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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圖片 TIDF 提供 |
文／林奎妙
隨著民進黨在中央取得全面執政權力，社運的朋友總焦慮著，前一波反抗政府的社會動能將會急速消退，甚至反過來打擊社運的抗爭行動。帶著這樣的外在氣氛觀看「綠色小組」解嚴前後的街頭影像，從開幕片《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起，大抵是段不斷自我提問的探索。
《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的映後座談邀集野百合世代上台，片中人物陳菊、鄭文燦也到場以麥克風發言，後續引發網路上有關「英雄主義」、「影片為民進黨抬轎」、「搶歷史詮釋權」的討論。出生於狂飆年代的七年級我，縱然可從眼前的事件理解「政黨收割社運果實」所指為何（五二O總統就職，就差點把許多人賭上身家性命的「抗爭行動」改編為「民主進行曲」來展演），但更想探問的是，當時的「街頭」到底是什麼模樣，才能回答為何歷史從那一刻到現在，總是充滿著張力與競奪。
影像紀錄作為歷史還原的工具
每部綠色小組的影片，都有其獨立的脈絡，每個單一事件也都能與當代進行參照、對話。但一連看了工運、環運、農運、政運等多部影像，於我而言，更可貴的是影像中傳達著許多文字所沒有的「溫度」，彼此互為參照地刻劃出歷史的橫切面。
例如，許多直接訴諸與國家對話的街頭行動，總是上個廁所就擦槍走火：《520 事件》、《反五輕運動》、《中華民國，還我土地》，不約而同在立院門口發生群眾借廁所、警察不准而引發的流血衝突。是否可由此推論，當時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的確處在一觸即發的張力中？除了警察，遠東化纖與新光紡織的抗爭中，資方都聘了大批頭戴有「強固」字樣白色安全帽的保全，宛如鎮暴警察於現場待命，準備迎戰勞動者的激烈行動。即使如此，走上街頭的身體大抵蠢蠢欲動、活潑，並非「行禮如儀」或「嘉年華」；勞動者在廠房前的對峙亦然，看到女工下班後從廠房內走出來聲援罷工，甚至拿著旗幟站上第一線與警方發生推擠，下巴都快掉下來！
發生在五二O農運後不久的苗栗客運抗爭（即《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一片），工會幹部談到了「五二O的農民也被說成暴民」（大抵是擔心，苗客的抗爭透過媒體傳送後，也會被理解成暴民）。之後，農權會送來的西瓜出現在畫面中，綠色小組的李三沖在映後座談中補充，農權會大本營在桃竹苗。這些訊息，帶給我畫面之外的某種「地方感」，是否那個年代的氣氛，使得人與人早已突破老三台的封鎖線，有效傳遞各起抗爭的訊息與認識？同為桃竹苗地區的遠東化纖罷工現場，農權會亦來聲援，現場喊出「工農本一家」的理念，不禁好奇，當時不同運動間的相互聲援是基於何種動機？視國民黨為共同敵人嗎？又或者有超越共同敵人而存在的理念？
而民進黨對抗萬年國會的影像中（《國會不改選，台灣沒前途》一片），反對黨立委跳上主席台的畫面，在我小時候總是聽大人以「沒水準」評論之，現在看來，放回那個騷動的年代是一點都不意外。同時，因為有了《從戒嚴到國安法》、《國會不改選，台灣沒前途》兩部片，我對《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中剪進陳菊的訪問，並不如其他社運朋友那麼排斥其存在。若當時就有那麼多人選擇與民進黨一起活躍於街頭，那麼作為一個急於取代國民黨的政黨，自然不會錯過訴求政經改革的「野百合」、甚至在後來吸收這些有理想的年輕學子為其效力。拉廣來看，陳菊的訪問，恰好是紀錄下民進黨還未掌權前的模樣，以及照見政治人物的「此一時、彼一時」。
變與不變，割與不被割
在《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520 事件》放映的同一天，我還看了柯金源導演的《海》，兩場的映後座談中，綠色小組的王智章和柯金源導演，不約而同發出「這麼多年過去，一點都沒變」的感嘆。從事十多年社運的我也在想，如何看待變或不變。
若要說「國家暴力」的形式、或資本生產引發的環境破壞，那麼只要是右傾的治理，應當不會有太大的「變」。警察一旦打人，都會往死裡打，因為那是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威脅時的最佳防備武器；一如物品的生產製造是為了追求最大利潤積累，環境成本就容易轉嫁給社會來承擔。
人們應對這些事情的方式是變了：太陽花世代不需要《520 事件》片中的洪奇昌站出來闡述馬丁路德「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和成就，手勾手地抵擋大量警力清理戰場的形式，已是許多年輕人的街頭基本功；人們對於公害的意識和對應技術也在不斷地更新中，至少我們在前年封存了核四，而不是再拖延給未來；甚至，「現代國家」、「現代化生活」並非社會集體生活的唯一出路，也在許多部落的實踐中被陸續確認著。
的確會說不上來，當代的運動擁有比過去更優渥的物質資源，到底能更促進人們在意識和行動上的認識，抑或是拖延根本性變化？面對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它又會帶來什麼樣的變與不變？太陽花世代，不少人進入立法院擔任助理，若與野百合世代對照，看似不變；但這批進入國會的年輕人，不乏投入社運多年者，他們是否較能側面協助社運街頭民主的開展？一切都是未定論。
在變與不變的思考中，或許仍有賴我們放緩腳步，從解嚴前後交融著「社運、黨外、政黨」幾股力量的影像中開展對話，更細膩地還原那個年代的歷史認識。歷史總必須先是它自己，才能再開展有效的分析與評論，包括社運在乎的「收割」，從彼時到這時，什麼東西被割了，什麼還沒？而如何發展出不怕被收割的戰鬥，綠色小組影像中鋪陳的那個年代，能否給我們些許指引？
若要說「國家暴力」的形式、或資本生產引發的環境破壞，那麼只要是右傾的治理，應當不會有太大的「變」。警察一旦打人，都會往死裡打，因為那是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威脅時的最佳防備武器；一如物品的生產製造是為了追求最大利潤積累，環境成本就容易轉嫁給社會來承擔。
人們應對這些事情的方式是變了：太陽花世代不需要《520 事件》片中的洪奇昌站出來闡述馬丁路德「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和成就，手勾手地抵擋大量警力清理戰場的形式，已是許多年輕人的街頭基本功；人們對於公害的意識和對應技術也在不斷地更新中，至少我們在前年封存了核四，而不是再拖延給未來；甚至，「現代國家」、「現代化生活」並非社會集體生活的唯一出路，也在許多部落的實踐中被陸續確認著。
的確會說不上來，當代的運動擁有比過去更優渥的物質資源，到底能更促進人們在意識和行動上的認識，抑或是拖延根本性變化？面對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它又會帶來什麼樣的變與不變？太陽花世代，不少人進入立法院擔任助理，若與野百合世代對照，看似不變；但這批進入國會的年輕人，不乏投入社運多年者，他們是否較能側面協助社運街頭民主的開展？一切都是未定論。
在變與不變的思考中，或許仍有賴我們放緩腳步，從解嚴前後交融著「社運、黨外、政黨」幾股力量的影像中開展對話，更細膩地還原那個年代的歷史認識。歷史總必須先是它自己，才能再開展有效的分析與評論，包括社運在乎的「收割」，從彼時到這時，什麼東西被割了，什麼還沒？而如何發展出不怕被收割的戰鬥，綠色小組影像中鋪陳的那個年代，能否給我們些許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