認識這個世界一點，讓我覺得生活多一點點意思，事實上是那個行動本身的魅力在吸引我，而不是我要去救這個世界，我真的覺得任何人願意無私地把他的生命擺到你攝影機前面，然後那些人就像靈光，接著出現了戲，即影像的魅力製造出一個世界，而導演用行動去靠近一個你有興趣的真實世界，去靠近那個東西，急於想要和這個世界產生關聯，我不曉得要怎麼形容……影像有可能會激勵自己，有可能會讓自己更悲傷，有可能會讓自己覺得幸福等等，它並不是一個假動作，而是一個充滿行動然後去創造可能性的一個世界，所以紀錄片對我來講很複雜，很複雜，包含對自己，也包含對拍出來的作品想要給予的人。
延伸閱讀：【國家相簿訪談計劃】深度訪談導演 沈可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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