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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紀錄片工作坊／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大師講堂：金東元
Master Class with KIM Dong-Won
主辦單位：國家電影中心 Taiwan Docs
活動時間：2017/09/01（五）19:00 - 21:00
活動地點：府中15 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
開場主持：林木材（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講 者：金東元（紀錄片導演）
逐字稿整理／謝佳錦
Ｑ：剛剛提到的紀錄片的三角關係，讓導演、拍攝對象和觀眾都滿足，我覺得這是非常困難的。面對拍攝對象，有時導演會看到他不想被人看見或自己都沒發現的陰暗面。一個真實的呈現，是不可能完全滿足被拍攝對象自己的想像。我認為不可能沒有傷害，一定還是會有某種程度的傷害，那這個所謂的滿足，到底是從何而來？
金東元：這種情況非常多，牽涉我作為導演的貪心，跟對方立場一致，會有煩惱，不一致，也有煩惱。對方只想把他想給你看的一面給你看，但是導演我有時也想看我想看的，拍我想拍的。講實話，很少有一致的時候。但是，對方想要給你看什麼、不想給你看什麼，是建立在彼此的信賴。如果對方信任我，也比較容許我拍。如果我也理解對方的立場，他不給我看的這一面，若我拍了他會不喜歡，那我立刻就可以放棄。當然也有不會放棄的時候，《遣返》有一個被關很久的長期犯人要結婚了，其他長期犯反對，引發爭執，要結婚的那位對其他人大發雷霆。我知道他們會不開心，但我還是拍了，剪輯進去，我也有給他們看這些畫面，對方說不要放，要求剪掉，可是我還是跟他講我要放進去。對方說，那我們剪一半好了，放一點點就好，不要放太多。那時我就得到他們的認可，所以我只留下一點點爭執。換成其他導演，他們一定拒絕，一點點都不行，但因為我跟他們非常熟，才允許我放一點點。
《我的朋友鄭日祐》有一位大嬸，她抗議時裸露，我知道她不喜歡這個畫面，但我還是用了。我跟她通過電話，告訴她我放進去了，她有罵我。站在我的立場，我判斷這個畫面不會危害她，我心裡有一條界線，認為這樣作是OK的才放。還有一些更爭議的畫面，我有自己的原則，我會拍下來，之後先給對方看，如果對方真的說不要，我會刪。比起我，對方有更大權力決定要不要放。雖然有點可惜，但我尊重對方。
Ｑ：上溪洞的抗爭現場，很多拋頭露面的都是女性。我想問這在韓國的抗爭現場是常見的事嗎？還是這是導演鏡頭選擇下的結果？家庭中的男性，那時去哪裡了？
金東元：街頭的抗爭現場，男女都有。但在反拆遷的抗爭現場女性較多，原因是男性去外面工作賺錢。而且如果男性站到前線，會讓爭執更激烈。所以女性就說，由我們出去作抗爭吧。假使場面真的激烈起來，對方的黑道比較不敢對女性出手。一般拆遷運動都是這樣的模式。
Ｑ：拍攝社會運動，難免感受到人性黑暗，讓自己心情受影響，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拍攝者？
金東元：沒有錯。不管再怎麼努力，我還是會受到一點傷害，我到底是多麼無力、多麼虛弱。《我的朋友鄭日祐》不是有說對方威脅要殺了他，我那時也有遭受威脅。這種心情很多，但經過這些洗禮，能讓我成長。假使你受傷就陷入負面情緒，是不會有成長的。普通人受傷會覺得委屈，埋怨為什麼會這樣呢？可是我受委屈後會更火大，決定我明天要再去現場，這是一種動力。這種失敗感覺，你就當作日常生活，天天碰到，就會慢慢成長。拆遷戶每天都有人來拆，大家都在哭，一團亂，每天都要克服類似情況。這時你就換個想法，我是沒有權力，但我的心是不會輸你們的。我是膽子比較大的人，我的生活很貧窮，不那麼好，反而成為我的動力。
Ｑ：面對鄭神父三、四十年時間的大量素材，是怎麼控制影片情緒的起伏？
金東元：事實上，我得到的資料沒那麼多。雖然來自很多地方，但還是很不足。假如我拿到 100 個資料，其實使用了 80 以上。神父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可是沒有足夠資料來表現，我覺得蠻可惜的。有些朋友問我，還想不想拍更多神父的故事？如果能得到更多資料，我當然想拍，但很可惜，資料有限。我甚至想，是不是要採取動畫的方式。紀錄片裡有很多有趣的場面，那是因為神父就是好玩好笑的人。我剛剛說過，導演、拍攝對象跟觀眾都很重要。為了要把珍貴的訊息傳達給觀眾，導演必須要讓觀眾覺得這些訊息很有趣，這是導演很重要的工作。不管拍攝怎樣的作品，都要有意義跟趣味。商業片可能是意義比較少，趣味性比較高。我覺得紀錄片是意義比較深，但同時也能讓大家覺得好看跟有趣的。《遣返》也是一樣，裡面有出現一些諷刺總統的片段，還有殺豬的場面。我會想，這樣的場面該放幾秒能讓觀眾覺得好看？我會先預測觀眾的反應。我認為這是拍攝紀錄片很重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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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紀錄片導演金東元／圖片 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Ｑ：導演有沒有遇過讓你覺得很害怕、難以親近的人，該怎麼拍他？並與他保持良好關係？
金東元：雖然我不知道你所提的很兇、會害怕的人是怎樣的人，但我覺得不要拍就好啦。基本上我只拍我認識的人，或透過認識的人所知道的對象，我想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人，才會跟這些人相見、拍攝。如果這個人很難拍，我會事先想好。我有一個非常想拍的前輩，可是只要拿起攝影機靠近，他就馬上逃跑，我一直說服，他都不肯。如果我真的沒辦法拍，可能改用文字紀錄。我也討厭可怕的人，如果要拍可怕的人，例如韓國前總統全斗煥，我想我還是會去吧。不過如果是像黑道之類的，可能就不去了。就算想拍，我也會忍耐下來。
Ｑ：您說攝影跟剪輯習慣自己來，比較能貫徹信念。不過現在很多紀錄片教學，會希望你可以讓別人來剪，要去考慮觀眾。你也提到紀錄片要給觀眾看，才能產生力量。你身為導演，要怎麼拿捏這個尺度，該找人剪或自己剪，讓觀眾更能理解？
金東元：導演跟剪輯若能互相呼應，各司其職，會比較好。全都一個人包辦，會很累、很困難。導演有自己要思考的事，剪輯若有人幫忙，會比較好。因為製作費有限，很現實的問題，我剪接都要自己來。在韓國付錢請人剪，費用比較高，所以通常是導演自己剪。再加上我個人很喜歡剪輯，只要一剪片，坐在電腦前好幾天不睡覺都沒問題。
林木材：我想延伸一下，你作為導演已經涉入拍攝主題很深了，剪輯階段你要怎麼跳脫出原來的框架，找到一個新的觀點、制高點？
金東元：我好像跟你講的狀況相反。我可以投入，也可以抽離，可以站在觀眾的眼光來剪接、看待自己的作品。另外一方面，如果我掉入一個主觀的思考，其實也可以接受別人的意見，保持我的客觀性。
Ｑ：在公共場合拍到陌生人，是不是要先經過他們同意才能使用？
金東元：你是提肖像權的問題吧。每個時代的情況不太一樣，90年代其實沒這問題，不知何時，大家開始重視。現在你要放到電視上，聽說都要取得他們的簽名核可。好險我不是拍電視的，目前比較沒遇到。肖像權目前比較嚴格，教書時，我也會提醒學生要注意。
林木材：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導演提到紀錄片很重要的一點是生命力，這當然跟個人特質有關，也就是說，你的個人特質會決定你的拍攝方法。想請導演分享一下，自己通常是怎麼讓作品的生命力長出來？在場有很多是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你身為過來人，是怎麼突破一開始困境？給大家一點建議。
林木材：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導演提到紀錄片很重要的一點是生命力，這當然跟個人特質有關，也就是說，你的個人特質會決定你的拍攝方法。想請導演分享一下，自己通常是怎麼讓作品的生命力長出來？在場有很多是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你身為過來人，是怎麼突破一開始困境？給大家一點建議。
金東元：這是非常核心的問題，雖然有點困難，但我努力回答。導演的作品跟導演的生活，是不能分開的。所以最終要回到，這導演是怎麼生活的？像我，比起作品，我更重視生活。日本的小川紳介、土本典昭，這兩位影響我很深的導演，他們的人生跟他們的作品，也是完全不能分開的。你想表達出什麼樣的訊息，只要相信自己，作品就會展現出生命力。
講實話，這真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但這不是無法實現的。鄭日祐神父給我們一個啟示，他能活得那麼瀟灑愉快，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不畏懼貧窮，才會得到相對的自由。我也跟他一樣，活得很自由，不貪心。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單純的想法，不是要活得很聰明、很勇敢、很精彩，而是你要找出比物質更重要的東西，才能獲得自由。獲得自由後，作品也能更放得開，獲得力量，活得更精彩，作得更順利。我也是這樣的，在各位面前作演講的我，老實說，當時只是沒有才能拍電影的普通青年，運氣好，無意間到了上溪洞，遇見鄭神父，拍了紀錄片，一路走到現在。我覺得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前面有提到，當我遇到困難，就有人出來幫我，我認為每一個人應該也都可以。比起作品，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決定要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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