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 2014 年 4 月 11 日的清晨五點多，一個天空漸白、人影消散的平日早上，我人在立法院附近、NGO 會館前的濟南路上，看著最後一波志工打包收拾準備回家。一名住在立法院附近晨起運動的阿桑，和我面前的志工聊了起來，志工也熱絡地回應他。其中，我聽到志工說了這麼一句話：「這次的佔領運動讓我更認識社會了。」我聽到這句話時，心底竟覺得有些毛骨悚然，在心底嘀咕著：「這 24 天的經歷是真實的嗎？這不是真實的社會樣貌呀。這 24 天她所認識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呢？和我所攪和的是一樣的嗎？」
沒有人會在同樣的事件裡，經歷一模一樣的經驗與感受。於是，我永遠只能書寫關於自己的小歷史，扣連自身的真實感受。無論是身體上的，抑或是心理上的，那些透過自覺，再放置到記憶脈絡深處的感知，才是真實具備意義的。在那之後，我參加許多佔領行動延伸出來的相關座談會，慢慢聆聽別人的經驗與感受，希望可以觸及他人在共同事件上的真實想法。與愈來愈多人溝通、交流之後，逐漸形塑出我經歷事件當下的內心真實，思考並聚焦成為我對佔領運動的觀點。
說實在，自己不能算得上是長期熱衷關注臺灣紀錄片發展，充其量僅能說是個專注思考獨立電影如何在臺灣生存，並且互相扶持的人。過去七年，作為獨立電影工作者的生涯中，拍攝現場的工作以在泰國與緬甸居多，拍攝現場外則是以臺灣作為生產電影作品的創作基地。如我這樣一個人生大半日子，乃至於生活都在臺灣的獨立電影工作者，能夠最直接交換不同觀影想法的方式，大體上還是透過最日常的觀影習慣，那習慣便是與朋友相約看電影，透過不同眼光的參照，與自己所見對話。即使朋友間私底下談電影時能夠坦誠以待，但有些談話的語言卻無法立即化為公共書寫，那必須經過數年，摸索自己如何觀看電影，以及如何使用語言來描繪觀影經驗後，才能在懵懵懂懂之中，逐漸捉摸出屬於自己的「眼光」。
「眼光」並非是一種邏輯辯證方法上的真偽，不用來相互較量品味高低，也不是預測競賽結果式的短期輸贏，更非追求伯樂尋找千里馬的「好眼光」。畢竟，成為好眼光的製片人並不是我們觀看電影的初衷。觀看電影的過程，終究也僅是個體開放地感受電影經驗，誠實地面對自己體驗電影後，獲得的感受與思考。透過日常生活的觀影所分享、交流的，便是針對電影作品的口語片段訊息，也就是請對方誠實地告訴我，透過他的眼光，在電影裡看到了什麼？而若對方也想知道我的看法，我也會告訴他。口語交流後，留待個體各自回去思考與修習，沒有標準答案，亦沒有老師審閱，自難化為長篇文字的整體研究，僅是持續積累自身關於電影經驗與感受的記憶，存放在視覺感知的生命裡，繼續透過日常生活的思考來琢磨眼光。
若從上述的觀影角度出發，紀錄片和劇情片並無不同，對觀者而言，都是透過創作者的眼光來感受電影經驗。在知覺心理上，可說是透過視與聽覺，意識開放地感受創作者眼光所重現的光影虛幻。電影本是虛幻的，然而透過創作者眼光所穿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隱而未現的，也是藝術作品裡最核心的──關於創作者所相信的真實。電影作品的真實並非事件屬實，也非真相揭露，更沒有版本問題，它是透過創作者所思、所想，凝聚與濃縮而成，並以電影具體實踐，鋪出引導觀眾的一條路。
臺灣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八零年代，綠色小組的新聞紀錄影像首度突破老三台所代表的「官方立場新聞」，當現實影像長期被掌權者所管控與詮釋，綠色小組使用簡便的電子攝影機（ENG），透過錄影帶傳播，戳破權力者欲掩蓋事件的虛偽。綠色小組與官方媒體同處社會運動現場，但綠色小組有意識地，將眼光置於社會運動的相同立場，生產出與「官方立場新聞」截然不同的歷史版本。於是，掌權者不想讓人民知道的訊息，便成為綠色小組捕捉自現實影像的真相。
觀眾對於臺灣紀錄片的觀影分享，長年強調「真相事實」以及「很真實」的感受。三十年後的今日，一天依舊是 24 小時，然而，每日的台北城市生活中，接收圖像的訊息量卻不知是八零年代的幾倍。手機、平板、電腦、電視乃至於戶外，各式各樣的媒體平台，爆炸式的圖像訊息量，已經不斷地遮蔽我們的眼球，在視覺上暗示我們該如何生活、該如何思考、該如何生存、該如何選擇價值。大量同質化的圖像，抹除了人擁有差異存在的可能性，隨著日常的視覺感知刺激愈來愈頻繁而疲乏，對於視覺經驗的思維便停留在與己身感受無關的表象上，愈加難以深入積累。而這樣的表象刺激，更常促使人們於生活中，複製起視覺經驗裡被潛移默化的俗套情感與共鳴，因此，日常生活中便自然且戲劇般地，展演起各式各樣的俗套情節或高潮瞬間；現實與虛構混合，日常地上演著衝突與矛盾。
日常中的虛構不見得就是惡意，更常是滿滿的善意所堆砌而成的假象。作為一名電影工作者，若對於作者意識下的觀點、距離、角度、構圖沒有自覺，在思考如何過濾視聽訊息，拍出人的狀態時，便往往使得捕捉當下的影音素材充滿虛構性。當眼前所見的一切虛構，愈發以等比級數般與現實生活交雜、影響時，創作者便更難以處理希望呈現給觀眾的觀影經驗，並讓觀眾透過觀影，觸及作者的真實觀點。若把紀錄片視為電影表達的其中一種體裁，是作者有意識地，透過這樣的體裁來呈現一個電影作品，將被捕捉到的現實生活，透過重新結構、組合，將之投影到大銀幕上，透過光影再現創作者的眼光；而創作者所捕捉到的表象，則鋪陳出其眼光中的真實觀點。因此，「創作者想說什麼？」便成為每部作品最需要探索的核心了。
創作者面對臺灣本地觀眾，時常仍把電影理出一個明顯可見的劇情，即所謂「觀眾看得懂」的故事，即便無法一次看得懂，也希望能透過不同的眼光參照，對話出一個單一版本敘事的「劇情」。觀眾依然普遍地對「劇情」有強烈的故事需求，而難以跨越到能夠閱讀電影作品本身的視聽訊息，進而成為自身的觀看。因而，大部份的創作者們仍常琢磨故事的表象，諸如情感關係變化的故事線，或事件因果關係上的連帶影響，在各種能夠吸引觀眾的劇情脈絡上，拿捏與製造張力衝突。而電影最終往往為了服務故事劇情，取捨出可被單一版本理解的情節，這樣的單一版本，通常都可以被觀眾簡單而直接地吸收，卻也限縮了視聽訊息可被多重詮釋的想像空間。
作為一個獨立電影工作者，我仍在想像電影創作還可以是什麼樣子？當人類面對自身生存之時，藝術創作者可以如何描繪？這蒼渺世間的一個人，並非只是在攝影機後的小螢幕裡被觀看，而是透過大銀幕裡的長鏡頭，逼視觀眾感知其巨大而真實、可被照見的存在，並在觀看過程形塑自身的凝視。這樣的美學選擇，也得同時將拍攝者自己的生命投入一個不同的時空、感知，全然進入角色世界的真實空間與自述語境中，看到其經年累月所形塑的軀體外相、凝視他們的臉孔所記憶的人生歷練、傾聽他們的話語所保存的寓意溫度，攫取他們的生命時間形成電影時空；或將他們真實的自我表述，轉化成故事角色，虛構角色關係與情境，重新在電影時空裡演繹真實。
創作者想面對真實，最終反抗的是，無意識層次裡綑綁我們意識層次上的自由。對抗國家、對抗權威、對抗不公不義等等，終究都是回過頭，質問自己所相信的真實究竟為何。
近兩年，臺灣紀錄片透過募資上院線有愈來愈興盛的現象。臺灣確實較少專屬紀錄片的頻道，但仍有《紀錄觀點》這樣的節目，不斷地委製或購買國內、外的紀錄片。也就是說，若有好作品想讓更多人看到，在有限的資源裡，還是有現實上比較可行的作法。通常採用「募資」者，其實是已經找了電影發行商，也安排好上院線的時程後，以募資手段作為一種變相的宣傳方式，同時也是預收電影票卷的方法之一。但在此之前，你得先準備好一筆給發行商的費用，又或者你得準備好一部可以感動發行商的作品，無論是商業上，還是情感上讓人願意發行。因此不免還是得提到近期這現象的濫觴：太陽‧不遠－太陽花學運影像紀錄│flyingV
《太陽‧不遠》本應該要是一部能夠反映出創作者自身觀點的紀錄片，它被期待的是，我們如何透過眾多創作者的不同眼光，梳理當代臺灣所面臨的歷史轉折點。從 2014 年 3 月 18 日佔領立法院，到 3 月 23 日佔領行政院，這一連串行動背後所面對或改變的究竟是什麼？
但最終整部影片表達出來的，更像是經歷了 3 月 24 日行政院暴力驅離之後而生的療癒影片。如同幕後花絮中所述，整個計畫是在 3 月 24 日佔領行政院行動結束之後成形，紀錄片工作者開始自覺該為整個佔領行動留下一些影像紀錄，所以在創作動機與企圖上，先天就是為了服務佔領運動而存在的，這一點就埋下了創作者們背負著無法背叛佔領運動的框架，在政治上，勢必得站在當權者的對立面；在立場上，也無法站在反思佔領運動的面向。
於是在幕後花絮中，可以聽到共同導演之一的李惠仁，自陳曾在內部討論時，被質疑為何一定要從可能會傷害佔領運動「形象」的角度取材。這段話反映了集體共同創作的過程裡，創作者之間對於紀錄片的想像有不小的落差。一部紀錄片的初衷，如果是為了與社會運動站在同一立場而開始製作，這時或許該反問創作者，作品中是否存在對電影表達方式的長久思考？創作者對於電影表達的思考、探究是什麼？而紀錄片是否可以具備創作者的藝術觀點？
《太陽，不遠》處在一種不能反叛佔領運動的立場陰影下，所有導演都不能挑戰跨越思想的「紅線」──也就是另一部影像紀錄《賤民大戰星光大道》裡，極欲探討的「我也不知道為何佔領運動要如此要求，但我們這樣做」；而《太陽，不遠》裡的每個導演彷彿也有著「我也不知道為何佔領運動紀錄片要這樣拍，但我們集體這樣做」的束縛。在《太陽，不遠》裡不斷反覆碎念著「退回服貿，捍衛民主」，最終電影就像五十萬人遊行一樣，透過集體浮誇的情緒記憶，似乎探討了主流媒體看不見的真相，然而卻是一場受到主流媒體追捧盛讚的佔領運動，缺乏創作命題之上，渴望與普世觀眾溝通的想望。在影像創作上顯得貧乏、單薄、形式重複。
若從幕後花絮來看集體創作面臨的問題，創作者為了維持「集體性」，彼此約束、牽制各自想表達的內容，依循集體生產狀態所產出的集體作品，反而對「個別作品」造成創作上的傷害。單獨觀看各作品時，因為時間上的限制，使得個別作品無法表達清楚其觀點。合而為一成為集體作品時，幾乎從頭到尾採用訪問，使用畫外音插入抗爭畫面，梳理具關聯的主題，因此造成現象的重複。從《太陽，不遠》中，我看到的僅有創作者們想要挖掘出有別於主流媒體所詮釋的新聞真相，但對於「真實的探索」，幾乎已經被集體性的作品規訓所削減，而顯得無力前進了。
創作者各自的主體性，被壓抑在整個「太陽花佔領運動」的政治性之下，所有的視覺感知，被「太陽花」這象徵人民權力反抗「國家機器」的符號全面同化了。佔領運動的主流力量捍衛台灣自由民主所形塑出來的「國家意識形態」，造成佔領運動既反抗國家，卻又同時愛國的內在矛盾狀態。但在《太陽‧不遠》中，關於深究這些政治性的觀點卻是異常薄弱的。
當電影無法關照無權力者的面容，彷彿僅剩下襯托出意欲奪權一代學子們純粹工具、功能性的使用。然而，若僅充滿表象的視覺衝擊卻缺乏內在論述力道，將經不起被長期「觀看」的考驗。紀錄片若無法在「愛台灣」的感動論述中尋求破口，終究無法透過電影，傳遞觀眾藝術文化能夠如何形成力量，僅存的只有立場表態。
觀影者終將回到自身「眼光」，思考電影欲表達之事。若從毫無脈絡的外部觀點來觀看，除了能夠認知青年佔領立法院運動外，難以再深入得知究竟那些青年處於什麼樣的社會時空？為何想要出來佔領？出來佔領了之後呢？他們的生命又將往哪裡去？
最感悲哀的是，這篇文章書寫至此的前一夜，因為佔領運動引出的能量，而間接實現政黨輪替成為總統的民進黨蔡英文，卻在其執政僅過半年之時，不顧超過五成民意反對，在本該是保護勞工權益的「勞基法」修正案上，選擇對資本家妥協再妥協的方向。
雖然本文只提到一部紀錄片，但也是對近期臺灣社會運動、政治題材類型紀錄片，提出一個簡單的提問：「何謂創作者觀看這個時代的眼光？」
沒有人會在同樣的事件裡，經歷一模一樣的經驗與感受。於是，我永遠只能書寫關於自己的小歷史，扣連自身的真實感受。無論是身體上的，抑或是心理上的，那些透過自覺，再放置到記憶脈絡深處的感知，才是真實具備意義的。在那之後，我參加許多佔領行動延伸出來的相關座談會，慢慢聆聽別人的經驗與感受，希望可以觸及他人在共同事件上的真實想法。與愈來愈多人溝通、交流之後，逐漸形塑出我經歷事件當下的內心真實，思考並聚焦成為我對佔領運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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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1日凌晨。佔領的一角，即興的聲響，躍動的靈魂（濟南路上近中山南路口，大樹下）／圖片林聖文提供 |
透過日常生活思考來琢磨的觀影感官記憶
「觀點」，當你出現在某處時，就已經決定了你所處位置的面向中，有限或獨特的視角。說實在，自己不能算得上是長期熱衷關注臺灣紀錄片發展，充其量僅能說是個專注思考獨立電影如何在臺灣生存，並且互相扶持的人。過去七年，作為獨立電影工作者的生涯中，拍攝現場的工作以在泰國與緬甸居多，拍攝現場外則是以臺灣作為生產電影作品的創作基地。如我這樣一個人生大半日子，乃至於生活都在臺灣的獨立電影工作者，能夠最直接交換不同觀影想法的方式，大體上還是透過最日常的觀影習慣，那習慣便是與朋友相約看電影，透過不同眼光的參照，與自己所見對話。即使朋友間私底下談電影時能夠坦誠以待，但有些談話的語言卻無法立即化為公共書寫，那必須經過數年，摸索自己如何觀看電影，以及如何使用語言來描繪觀影經驗後，才能在懵懵懂懂之中，逐漸捉摸出屬於自己的「眼光」。
「眼光」並非是一種邏輯辯證方法上的真偽，不用來相互較量品味高低，也不是預測競賽結果式的短期輸贏，更非追求伯樂尋找千里馬的「好眼光」。畢竟，成為好眼光的製片人並不是我們觀看電影的初衷。觀看電影的過程，終究也僅是個體開放地感受電影經驗，誠實地面對自己體驗電影後，獲得的感受與思考。透過日常生活的觀影所分享、交流的，便是針對電影作品的口語片段訊息，也就是請對方誠實地告訴我，透過他的眼光，在電影裡看到了什麼？而若對方也想知道我的看法，我也會告訴他。口語交流後，留待個體各自回去思考與修習，沒有標準答案，亦沒有老師審閱，自難化為長篇文字的整體研究，僅是持續積累自身關於電影經驗與感受的記憶，存放在視覺感知的生命裡，繼續透過日常生活的思考來琢磨眼光。
若從上述的觀影角度出發，紀錄片和劇情片並無不同，對觀者而言，都是透過創作者的眼光來感受電影經驗。在知覺心理上，可說是透過視與聽覺，意識開放地感受創作者眼光所重現的光影虛幻。電影本是虛幻的，然而透過創作者眼光所穿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隱而未現的，也是藝術作品裡最核心的──關於創作者所相信的真實。電影作品的真實並非事件屬實，也非真相揭露，更沒有版本問題，它是透過創作者所思、所想，凝聚與濃縮而成，並以電影具體實踐，鋪出引導觀眾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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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民解放區退場後隔天下午（台大校友會館前）／圖片林聖文提供 |
創作者想對觀眾說什麼？
臺灣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八零年代，綠色小組的新聞紀錄影像首度突破老三台所代表的「官方立場新聞」，當現實影像長期被掌權者所管控與詮釋，綠色小組使用簡便的電子攝影機（ENG），透過錄影帶傳播，戳破權力者欲掩蓋事件的虛偽。綠色小組與官方媒體同處社會運動現場，但綠色小組有意識地，將眼光置於社會運動的相同立場，生產出與「官方立場新聞」截然不同的歷史版本。於是，掌權者不想讓人民知道的訊息，便成為綠色小組捕捉自現實影像的真相。
觀眾對於臺灣紀錄片的觀影分享，長年強調「真相事實」以及「很真實」的感受。三十年後的今日，一天依舊是 24 小時，然而，每日的台北城市生活中，接收圖像的訊息量卻不知是八零年代的幾倍。手機、平板、電腦、電視乃至於戶外，各式各樣的媒體平台，爆炸式的圖像訊息量，已經不斷地遮蔽我們的眼球，在視覺上暗示我們該如何生活、該如何思考、該如何生存、該如何選擇價值。大量同質化的圖像，抹除了人擁有差異存在的可能性，隨著日常的視覺感知刺激愈來愈頻繁而疲乏，對於視覺經驗的思維便停留在與己身感受無關的表象上，愈加難以深入積累。而這樣的表象刺激，更常促使人們於生活中，複製起視覺經驗裡被潛移默化的俗套情感與共鳴，因此，日常生活中便自然且戲劇般地，展演起各式各樣的俗套情節或高潮瞬間；現實與虛構混合，日常地上演著衝突與矛盾。
日常中的虛構不見得就是惡意，更常是滿滿的善意所堆砌而成的假象。作為一名電影工作者，若對於作者意識下的觀點、距離、角度、構圖沒有自覺，在思考如何過濾視聽訊息，拍出人的狀態時，便往往使得捕捉當下的影音素材充滿虛構性。當眼前所見的一切虛構，愈發以等比級數般與現實生活交雜、影響時，創作者便更難以處理希望呈現給觀眾的觀影經驗，並讓觀眾透過觀影，觸及作者的真實觀點。若把紀錄片視為電影表達的其中一種體裁，是作者有意識地，透過這樣的體裁來呈現一個電影作品，將被捕捉到的現實生活，透過重新結構、組合，將之投影到大銀幕上，透過光影再現創作者的眼光；而創作者所捕捉到的表象，則鋪陳出其眼光中的真實觀點。因此，「創作者想說什麼？」便成為每部作品最需要探索的核心了。
創作者面對臺灣本地觀眾，時常仍把電影理出一個明顯可見的劇情，即所謂「觀眾看得懂」的故事，即便無法一次看得懂，也希望能透過不同的眼光參照，對話出一個單一版本敘事的「劇情」。觀眾依然普遍地對「劇情」有強烈的故事需求，而難以跨越到能夠閱讀電影作品本身的視聽訊息，進而成為自身的觀看。因而，大部份的創作者們仍常琢磨故事的表象，諸如情感關係變化的故事線，或事件因果關係上的連帶影響，在各種能夠吸引觀眾的劇情脈絡上，拿捏與製造張力衝突。而電影最終往往為了服務故事劇情，取捨出可被單一版本理解的情節，這樣的單一版本，通常都可以被觀眾簡單而直接地吸收，卻也限縮了視聽訊息可被多重詮釋的想像空間。
作為一個獨立電影工作者，我仍在想像電影創作還可以是什麼樣子？當人類面對自身生存之時，藝術創作者可以如何描繪？這蒼渺世間的一個人，並非只是在攝影機後的小螢幕裡被觀看，而是透過大銀幕裡的長鏡頭，逼視觀眾感知其巨大而真實、可被照見的存在，並在觀看過程形塑自身的凝視。這樣的美學選擇，也得同時將拍攝者自己的生命投入一個不同的時空、感知，全然進入角色世界的真實空間與自述語境中，看到其經年累月所形塑的軀體外相、凝視他們的臉孔所記憶的人生歷練、傾聽他們的話語所保存的寓意溫度，攫取他們的生命時間形成電影時空；或將他們真實的自我表述，轉化成故事角色，虛構角色關係與情境，重新在電影時空裡演繹真實。
創作者想面對真實，最終反抗的是，無意識層次裡綑綁我們意識層次上的自由。對抗國家、對抗權威、對抗不公不義等等，終究都是回過頭，質問自己所相信的真實究竟為何。
被壓抑在「太陽花」底下的創作者主體性
近兩年，臺灣紀錄片透過募資上院線有愈來愈興盛的現象。臺灣確實較少專屬紀錄片的頻道，但仍有《紀錄觀點》這樣的節目，不斷地委製或購買國內、外的紀錄片。也就是說，若有好作品想讓更多人看到，在有限的資源裡，還是有現實上比較可行的作法。通常採用「募資」者，其實是已經找了電影發行商，也安排好上院線的時程後，以募資手段作為一種變相的宣傳方式，同時也是預收電影票卷的方法之一。但在此之前，你得先準備好一筆給發行商的費用，又或者你得準備好一部可以感動發行商的作品，無論是商業上，還是情感上讓人願意發行。因此不免還是得提到近期這現象的濫觴：太陽‧不遠－太陽花學運影像紀錄│flyingV
《太陽‧不遠》本應該要是一部能夠反映出創作者自身觀點的紀錄片，它被期待的是，我們如何透過眾多創作者的不同眼光，梳理當代臺灣所面臨的歷史轉折點。從 2014 年 3 月 18 日佔領立法院，到 3 月 23 日佔領行政院，這一連串行動背後所面對或改變的究竟是什麼？
但最終整部影片表達出來的，更像是經歷了 3 月 24 日行政院暴力驅離之後而生的療癒影片。如同幕後花絮中所述，整個計畫是在 3 月 24 日佔領行政院行動結束之後成形，紀錄片工作者開始自覺該為整個佔領行動留下一些影像紀錄，所以在創作動機與企圖上，先天就是為了服務佔領運動而存在的，這一點就埋下了創作者們背負著無法背叛佔領運動的框架，在政治上，勢必得站在當權者的對立面；在立場上，也無法站在反思佔領運動的面向。
於是在幕後花絮中，可以聽到共同導演之一的李惠仁，自陳曾在內部討論時，被質疑為何一定要從可能會傷害佔領運動「形象」的角度取材。這段話反映了集體共同創作的過程裡，創作者之間對於紀錄片的想像有不小的落差。一部紀錄片的初衷，如果是為了與社會運動站在同一立場而開始製作，這時或許該反問創作者，作品中是否存在對電影表達方式的長久思考？創作者對於電影表達的思考、探究是什麼？而紀錄片是否可以具備創作者的藝術觀點？
《太陽，不遠》處在一種不能反叛佔領運動的立場陰影下，所有導演都不能挑戰跨越思想的「紅線」──也就是另一部影像紀錄《賤民大戰星光大道》裡，極欲探討的「我也不知道為何佔領運動要如此要求，但我們這樣做」；而《太陽，不遠》裡的每個導演彷彿也有著「我也不知道為何佔領運動紀錄片要這樣拍，但我們集體這樣做」的束縛。在《太陽，不遠》裡不斷反覆碎念著「退回服貿，捍衛民主」，最終電影就像五十萬人遊行一樣，透過集體浮誇的情緒記憶，似乎探討了主流媒體看不見的真相，然而卻是一場受到主流媒體追捧盛讚的佔領運動，缺乏創作命題之上，渴望與普世觀眾溝通的想望。在影像創作上顯得貧乏、單薄、形式重複。
若從幕後花絮來看集體創作面臨的問題，創作者為了維持「集體性」，彼此約束、牽制各自想表達的內容，依循集體生產狀態所產出的集體作品，反而對「個別作品」造成創作上的傷害。單獨觀看各作品時，因為時間上的限制，使得個別作品無法表達清楚其觀點。合而為一成為集體作品時，幾乎從頭到尾採用訪問，使用畫外音插入抗爭畫面，梳理具關聯的主題，因此造成現象的重複。從《太陽，不遠》中，我看到的僅有創作者們想要挖掘出有別於主流媒體所詮釋的新聞真相，但對於「真實的探索」，幾乎已經被集體性的作品規訓所削減，而顯得無力前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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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太陽‧不遠》劇照 |
創作者各自的主體性，被壓抑在整個「太陽花佔領運動」的政治性之下，所有的視覺感知，被「太陽花」這象徵人民權力反抗「國家機器」的符號全面同化了。佔領運動的主流力量捍衛台灣自由民主所形塑出來的「國家意識形態」，造成佔領運動既反抗國家，卻又同時愛國的內在矛盾狀態。但在《太陽‧不遠》中，關於深究這些政治性的觀點卻是異常薄弱的。
當電影無法關照無權力者的面容，彷彿僅剩下襯托出意欲奪權一代學子們純粹工具、功能性的使用。然而，若僅充滿表象的視覺衝擊卻缺乏內在論述力道，將經不起被長期「觀看」的考驗。紀錄片若無法在「愛台灣」的感動論述中尋求破口，終究無法透過電影，傳遞觀眾藝術文化能夠如何形成力量，僅存的只有立場表態。
觀影者終將回到自身「眼光」，思考電影欲表達之事。若從毫無脈絡的外部觀點來觀看，除了能夠認知青年佔領立法院運動外，難以再深入得知究竟那些青年處於什麼樣的社會時空？為何想要出來佔領？出來佔領了之後呢？他們的生命又將往哪裡去？
最感悲哀的是，這篇文章書寫至此的前一夜，因為佔領運動引出的能量，而間接實現政黨輪替成為總統的民進黨蔡英文，卻在其執政僅過半年之時，不顧超過五成民意反對，在本該是保護勞工權益的「勞基法」修正案上，選擇對資本家妥協再妥協的方向。
雖然本文只提到一部紀錄片，但也是對近期臺灣社會運動、政治題材類型紀錄片，提出一個簡單的提問：「何謂創作者觀看這個時代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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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青島東路，清晨5點57分／圖片林聖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