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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導演林俊頴／圖片提供 目宿媒體 |
採訪、撰文／陳慧穎
「或該說，懷想那些不在的、早已遠去的。」言及紀錄片拍攝之始，朱天心曾如此寫道。2017 年劉慕沙女士逝世，時間的轉輪嘎然一響，那一頁的歷史就此翻過，隔年初，朱家姊妹終於應諾友人童子賢和目宿媒體公司的邀請，島嶼寫作系列的「文學朱家」紀錄片拍攝正式啟動，並分作上下集，上集《願未央》以朱西甯、劉慕沙為主，下集《我記得》則聚焦於朱天文、朱天心。
說來簡單，當辛亥路的老家成了片場，燈光一打，眾人才知事態嚴重。
一屋簷下寫字的人各據一方，平時不喜歡被拍攝的人，成了被攝者，從各自發展出對付攝影機鏡頭的處事之道，到逐漸能與攝製團隊暫且共同棲止；從素材的努力翻找，到日常的自然牽引；期間有貓施施而行，把書本擠掉挪出自己的位置；不僅朱家姊妹仨、唐諾、謝海盟入了鏡，臨危受命擔任導演的朱家老友、小說家林俊頴，與負責擔任監製、領著老班底坐鎮的侯孝賢也不得不出現在鏡頭前。於是，那些在屋內屋外過去現在未來、在這家中與文學有關的一切物，或作標本，或作引子，終以幢影疊映的樣貌框入電影的時間中。
「我覺得我還是寫作的人，只能夠按照我的寫作習慣，就我對他們理解，去思考這部紀錄片想要呈現的模樣。」對於林俊頴來說，會促成三代人寫作的成因自有其複雜度，絕非巧合，「願未央、我記得，都不是單純的就這麽幾個字，後面有一層又一層的脈絡，最重要的是把其中的深意想辦法帶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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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簷下都是作家：朱天文（左）、朱天心（右）／圖片提供 目宿媒體 |
片名即是再也明顯不過的線索，朱天文將上集命名為「願未央」，與她十年前為《意有未盡：胡蘭成書信集》所作的專序同名，當時的文章以「志不盡，願未央。」起頭，一來是未竟的遺願，指涉胡蘭成的未竟之作〈女人論〉，而朱西甯的遺作〈華太平家轉〉亦未完成，二來是願很大，不可能有完結的底線，「但那個『願』得是你永遠耿耿在心，要『記得』才可能去實踐。」林俊頴如是強調。因此當他一聽聞朱天文說要將上集取作《願未央》，他馬上直覺反應下集應作《我記得》，以一呼一應的命題將兩部片串連起來。片名「我記得」一方面呼應到朱天心試圖以記憶定錨、在都市空間中回溯歷史幽微細節的《我記得……》，而本片敘事的推進更是以移動召喚記憶、以空間來探詢時間的覆寫積累、記憶的婆娑起舞。「當然這也可以是，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對他們的『記得』。文字本來就是有其多重含義與歧異性。」林俊頴與朱天心、朱天文差沒幾歲，算是同代人，從十六、七歲作為她們的讀者，進而認識她們，到現在一晃四十年的時間，一些直覺似的反應與判斷總是歸結到他對於朱家的深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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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文於家中埋首寫作／圖片提供 目宿媒體 |
片頭的祭拜作為區隔上下集的斷點，以儀式驅動電影的開始，也一道回應朱天心引述馬奎斯《百年孤寂》的話：「一個地方有親人埋骨，才算是家鄉。」，在島嶼寫作的框架下，以所謂外省第二代觀點，回到親人埋葬之處，作為另一個起始。
這一切又似若林俊頴講述拍片素材構建過程時，曾提及的話語，「《我記得》難免是要一步步往回找。」所謂源頭，背後又是層巒疊嶂。
朱西甯、劉慕沙兩人於 2017 年合葬於陽明山，在此之前，朱西甯的骨灰罈置於他和劉慕沙的床頭足足 19 年，彷彿不曾遠去，就如家中四處可見的肖像，一直都在。在場，如朱天心所描述的那個「鬼影幢幢」的家，幽魅同行，光影總是迷離，或許「一直都在」才是真正的源頭，遠比時序的明確斷點更貼近記憶內核，並由此綿延成代代堅實的寫作日常。
談及片子以朱西甯、劉慕沙祭拜為始，胡蘭成的祭拜墊底，林俊頴笑說他很同意製片林靜憶的看法，若上集很像勵志的愛情故事《金玉盟》，下集則盤踞著兩大幽靈───朱西甯與胡蘭成。確實，朱家姊妹寫作的過程深受父親身教的影響，胡蘭成又是她們倆的啟蒙者，與朱家關係實在太深。「願未央」所指涉的未竟遺願，轉拓至朱家第二代身上，卻又紛然踏成自己的條條路徑，這在朱天文身上最為明顯，林俊頴補充道「朱天文說寫作過程就是一步步跟胡蘭成告別、反叛，可是我覺得這些反叛基本上都奠基於與胡蘭成很深層的根底連結，若說朱家姊妹、朱老師這一輩子沒遇見胡蘭成，那肯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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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姊妹祭拜胡蘭成之墓：左起朱天衣、朱天心、朱天文／圖片提供 目宿媒體 |
從《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到《巫言》，皆是朱天文對〈女人論〉的回應，藉此回答過往與胡蘭成老師七年的相遇。「我自己努力活，走出我自己的一條路，那又是什麽樣子，這只能回頭去文字裡找答案。」林俊頴繼而解釋道，「文學本來就是很內向的東西，幾乎不可能完全進入」，這些知識、文學上的互動與影響有時只能以清淡點水的方式示之，先是請姐妹倆找出胡蘭成在朱家隔壁教授易經課的錄音檔，後來又牽線找到胡蘭成1981年逝世前一兩年的影像身影，《庭・大八洲》中恰好有胡蘭成在解釋永字八法的片段，一小段落試圖埋入背後的浩瀚藍圖，從王羲之如何受魏夫人啟發、書法與舞蹈的同源、整套美學的繼承、神姬之舞／巫女之舞，乃至黃錦樹將朱天文與日本祭祀的巫女相比之討論、朱天文書桌玻璃墊下胡蘭成以書法寫就的「花」字，元素剛好到齊，只待識者尋徑入山。
參與此紀錄片，林俊頴身為朱家好友，對聽聞到的字句深有感觸，「天衣到最後也很感慨，你來拍這個紀錄片，我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為彼此的認識，讓這部片得以完成，又因為紀錄片的拍攝，讓彼此的認識更往深層推進了一些。不過，他也笑說有時他對她們太過暸解，而有所盲點，比方說篇幅的拿捏便讓他苦不堪言，「後來天文自己跳出來說，下集你就把主線放在朱天心身上。」這一說不但解決篇幅的取捨，也讓敘事線有了明確的推進動能，朱天心是事件的起頭，在前頭登高一呼者，從《三三集刊》，往後串連出社會參與、動保行動，這些不僅反映在日常，在文學上的特色也有所承接，「朱天心便是一個漫遊者，《古都》的走路就是《擊壤歌》的再延伸」，一個永遠在路上，一個常宅在家中，朱天心與朱天文，一熱一冷，一動一靜的個性也藉此更加活靈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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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心常於咖啡店專注寫作／圖片提供 目宿媒體 |
綜觀整個過程，對林俊頴來說，以寫作之人入題的難處永遠在於，文字如何轉化成影像？文字與影像，又如何互作搭建的材料？一如米蘭昆德拉曾提到卡夫卡「拆解生命的房子，再拿這些磚塊蓋小說的房子」，實然的世界又如何無限趨近應然的世界？
他說他當初十分心動於米蘭昆德拉的拆屋說，覺得這句話也很能具體地詮釋整個文學朱家。「說實在，要過個更好的生活並非難事，但一家人把生活過成這個樣子，過得如此簡單，所謂何來？」事實上，這問題始終在片中迴盪，人影持續穿梭在辛亥路那「實然」的家中，然就在問題未解，又再反覆推敲打磨之際，彷彿也從中瞥見朱家三代代際傳承、共同打造的「應然」文學世界逐一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