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婉玉（《重_力》導演、紀錄片工作者）
首先，時常聽到遇到的人說，來這裡好貴，但因為全部的人都會來，只好還是來，因為還是最容易遇到全部的人的地方。遇到人，就是參加展會最大的價值，是我過去製作紀錄片沒有考慮過的層面。剛開始會覺得像是分裂的腦袋，但至終體會到：初心、個人動力還是最重要的，才能幫助自己做選擇。
《重_力》一案暨去年參與「Docs by the Sea 紀錄片提案大會」剪輯工作坊之後，今年幸運地被選入「Cannes Docs 坎城紀錄片市場展」的 Docs in Progress－Docs by the Sea Showcase，並得到影視聽中心 Taiwan Docs 提供的旅費、展證贊助，讓我們不致憂慮參加成本。
今年總共有八組紀錄片 Showcase，每組帶來四個提案。由 Docs by the Sea 帶來的作品是在坎城紀錄片市場展中唯一來自亞洲的提案項目，共有四件作品分別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德國／中國，以及台灣。然而除了我的製作案是單純來自台灣的創作者以外，其餘的作者幾乎是住在歐美、或是有歐洲合製背景。合製的好處在於資金來源可能性比較多，又一些影展或發行商接受的作品有限定地區，多一個國家、地區的製作，可以多一份機會。
在確認企劃入選後，三月時（出發前兩個月），Docs by the Sea 安排了提案與片花的導師，身在瑞典的 Malin Hüber 與身在德國的 Anna Magdalena Silva Schlenker。分別有兩次線上會面諮詢時間，每次約半小時到一小時。與去年在峇里島的剪輯工作坊經驗不同的是，這是僅針對提案表現的指導，未來在坎城的提案現場，我們並不會提供粗剪。現場呈現將會在一個小的放映室，以 DCP 規格投放 10 分鐘片花，此外有三分半鐘的演說時間。
一開始我以為稍微調整去年完成的片花即可，後來才理解 Cannes Docs 的要求並不同，是需要更加接近正片中的一部分，而非偏向預告的剪輯。於是又從各時期工作過的片段重新思考，同時從長片思路中整理了一個新的版本。演說的部分，重新面對了多年以來的想法進程。除了 Malin 以外，我們也向之前參與過的《神人之家》盧盈良導演、《大風之島》許雅婷導演請教了經驗與意見，一路琢磨到上台前一晚才定下講稿。
片花的部分因為需要提早提供製作 DCP，就沒有太多猶豫的時間。Anna 很認真，除了剪輯的建議以外，也建議我的 logline 與故事大綱的文字應該怎麼思考，她建議像是寫日本的俳句一樣；同時我們也請教了擁有許多國際提案經驗的《曦曦》吳璠導演分享她知道的優秀文案。
線上工作坊之後，Cannes Docs 召集全部的 Showcase 參與者說明坎城行的各種細節。今年將有一個新的設計：線上預約會議時間。規則是每組每天可以選擇一個 1對1的會議，以及一個 1對5的會議。「Meet the Pros」，網站上可以看到每天會出現在的「專家」名單與時段，名額有限。專家名單在市場展網站上有詳細的分類與說明：影展、銷售發行、平台、電視、策略諮詢、工作坊等等，在「專家們」的自我簡介裡也可理解他們所尋覓的對象，有些接受來自全球的作品，有些則是專對某些地區或主題。開放登記的時間是 5 月7日，我大概在第一時間登入，就發現許多專家的時段已經登記結束，像是大型影展與知名的發行商等，非常的搶手。我於是趕著快速判斷哪些是合適的會面對象，也傻傻登記了一輪。老實說，此時我連銷售代理（Sales）和發行商（Distributor）的分別都搞不清楚。
另外坎城也開放收費的市場的線上平台 Cinado 給我們免費使用到明年四月左右。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去理解每個專家的工作領域與過去成績，是一個聯繫的管道。我尚未主動出擊聯繫人，但有收到不少人的主動聯繫，包含音樂設計、特效製作公司等等，感受到在這個行業裡積極找工作的精神力。
今年我們也申請了文策院台灣館的曝光資源，提供海報、劇照與簡短的預告片。文策院安排幾場國際合製會議。雖然自我評估目前階段不是很適合尋覓國際合製，但也想推自己一把做練習。於是與製片紫嵐一同參與了幾場快速媒合會（speed meeting）。
另外，我準備了一張作品明信片，製作了聯繫 QR code。但來不及在出發前把粗剪完成到下一個階段，我想是這次最沒有準備齊全的部分了。我設想如果帶著充滿自信的剪輯版本前往，應該是最好的參展狀態（羨慕小組會議時聽到別人說出：我們有一個 A copy 可以馬上寄給你看），但我還是沒能來得及完成。
從土耳其轉機到尼斯的班機上，發現鄰座的乘客也在準備他的坎城會議行程。我們住在離主場館步行約 20 分鐘的地方，南法海邊的天氣日夜溫差大，白天艷陽，晚上得穿個羽絨背心。偶有颱風般暴雨。5 月 14 日到達，領取展證後，熟悉路線，對抗時差，挑戰就正式開始了。Cannes Docs 每日的活動非常豐富，同一時段總有很多不同選擇能參與，日程表如下圖：
15 日傍晚是 Cannes Docs 開幕活動，將所有和紀錄片市場有關的人邀請來一個小天臺，讓大家自己交流互動（networking），很快地就能體會到歐美人的社交習慣在我們亞洲新鮮人經驗裡之陌生。還好，因為去年參與 Docs by the Sea，在現場不至於完全沒有認識的人。雖然疲憊，也受到不少鼓勵。當天 Cannes Docs 主持人 Pierre-Alexis 發表的開場白，談到在坎城影展開始之前不幸喪生的年輕巴勒斯坦攝影記者 Fatima Hassouna，為她哀悼。關於在這不幸的戰爭中年輕女性的生活，會在今年 ACID 單元放映。紀錄片、影展、市場展可以如何為這些不公義發聲，帶來意義？所有參與的人應都帶著自己的思考與努力來此尋覓吧？也可能和我一樣充滿著困惑。
活動在 5 月 16 日正式開始，我和製片紫嵐一起去聽了加拿大場的 Showcase，觀察一下別人的作法，並調整我們的演說呈現。提案會現場座位有限，由於是以發行商、影展、銷售代理為優先入場，所以後來往往因為滿座，而沒有機會聽到別場提案。我們的呈現在隔天（17日）的第一場，算是滿好的時段，因為能比較早讓現場的人聽到我們的作品內容。
今年 Docs by the Sea Showcase 帶來的四組提案包括：印度導演的作品，關於在回教地區一位幫助女性的女性家庭律師的故事；接著是留德中國導演以幽默的方式談論兩地文化衝擊帶給她的影響；第三組是由我們所呈現的叛逆身障表演藝術家的故事；最後一部則是關於巴基斯坦導演自身童年時小學遭遇宗教衝突，受到恐怖攻擊的創傷故事。我們是當天才認識到同組的其他導演的作品，在現場同時體會到許多電影的能量，亞洲議題的多元與複雜。
提案會並不會在現場進行 Q&A，而是在會後有一段午餐時間，進行自由的聊天與對話。這部分對我來說比較舒適，讓提案會不會像是一種考試，媒合彼此的意義大於省視。除了像這樣的聊天場合以外，每天的1對1和小組會面的時間，我盡量安排在下午3點到6點左右，主要選擇與影展、銷售代理和發行商等會面。由於我的案子處於未完成定剪的階段，無法直接給出連結決勝負，於是我盡量了解每個人在尋覓什麼，他們做過些什麼案子，留下聯繫紀錄。有時候對方會因為知道我做過、參與過的製作而有共鳴，有時候因為他們接手過的案子我知道，而感到一些連結；也有人會表達對於提案表現的喜愛，給予很多鼓勵的感受。
會議現場周邊有很多宣傳品，可以看到每個發行商品牌旗下的作品，也有許多個體戶影人的自我介紹，甚至看到一張 QR code 可以直接掃描連結他作品的 rough cut（這麼不擔心外流，我感到很意外）。幾家大型知名的發行公司有自己的桌子、牆上有海報。除了正式入選坎城提案的團隊以外，也有許多自己買展證而來的導演、製片尋求機會。似乎是第一次體會到，所謂的紀錄片，或是說電影，真有一個市場和運作方式存在。我自己成為紀錄片工作者的路，是慢慢摸索出來的，目前也還是充滿疑問，坎城這樣遠，所有的機會看起來都若有似無，如果回頭看我們臨近的亞洲地區，是否有這樣的網絡？然而，這樣的網絡總有它發展的前提與歷程，我覺得也不必要自我否定，而是需要去思考亞洲的紀錄片是如何發展出來的，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與自己從事創作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5 月 20 日的 Doc Day，我聽了三場講演，現場設有即時逐字稿幫助理解對話。其中之一為今年入圍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的烏克蘭紀錄片《Militantropos》的分享，三位導演 Yelizaveta Smith、Alina Gorlova、Simon Mozgovyi 與一位製片的小組共創紀錄片（film collective），除了電影的共創以外，資金來自眾籌，而眾籌不僅是為了拍片，同時也籌子彈和頭盔，所以整體來說，這是一場眾人的保衛行動。電影拍攝的是在戰爭下的人的生活模樣，他們所看到的一般人，由於演講當時尚未首映，僅播放了片段，有小女孩坐在花園中野餐的畫面，鴨農在自家，而一群掃地雷的軍人緩緩經過等等。他們分享了共創的艱難與責任，也談論常常自省究竟要從軍還是繼續拍片等等問題，如何能夠在各種心理挫折中專注在剪輯室中努力，如何為人權而戰，不是為任何主義。
總的來說，參與坎城紀錄片市場展本來不在我的想像之中，是透過許多人的支持與鼓勵，得以參與。除了搞清楚銷售代理（Sales）和發行商（Distributor）的差別以外，紀錄片從業者的氣氛比起我預料的再容易親近些。每天早上，主會場會進行「morning boost」，提供小點與飲料，邀請與會者短講與分享。圍著一圈，友人開玩笑說很像戒酒會，會出現帶領吟唱或分享心路歷程等等，不時會看到紅著眼眶的參與者。在商業市場與創作分享之間，Cannes Docs 安排了許多不同角度的機會，給每個人自己去探詢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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