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整理／陳婉真
訪談時間／2022.06.27
受訪者／蔣顯斌（CNEX 基金會共同創辦人暨董事長）、張與蘭（CNEX 基金會台北分會總監暨 CCDF 總監）
CNEX 為一非營利性質的民間文創組織，由兩岸三地熱愛紀錄片的人士組成，目前由北京國際交流協會、台灣蔣見美教授文教基金會、香港 CNEX 基金會共同推動，致力於提供華人新一代紀實創作者及其文藝作品的創作與交流平台。
CNEX 的名字是由「看見」未來（See Next）的英文發音而來，並有「華人新世代」（Chinese Next）的意涵，自 2007 年至 2017 年，CNEX 每年選定與華人社會密切相關的年度主題進行徵件，號召全球華人對此主題拍攝紀錄片，CNEX 除了提供培訓、部分資金，也會參與監製、展映、發行。
而 2010 年開始、每年秋天在台北舉辦的「CNEX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則採取盛行於國際紀錄片影展間的「提案會」模式，鏈結紀錄片創作者與國際性的電視台或基金，以取得創作及發行的機會。曾榮獲第 55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註1）、2017 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日常對話》（註2）、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神人之家》（註3）等，都曾經入選過 CCDF。
我們專訪 CNEX 基金會共同創辦人暨董事長蔣顯斌、CCDF 總監張與蘭，借鏡他們長期對國際紀錄片市場的觀察，以及舉辦 CCDF 的經驗，希望能提供台灣紀錄片創作者或許在作品前、中期，即可透過「提案大會」的歷程，打開「對全世界說故事」的可能和想像。
CCDF：以「提案大會」為華人紀錄片和國際接軌
CCDF 到今年（2024 年）即將邁入第 15 屆，談起創辦 CCDF 的起心動念，那得回到 15 個年頭前說起。蔣顯斌回憶，最初是為了要幫 CNEX 監製的作品尋找國際合製機會，團隊一行人飛到世界各地，觀摩了包括 Hot Docs 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在內的幾個紀錄片提案大會。
這些觀摩經驗讓他對國際紀錄片產業的普遍生態與網絡，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具一定規模的紀錄片多半無法靠本國市場回收，而需要跨國際的資源和資金挹注，後端也需要跨國際的露出與流通，因而有了「提案大會」這樣行之有年的投資創作平台。他也感受到，「華人在這裡面是沒有角色，除了因為我們對於這種提案大會是很陌生的之外，也跟在創作前期就少了望向國際的企圖與養分有關。」
當然，並不是預設所有華人導演都一定要進入國際市場，但 CNEX 作為希望推動華人自己創作、闡述華人故事的單位，就必須創造一個對華人紀錄片導演比較友善的環境，「所以我們就討論說，在台灣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個華人為主場的提案大會？我們直接把國際重要電視台決策人、影展策展人、發行商與製片人士都拉到台灣來，然後全程雙語翻譯，同時提供訓練和培育。」
CCDF 於焉在 2010 年秋天誕生，成為台灣第一個為了讓華人紀錄片與國際市場接軌而發起的大型計畫。
CCDF 主要分成三個階段：
（一）初選徵案。每屆挑選 17-20 件華人紀錄片工作者創作，或是有關華人世界的紀錄片提案。
（二）專業培訓工作坊。邀請各國紀錄片產業專業者，和創作團隊進行一對一的討論、演練，也包括提案的試演、提案技巧的提點等。
（三）國際水準的提案大會。創作團隊將以說故事的方式向 40 位左右的國際編審（Commissioning Editor）提案；提案時間為 15 分鐘，其中 7 分鐘簡報、8 分鐘開放提問。
每屆也會選出最佳提案，得主將獲得 5,000 美元的獎金，也可能被其他國際創投會邀請前往觀摩或提案。
國際資源雖然最主要的目標是資金挹注，但除了資金之外，還包括更多創意、行銷、發行的資源。因此 CCDF 邀請的國際編審不是一般創投中單純的投資客或所謂的創投公司，多半是電視台裡的決策人，像是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ARTE（法國歐洲藝術電視台｜德國第二電視台）、NHK（日本放送協會）、半島電視台、亞太 Discovery 探索頻道、國家地理頻道；或是來自大型國際影展的策展人、產業單元策劃人，以及發行商等等。
「透過這樣非常飽滿而密集的歷程，你會知道這個題目在台灣的觀眾以外，其他國際觀眾他的興奮點、他的共鳴點是什麼？又或者是，有時候你認為你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但為什麼他們會看不懂？對於把一個故事要跨出自己的這個同溫層，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情報。」蔣顯斌說道。
從普世議題提煉獨特視角 是「對全世界說故事」的關鍵
透過 CCDF 提供的統計資料，每一屆 CCDF 會挑選 17-20 件紀錄片提案，其中台灣提案數量平均五件。張與蘭觀察，「台灣導演相較中國、香港的導演來說，好像對於要跨出去跟國際製片人或電視台監製討論，會認為我好像要有一個很厲害的故事，或者是我要一個非常大的製作才能去參加這樣的提案會，所以大家有一點害怕。但是其實我們一直很努力告訴大家，我們會擔任協助跟輔導的角色，沒有那麼恐怖的啦。」蔣顯斌則認為這樣的數字其實反映了一個社會中所擁有的拍攝資源。
「台灣相對來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機構包括 NGO，在紀錄片的補助上一直都有挹注；那反而是有一些資源不太充裕的地方，那他們就會往外找資源。」
他也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報名 CCDF 的台灣導演，相對都不是非常資深的導演，「感覺他需要的衝勁比較強，然後在很多資源上他可能有拿到、可能沒有。」而中國大陸很多導演則是相對資深，甚至在國際上都得過很多獎的，仍然會選擇來 CCDF。「所以我覺得兩邊的需求點有一點不一樣，但我們一直想要鼓勵更多相對比較資歷有經驗的台灣導演，一起來參與在這裡頭。很想鼓勵大家可以有更寬廣的想像，去『跟全世界說故事』。」
CCDF 歡迎不同製作進程的片子來報名，因為邀請來的國際編審多元，有些可能想要更早就開始參與意見，參與合製，有些則比較想找接近完成的，以版權購買為主。「所以不管你在什麼階段，其實都可以來參加CCDF，你會遇到不同需求的決策人。」張與蘭說。
張與蘭也補充，CCDF 初選評審包括製片、導演、後期導演等等，也是希望能透過每個不同的視角來審視故事的潛力。「那大部份還是會選擇當代應該要注意的議題，或者有沒有辦法從故事中提煉出值得注意的視角。」
不過，即便 CCDF 特別著重議題，但蔣顯斌也提到，題目有時候大家會一窩蜂，比如說現在哪裡發生戰爭了，第二年就會看到一大堆；發生疫情，那就出現很多疫情相關的影片，那最後哪些會脫穎而出？其實就是憑藉著作品創作的功力。「第一個是你的題目本身跟你的人物有沒有穿透性？第二個是你說故事的方法。」他說。
蔣顯斌也分享他的觀察。他認為跟政治有關的題目，在紀錄片圈子裡仍然被認為是很重要、很核心的主題，只要出現都會很受矚目；而性別這個題目，已經被探討的相當多了，不一定只靠議題就能取勝；另外還有討論科技的紀錄片，因為它不是屬於科技圈的人的故事，而且科技帶來的影響一直都是跨領域的，發展和對話性都很有潛力；最後則是文化多元性。
「我覺得在地人講在地化這件事情，全世界還是很看重。全球化這個浪潮在走到了一個極致之後，現在大家開始重新回頭講在地，就是希望看到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在地比較獨特和比較細微的地方。可是如果只是泛泛的講，其實大家看了都不會有感覺，因為也看太多了，所以你要講出一個會讓大家有更多的收穫、能走到更深的地方。」
參加提案 本身就是一個打磨作品、釐清故事的過程
對於想對世界講故事的創作者，蔣顯斌的第一個建議就是歡迎來參加 CCDF。因為 CCDF 期間同步舉行的「紀錄片學院」並不限提案者參加，相關從業人員皆可報名「紀錄片學員」來參加，觀摩提案，也聆聽產業趨勢與動態的專題講座、大師講堂、影片放映。
而以在 CCDF 媒合成功的案例，張與蘭舉近期台灣紀錄片的案例，像是《文林銀行》（註4）就和半島電視台媒合；《臨演人生》（註5）則獲 NHK 邀請，有製作短版影片在 NHK World 的頻道播出；《逆者》（註6）則預售給加拿大的知識網路頻道 Knowledge Network 做了一個版本，也獲 Discovery Asia 購買。
根據經驗，大部份的影片需要花到兩年的時間走過全世界各大提案會，才能籌募到一定的經費。而一般國際大型提案會中成交率若達到三成，也已經是不錯的成績了。提案後不一定能快速找到基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張與蘭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提案者所獲得的不一定是金錢，有時是其他的資源、協助和回應，幫助提案者釐清自己到底想要拍什麼樣的影片。
蔣顯斌補充，因為在 CCDF 可能就會同時面對三個不同的露出平台編審，「有一些電視編審就會說你的節奏太慢了，我這的觀眾根本扛不住，就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然後這一輪完了以後，電影節的代表就會跳下來說不要改，你千萬不要改，你的片子適合電影節、大銀幕、關起門看，不要聽電視的。」
「所以最後還是回到導演跟製片身上——你們想要講一個什麼故事？」張與蘭說。「或者你也會從中發現，原來我的故事其實電影節會有興趣、電視也會有興趣，但是我要往哪裡走？那就是我自己可以考慮的事情。所以透過提案會其實首先就會知道哪一些人對我的影片是有興趣的，那如果我想要走影展，或者說我想要走電視頻道，我可能要做不同風格的東西。每個人都會給意見，透過一次的提案會，導演就可以收到很多意見回饋，我覺得這是還蠻有效率的方式，而且這些決策人都是非常專業的，也很真誠在給建議。」
倘若將提案本身視為打磨故事的過程，CCDF 也提供提案入選者紮實的提案培訓，「會翻來覆去的修改片花、翻來覆去的討論你的提案內容，你要怎麼提案、我前面要講什麼、中間要講什麼、結尾要講什麼，然後我提案的口述內容要和片花互相搭配，就是這樣來回不斷地修改你的提案。所以很多人都回饋不僅提案技巧有提升，故事也說得更清楚了。」張與蘭說。
而雖然根據 CCDF 的統計，入選提案的完成度雖有九成，但也並不是每個作品都一定要往國際走，因為在跨國、跨文化之間去轉譯題目，「你有沒有辦法讓大家在看的時候都有一個共感？」這件事情本來就不容易。
蔣顯斌提到，很多時候獨立導演的拍攝歷程普遍是最初圍繞著一個主人公，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說的故事；但是走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也許會需要跳出來一下，去想想這個主人公的故事，要怎麼樣發揮它本身的價值、去找到它該去的地方？
「那至於該去的地方是什麼？導演就要自己要去下定義。有些導演後來就決定我不出去了，我就是拍一部在地的電影，這是每個導演自己的決定。但假如你希望作品能走到更大的影響力，我相信 CCDF 裡面就會有非常多這方面的資源在裡頭，我們一起讓對跨文化轉譯這件事情相對熟悉的人來參與在你故事的打磨中。」蔣顯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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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由傅榆執導，以太陽花運動領袖陳為廷與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為被攝對象。為第四屆 CCDF 入選提案。（提案片名為《我在臺灣，我正青春》）
註2：《日常對話》為紀錄片導演黃惠偵的作品。他先以《我的T媽媽》獲第三屆 CCDF 最佳提案及最具國際潛力獎。先後發展短片《我和我的T媽媽》和長片《日常對話》。
註3：《神人之家》是紀錄片導演盧盈良的作品。他以提案名《阿志》獲第九屆 CCDF 最佳在地題材提案獎。
註4：陳志漢導演作品，獲第七屆 CCDF 最佳提案獎、雪菲爾德提案會邀請獎、廣州紀錄片大會亞洲紀錄片最佳提案獎
註5：伍心瑜導演作品，為第十屆 CCDF 入選提案
註6：陳文良導演作品，獲得第八屆 CCDF 最佳提案獎、ASD 亞洲陽光紀錄片提案會推薦獎、遠東 XCCDF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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