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區秀詒
許多人或許會說，這是一個科技的年代。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手機與電腦app不計其數。大部分時候，我們對於未來，對於新媒體時代都有美好想像，幾乎以一種擁抱的姿態。我們活在一個被數位科技包圍無法遁逃的時代，剎那間我們以為自己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氛圍裡，說著類似網路的世界沒有疆界之類的話語，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活在同一個時空，不分彼此。我們同步收看蘋果電腦的新產品發表會，網絡直播連線有問題還在臉書互通有無，我們爭取成為I-Phone的第一波發行地。科技、新媒體、互動，這些關鍵字，和未來性、前瞻性劃上了等號。在前方等待著的，看似是一個科技進步想像的美麗新世界。但是這個想像，或者已經活在當中的「美麗新世界」，和英國作家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美麗新世界》這本小說裡所描繪與批判的，卻又是那麼地不一樣。這個美麗新世界，如今成為紀錄片世界的一種值得商榷的「新興勢力」。
這股勢力背後其中一位重要推手，前加拿大電影局局長Tom Perlmutter曾經在「說故事的未來」的網上論壇，將紀錄片與新媒體結合所發展出來的「互動式紀錄片」（Interactive Documentary），類比於20世紀上旬，電影史上的開創性時代。《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 1903）、普多夫金（Pudovkin）、維多夫（Tziga Vertov）等，據Tom Pelmutter的說法，這些電影史上的重要名字，讓電影成為了時間重組的代名詞。在此，我們開始意識到，也或許正是大部分人所想像與認知的，紀錄片和說故事，電影（紀錄片也作為電影的其中一種類型）和時間的排列（透過剪接）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些關係的必然性，以及和影像本質之間的關聯，或者是影像本質會不會是一種對於時間與敘事的反撲，並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討論與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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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多夫（Dziga Vertov） |
與其讚嘆於數位科技所帶來的種種可能性，無論是觀者（傳統電影意義上的觀者，如今的參與者）直接參與影響紀錄片敘事的發展，或者是透過不間斷的遠距離遙控攝影，讓我們更貼近於真實（紀錄片反映真實與否也是一個不斷被搬演的重談老調）。這個「互動式紀錄片」的新世界所帶來的各種看似驚奇，看似顛覆了傳統紀錄片的形式，卻同時也是一體的多面。與其把「互動式紀錄片」看成一種進步的想像，一個需要迫切擁抱的新世界，不如試圖探索、思考以及推進其所帶來的種種疑問，或許可以藉此打開更多影像的可能，甚至直搗其背後本質也說不定。
德國導演佛列茲．朗（Fritz Lang）的經典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 1927），透過影像的敘事揭示了科技進步背後一張張無法辨識的臉孔，以及勞動力的真相。如Tom Perlmutter所言，「互動式紀錄片」改變了傳統電影或傳統紀錄片裡時間重組的方式。在這裡，紀錄片或電影作為一組特定時程的時間序列被打破，換來的是更具「開放性」的，沒有終點的時間。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傳統紀錄片對於敘事的未知，和「互動式紀錄片」的「開放性」卻有著奇妙的關係。兩者對於「未知」的著迷，和當代社會中的我們不斷追求或試圖趕上數位科技的列車，和這班列車所航向的，皆與未知的未來有關。這個未來是無法想像的，這個未來的美好與破壞，或許在我們意識的電影院中，反覆放映了無數個不同的版本。
「互動式紀錄片」不斷被強調的特質之—是「即時性」。這是思考電影時間問題的另一個面向。這種對於傳統電影敘事時間序列與結構的改變，所著重的，仿彿是對於社會趨勢或更即時地反映社會現況。在這裡「互動式紀錄片」儼然是一條通往hyper-reality（超級真實）的道路。對於hyper-reality的追求像是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如不斷被開發的互動式遊戲對於擬仿「真實」世界與感知，無不反映社會中人類最根本的慾望。用社會現實的特質與形式，是否創造出某種「超」現實感？這不僅開啓了虛擬世界的空間想像，也看似改變或影響了我們對於時間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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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Perlmutter |
然而，這裡由時間序列的破壞所指向之「開放性」，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Tom Perlmutter在訪問中也坦言，這種開放性延續到個人資訊更嚴格的管控。大量依賴網絡的「互動式紀錄片」究竟有多自由，是誰在控制網絡，網絡世界的資訊流竄等是個大哉問。「互動式紀錄片」的「參與者」參與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將個人部分資訊釋放出來。這些資訊流通到國家機器，流通到資本社會裡勢力龐大的私人企業。仿佛有那麼一點佛列茲．朗《大都會》當代數位版的真實上演。
於是，紀錄片與新媒體的結合仿佛將我們帶到黑洞的地圖上。「黑洞」，作為任何物質、輻射甚至是迅速如光，都無法遁逃的巨大能量場，其周邊，「是一個無法偵測的事件視界，標誌著無法返回的臨界點。」這個臨界點，或許就是我們對於紀錄片與新媒體結合，或者「互動式紀錄片」的最根本疑問。這個疑問將通向何方。就是一個新世界了。
如果我們要為無法返回臨界點的黑洞繪製一張地圖，在「從來不曾如此存在過的凝止時間」中，「完成之前已經成為過去」，這張地圖，儼然就是「虛擬」和數據串流世界的化身。紀錄片與新媒體結合的新世界，在「互動」被轉化成無數形式與想像的今日，無論是互動式紀錄片或者是結合互動的程式軟體app，我們在「充滿外在變化的時空」中成為了數據流量的一部分。這個不可觸，不具形體的世界正如知名新媒體創作者Michel Reilhac所言，「真實已經不只限於我們的感官（觸覺、聽覺、視覺、味覺等）容許我們感受的形體世界。當我們在線上遊戲的世界中的時候，我們所感知的可能比確實的物質世界還要多」。紀錄片從1960年代對於「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的嚮往，到今日試圖將框線推向新媒體世界，似乎仍然將對於「真實」與否的紛爭，帶到這張黑洞的地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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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X紀錄片學院：勇闖數位新世界」講座 由左至右為主持人程樂兒、Tom Perlmutter、土豆集團總裁楊偉東、Michel Reilhac |
然而，這種「真實」的追尋與重新定義，會不會如佛列茲．朗的經典電影《大都會》或加拿大導演蓋．馬丁（Guy Maddin）的短片《世界的中心》（The Heart of the World, 2000）所展現的一樣，讓我們處在了巨獸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裡直接挑明，世界正因為心臟衰竭而死亡。如果這顆心臟是世界的中心的話，那世界在幻化成一頭巨獸以後，這一切對於「真實」的感知辯證，以「互動」的姿態在串流的數據中穿梭。Michel Reilhac所延用的「跨媒體」（transmedia）概念，相較於傳統紀錄片所展現「影像語言」，既是一種線性被動的電影時間，「跨媒體」儼然能夠體現「複雜的行為語言」。這種行為語言從「主動性參與」到「被動性」的產生，仿佛體現了Guy Debord在《景觀社會》裡所提及「全世界都變成了一個電影院，人與人互相孤立，人也孤立於真實生活，而最終都被詛咒進入一種終極的被動存在裡。」的另外一面。
傳統紀錄片展現的如果是一種真實，那「跨媒體」跨越了真實形體感知的「真實」，又何嘗不是一種將參與者推向被動的陷阱。銀幕上動態的幻象，附身於互動情景的「真實」感知中。在這個巨獸裡頭，影像，無論是觀看式或參與式，要如何脫離動態幻象所帶來的被動姿態，或許就是我們接下來需要反思與推進的問題了。
※ 轉載自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CNEX紀錄片獨立沙龍】，文章標題與部分內容經作者重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