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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官網 |
文／洪健倫（《放映週報》主編）
* 本文與 Taiwan Docs 台灣紀錄片資料庫合作
時間倒回三年，2013 年在臺灣戲院進行商業上映的臺灣紀錄片共有 11 部，其中有四部紀錄片創下破千萬、甚至破億的票房紀錄，被視為臺灣紀錄片的榮景。或許經過隔年的檢視與討論後，更多紀錄片工作者受到激勵，相信透過戲院的商業上映，可能是讓作品在本土發揮更大影響力的策略之一。因而，在 2015 年，商業映演的臺灣紀錄片數量創下新高，包含該年底上映的「他們在島嶼寫作II」系列的七部紀錄長片在內，共上映了 20 部臺灣紀錄片。2016 年上映片量雖然小減，依然有 18 部院線紀錄國片，而若將範圍稍微擴及到今年商業映演的所有華語紀錄片（註1），則增加到 21 部之多。（註2）
* 本文與 Taiwan Docs 台灣紀錄片資料庫合作
時間倒回三年，2013 年在臺灣戲院進行商業上映的臺灣紀錄片共有 11 部，其中有四部紀錄片創下破千萬、甚至破億的票房紀錄，被視為臺灣紀錄片的榮景。或許經過隔年的檢視與討論後，更多紀錄片工作者受到激勵，相信透過戲院的商業上映，可能是讓作品在本土發揮更大影響力的策略之一。因而，在 2015 年，商業映演的臺灣紀錄片數量創下新高，包含該年底上映的「他們在島嶼寫作II」系列的七部紀錄長片在內，共上映了 20 部臺灣紀錄片。2016 年上映片量雖然小減，依然有 18 部院線紀錄國片，而若將範圍稍微擴及到今年商業映演的所有華語紀錄片（註1），則增加到 21 部之多。（註2）
但是，本地紀錄片的創作環境，仍未成為一個穩定健全發展的產業。而在紀錄片工作者仍需各憑本事的今日，臺灣有關單位又該如何為紀錄片工作者培力？本文試圖檢視臺灣近年在學院以外培育紀錄片相關人才的管道，以及培育方針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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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新北市紀錄片獎頒獎／圖片新北市紀錄片獎提供 |
建製產業平臺
產業的成立，有賴於足夠的市場需求，提供創作者、製片公司維持穩定的產量與合理的報酬。在他國的紀錄片產業模式中，電視頻道往往扮演創造需求的角色。而在臺灣電視播映管道上，除了公共電視、大愛電視臺的紀錄片節目之外，近年也多了「影迷數位紀實臺」以及 2015 年開播的「CNEX紀實臺」兩個專門播映紀錄片的數位頻道，但各家頻道目前仍在培養收視人口的階段，節目內容以仰賴採買既有作品為主，尚未累積足夠資源開發自製節目。因而，本國電視頻道尚未能成為穩定支撐紀錄片產業發展的基礎。
因此，臺灣紀錄片創作資金來源，除了來自公視、大愛臺的委製機會外，主要仍仰賴各級政府的獎／補助金，或是民間機構為了特定目的而提供的委製或贊助經費。公部門方面，新北市的「新北市紀錄片獎」、桃園市的「拍桃園」近年則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除了給予獎金，亦為入選者舉辦「監製工作坊」，邀請資深紀錄片監製協助入選者完成影片攝製（註3）。但若從輔導產業的角度來看，各級政府的輔導金政策多半是以創作者為主要對象，針對單一部影片進行一次性、以完成影片拍攝為前提的輔導，雖然過程中導師給予的指導確實可能影響創作者未來的思維，但對於產業永續發展的影響還是有限。
要讓相關產業工作者發展出獨當一面且永續發展的能力，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具有產業觀念、國際視野與人脈網絡的導演與製片。這一部分，臺灣還在起步階段。CNEX 基金會邁入第七年的「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與第六屆「CNEX 紀錄片學院」）以及「電影創作聯盟」（TOFU）從 2010 年起舉辦的「DOCDOC 紀錄片健檢工作坊」，是最早引進歐美紀錄片產業概念的平臺，這些媒合與培訓活動，讓本土紀錄片工作者增加和不同背景、市場專業人士溝通的機會，也認識歐美產業鍊背後充裕的資金。在這樣的交流下，本國紀錄片攝製逐漸在原有的文化與藝術創作基礎之上，建立起商業思維，也刺激紀錄片工作者用國際視野思考影片完成之後的發行策略，也因此，紀錄片製片人的角色逐漸受到相關工作者重視。
國際網絡的培訓與試煉
另一方面，文化部成立之後，致力推動臺灣紀錄片國際推廣，也帶動國家層級的相關機構加入紀錄片的人才培育、國際交流等工作。「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自 2015 年起啟動「WINDOC紀錄片國際網絡發展平臺計畫」，持續從製片、導演兩個項目培育專業人才，主辦單位更安排獲選製片前往國外紀錄片提案大會觀摩。同時，「國家電影中心」也連續兩年舉辦了「DOC+ 紀錄片工作坊」，邀請多位國際資深紀錄片產業人士來臺，除了舉辦講座，也和經過甄選的國內創作團隊進行一對一面談。
經過第一年的執行之後，國藝會「WINDOC 紀錄片國際網絡發展平臺計畫」與國影中心「DOC+紀錄片工作坊」的培訓方向，或因為產業需求、或因為預算因素，都做了一定的策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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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DOC+紀錄片工作坊的三位講師／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國家電影中心在今年八月底舉辦第二屆的「DOC+紀錄片工作坊」，除了因為預算減少影響了工作坊的規模，在課程規劃上，主辦單位也企圖適度調整方向，以配合國內產業現狀。在第一屆為期四天的「DOC+紀錄片工作坊」中，除了企劃案健檢與大師創作經驗分享之外，還包含製片、發行、版權交易等領域的產業課程，但由於時間有限，每個環節只能分配到一堂課，加上入選與旁聽的學員在產業實務經驗相對較少，因而，即使講師的授課內容只針對相關領域提供基礎的介紹，對於學員而言似乎仍稍嫌吃力。同時在一對一的面談中，入選拍攝企劃的紮實度、成熟度也稍嫌不足。因而，2016 年的「DOC+紀錄片工作坊」大幅簡化課程，將主要時間分配至講師與團隊學員之間的討論，而討論的重點也從過去常見的提案技巧，調整為影片的企劃剖析。對外開放的公開課程內容也重新聚焦，從記錄者與被攝者的關係、剪接的思維切入，分享講師的工作經驗，目的是透過這一系列的課程，刺激入選學員釐清創作初衷與目的，並且重新思考影片敘事策略的佈局。（編註：「2016 DOC+紀錄片工作坊文字紀錄」可參考延伸閱讀）
另一方面，國藝會與 CNEX 合作的 WINDOC 平臺進入第二年後，同樣做出不少調整，其原因除了預算的縮減，也有其他考量。第一屆 WINDOC 除了分別為導演、製片提供一系列的實務工作坊，也推薦優秀創作者參加 CNEX 於北京舉辦的「Sundance-CNEX紀錄片工作坊」。除此之外，第一屆 WINDOC 計畫中，主辦單位也安排種子製片人分組參訪荷蘭 IDFA 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英國 Sheffield 雪菲爾國際紀錄片影展、與在中國舉辦的 ASD 亞洲陽光紀錄片大會，讓這些製片能夠從影展、提案會場合，結交來自各國的投資方與策展人，開始拓展國際人脈，並且透過會外的非正式提案，行銷各自的拍攝企劃，拓展合作機會。
今年 WINDOC 入選企劃團隊在規模較小、文化背景相近的亞洲國際紀錄片提案舞臺上失利，或許是時不我予，也或許是反應了近年臺灣紀錄片在題材開發上，還欠缺更深掘題材普世價值、並且找到有效與（以歐美買家為主的）國際觀眾溝通的能力，但這並不代表臺灣紀錄片的題材沒有被國際市場接受的潛力（註5）。這一次失敗的嘗試，或許是一個機會，讓國內舉辦相關紀錄片培訓活動的單位、公部門，重新思考補助紀錄片工作者參加國際市場展的目的，以及如何透過資源整合，將這樣的目的與效益發揮到最大。
上中下游應整合串聯
文化部相關補助單位需要瞭解的是，對於紀錄片工作者，尤其紀錄片製片人而言，提案大會並不只是一個類似國內公部門「輔導金公開審案大會」的活動，而且，即便企劃案獲得公開提案的資格，投資方的投資決策，也鮮少在提案會桌上拍板定案，更多時候，需靠製片方在後續積極聯繫才能促成。因而，提案大會、市場展對於紀錄片產業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一個重要的社群、訊息交流平臺，買家、製片方在提案會場內、外不同的場合見面，在短短數天之內，大量地會見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舊潛在合作對象，面對面交換手上案子的進度與產業情報，同時也藉由這些公開與私下的場合，進一步熟悉對方的個性，作為未來合作與否的判斷依據。這樣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比起透過各種通訊管道洽談來的有力、有效。因此，不論提案入選與否，在仰賴人際關係運作的紀錄片產業裡，提案大會是紀錄片工作者開拓潛在合作對象，或促進合作機會、維護合作關係的重要場合。也因此，只將提案大會視為一種提案競賽、審查場合，將大大限縮提案大會擁有的產業影響力。同時，一個製片的人脈累積，甚至一個合作案從洽談成功到最終的完成作品，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看到成效。文化部相關單位若希望從培育人才的方向來進行輔導，每一位輔導的對象，都需要給予一定的時間，讓過往的耕耘開始收成。從建立產業基礎的角度來看，這才是培育業界人才的治本之道。要讓創作者能夠持續自食其力地從事創作，就必須讓他們在創意上累積充沛的能量，並在產業中累積豐厚的人脈資源與專業能力，如此一來，才能成功地操作一支優秀作品的問世，確保它在最適合的舞臺亮相，而非淹沒在茫茫片海之中。
而我們應該如何找到這些值得國家傾力支持的創作者／團隊，或許，關鍵就在於重新整合運用現有的人才培育資源。從前文提到的地方政府紀錄片補助計畫、「DOC DOC」、「DOC+」、「WINDOC」到 CNEX 提案大會與紀錄片學院，一個人才甄選與培育的程序鍊雛形，儼然浮現：地方補助計畫扮演著尋找潛力題材的前線；而 DOC DOC、DOC+ 兩個工作坊可由不同角度，聚焦於創作團隊的題材開發與故事粹煉，並且可為創作個人、團隊提供國內與海外的觀點；WINDOC 工作坊或許可以透過長期的培訓，給予潛力創作者更深入且全面的產業扶持；而透過 CCDF 這個重要的華人紀錄片提案平臺，則可以了解具備國際潛力的題材性質。透過這一系列的過程，不但可以挖掘出一部紀錄片的潛力，創作團隊也可以透過這個過程，一次又一次地打磨他們的創作計畫。
若每個工作坊可以互相合作，開放二至三個保障名額，接受其他工作坊、地方輔導金的推薦，或許是不錯的方式。另一方面，來自文化部的紀錄片補助資源，若可將其中一部份轉而挹注到國內的提案大會，提供國內工作坊推薦一定數量、條件的臺灣企劃保送進提案會，在提案大會上提供「最佳臺灣提案」獎金，之後進一步補助該團隊報名他國紀錄片提案大會（包含交通與住宿費用），則可透過提案大會挖掘出最有潛力的拍攝團隊。藉由這樣的過程，我們或許可以不斷挖掘具備發展潛力的紀錄片工作者，透過現有的產業平臺，引薦至國際產業網絡中，並開始培養出一批能夠自食其力的紀錄片工作者。
不論是針對影片創作，還是藝文活動的輔導，政府部門與國藝會的補助思維，一直都是針對個案處理，但其結果不但常是各家自掃門前雪，有時更將資源重疊在同性質、甚至是重複的工作上。另一方面，以一年為期的計畫，往往也只能追求短期效益，作為績效考核的依據。但是臺灣紀錄片產業眼下的問題，仍然欠缺能夠打造永續發展環境、支撐創作能量的人才，如何突破現下的舊有制度、思維，為臺灣紀錄片打造一把可以捕魚的釣竿，仍然考驗文化機構當局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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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除了本土紀錄片之外，同年上映的還有三部非國產的華語紀錄片，包括來自香港的《香港三部曲》（杜可風導演）、《乘願再來九百年》（關本良、蔡貞停聯合導演）以及獲得金馬影展最佳紀錄片的中國紀錄片《大同》（周浩導演）等。
註2 在電影院與公視「紀錄觀點」等既有管道之外，還有李立劭的《那山人這山事》在各地藝文空間進行小型巡迴放映、以及侯季然拍攝的系列紀錄短片《書店裡的影像詩》，透過線上影音平臺與電視等管道播映。
註2 在電影院與公視「紀錄觀點」等既有管道之外，還有李立劭的《那山人這山事》在各地藝文空間進行小型巡迴放映、以及侯季然拍攝的系列紀錄短片《書店裡的影像詩》，透過線上影音平臺與電視等管道播映。
註3 新北市除了舉辦監製工作坊之外，也舉辦紀錄片的教育紮根、巡迴放映等活動；而桃園市在2016年也將工作坊規模擴大，針對沒有拍攝經驗的初學入選者，提供初級課程，擴大桃園地區的紀錄片創作參與，但教育推廣非本文探討的主題，故不在此贅述。
註4 關於共同培訓，主辦單位在文章刊出後特別來信補充， WINDOC入選者皆可參與今年WINDOC所有課程，惟製片人培育計畫之進階培訓班，即報名訓練課、提案大會/市場展參訪及分享會報告為製片人計畫之入選者參與）。
註5 甫獲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的《日常對話》便曾以《我和我的T媽媽》之名入選 2014 年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11 月底上映的《不即不離》亦曾入選次年的提案會。賀照緹、黃胤毓等紀錄片導演亦曾以其創作企劃入選國際紀錄片工作坊。
註4 關於共同培訓，主辦單位在文章刊出後特別來信補充， WINDOC入選者皆可參與今年WINDOC所有課程，惟製片人培育計畫之進階培訓班，即報名訓練課、提案大會/市場展參訪及分享會報告為製片人計畫之入選者參與）。
註5 甫獲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的《日常對話》便曾以《我和我的T媽媽》之名入選 2014 年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11 月底上映的《不即不離》亦曾入選次年的提案會。賀照緹、黃胤毓等紀錄片導演亦曾以其創作企劃入選國際紀錄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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