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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紀錄片導演金東元／圖片 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大師講堂：金東元
Master Class with KIM Dong-Won
主辦單位：國家電影中心 Taiwan Docs
活動時間：2017/09/01（五）19:00 - 21:00
活動地點：府中15 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
開場主持：林木材（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講 者：金東元（紀錄片導演）
Master Class with KIM Dong-Won
主辦單位：國家電影中心 Taiwan Docs
活動時間：2017/09/01（五）19:00 - 21:00
活動地點：府中15 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
開場主持：林木材（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講 者：金東元（紀錄片導演）
逐字稿整理／謝佳錦
林木材：我先聊聊金東元跟台灣的淵源。2016 年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時，金東元導演擔任我們的國際競賽評審，當年放了他的兩部作品《上溪洞奧林匹克》與《遣返》。今天講堂第一個小時，先請他分享自己的創作經驗，中間會播放《上溪洞奧林匹克》的片段。第二小時採開放討論，我或各位觀眾針對他剛講的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來。希望DOC+工作坊是一個更開放、更互動的狀況。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金東元。
「韓國第一部獨立紀錄片」
金東元：有點熱，我先把帽子拿掉，希望大家見諒。這次活動的題目叫「大師講堂」，但我不是大師，也不喜歡這樣的稱呼。昨天我跟工作人員講過，這邊的工作人員以「大師」、「專家」來稱呼，對我稍微有點負擔，我個人比較喜歡大家稱呼我「senior」（資深），就是有一點年紀的同志。我最喜歡的一個單字就是「同志」。製作紀錄片的人，都有懷抱自己的目標與夢想，集結在一起來製作。我今天也不曉得要跟大家說什麼才好。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片子有點無聊。我打算從自我介紹開始。
我以前是拍商業電影的，大約在 1980 年代，史蒂芬史匹伯的《ET外星人》很有名，賺了很多錢，我那時很想成為像他一樣賺很多錢的導演。之後我以商業電影的副導演身份，拍了五年左右。那段時間我覺得非常有趣，認識很多前輩導演、製片人，但他們大部分都覺得我並不是真的很懂電影。聽到各個前輩的意見後，我陷入煩惱。很偶然地，我得知上溪洞的拆遷事件。大家剛剛都看過《我的朋友鄭日祐》這部片，那時很偶然地認識了鄭神父。那段期間我跟鄭神父、上溪洞遭強迫遷徙的居民們，一起住了三、四年。很多客人來拜訪鄭神父，問他關於上溪洞的問題，每一天都會聽到不同組客人問很類似的問題。當時我覺得，如果可以把大家這些問題結合在一起，拍攝成一部紀錄片，剪輯好直接給他們看，就不用一直問了。那時我不知道我拍攝的叫「紀錄片」，也不知紀錄片實際上怎麼拍。只是把那段期間跟神父在一起的經歷，拍攝剪輯出來，就被稱作「韓國第一部獨立紀錄片」。我聽到也非常驚訝，因為我本來對紀錄片沒有任何興趣，本來的生涯規劃是要拍商業電影。
今天來到這邊，對我來說是很偶然、也很幸運的一件事。我當時完全沒想過要拍紀錄片，也沒有這樣的意圖，只能說是偶然。80 年代不只韓國，包括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都開始拍紀錄片，大家的發展都蠻類似的，好像就是跟隨民主化運動開始，也建立在攝影器材的普遍下，聽說台灣有綠色小組、中國有吳文光，印度那邊也有。我後來認識的許多亞洲紀錄片導演，都跟我類似，在不知紀錄片為何物的情況下就拍了。
我第一部作品是《上溪洞奧林匹克》，其實我目前拍攝的所有東西，都來自上溪洞，包括在那兒認識的人、透過上溪洞延續出來的一切。如果有些朋友還沒看過《上溪洞奧林匹克》，可以讓大家稍微看一下，我等一下再繼續講。
（《上溪洞奧林匹克》開場放映）
以貧窮的方式拍攝電影
金東元：先看到這邊為止。畫面這樣不堪，繼續看下去會對大家不好意思。當時技術沒有很好，畫質非常不好。我本來想拍商業電影，但有些人勸我，韓國拍商業電影的人非常多，由你來拍個紀錄片，會不會比較好呢？而且紀錄片不用很多資源與經費也可以拍，就像這部《上溪洞奧林匹克》，沒有花任何一毛錢。而且跟居民一起吃一起住，也沒花任何生活費，我都白吃白喝。其實對我來講，錢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要拍電影啊，製作電影還是要有經費，最近在韓國的情況是，我們的紀錄片有非常多經費進來，但是只有我還認為紀錄片是不需要花錢也可以製作，只有我保持這種概念。
上溪洞教了我非常多東西，包括我對社會的概念，也藉此認識鄭日祐神父及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們。接下來我製作的幾部片都是因為這個連帶關係。特別是《遣返》，雖然內容沒有相關，是講北韓來南韓的間諜，但也源於我受上溪洞影響後而獲得的靈感。我是在現在住的奉天洞，認識這些北韓來的間諜，他們長期關在監獄裡，後來被放出來。上溪洞的經驗讓我開始思考拆遷為何不好，這些人該怎麼生活？怎麼生活才叫生活得好？關在監獄三十年的間諜們，他們也是人，怎樣能堅持下去活那麼久？這些問題一直跟隨著我。
電影方法論上，「製作紀錄片不用花任何錢」的觀念，也來自上溪洞。那時我就是拿著小小的攝影機，隨便拍拍。大家不覺得這些影像不那麼美、不那麼漂亮、也不那麼完整嗎？像你們剛才看到的這些畫面，感覺有點幼稚，水準也非常低。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當時的現實。以技巧來說，我覺得自己好像必須從貧窮的狀況出發，才能成為電影導演。所謂「貧窮電影」的概念源於劇場，拍電影前，我接觸過舞台劇。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提出「貧窮劇場」的理論，主張舞台佈置、化妝、資源應降到最少，以人為本，才是真正的劇場。我還蠻贊成這樣的論點。雖然我是因為沒錢才要拍貧窮電影，但拍攝成功後我發現，資源這麼少，我也是可以拍出來。當然，拍攝紀錄片是沒辦法賺錢的，偶爾會有些例外，如美國的 Michael Moore，韓國也有超過五百萬觀影人次的紀錄片。可是我並沒有 Michael Moore 的才華，沒辦法作得像他一樣。
有些拍紀錄片的人問我，拍紀錄片可以賺錢嗎？我希望大家不要這麼想，不是要洩你們的氣，但我從未這樣想過。《遣返》讓我稍微賺到一點錢，那時我用賺來的錢買一台車，除此之外，我真的沒賺到錢。我的作品賺不到錢，但是我必須要製作作品，然後我要生活，要養我的辦公室、家人，如果都沒賺到錢，要怎麼辦？這問題我大概被問了數百遍以上了。我成立的紀錄片製作公司 PURN，至今 25 年了。我們有一些會員，每月繳交韓幣一萬元，約台幣三百元。作品完成會送給他們，有定期聚會，也會邀約。靠他們來營運這家公司，支應部分製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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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紀錄片導演金東元／圖片 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那我自己怎麼活著？我開過計程車，教過課，打各種工。目前韓國有一些基金會資源進來，比以前生活好一點點。有資金進來是好事，但資源越多，我們欲望也越多，以前製作費只要一千萬韓幣（約台幣三十萬），現在可能會作到五千萬韓幣，這樣一想也不是那麼好。以前用不到錢的地方，現在就會想用上去。我自己拍攝、剪輯《上溪洞奧林匹克》，我喜歡全部自己來，已經變成習慣了，如此一來，也能確保品質。當然，紀錄片不是一個人作就是好的。拍攝紀錄片最好能有兩台攝影機，要有人討論，確保自己往正確方向走。PURN 每一個人都想作自己的作品，我們會開會，透過跟大家討論來集思廣益，這對作品是有幫助的。我現在因為眼睛不太好，無法自己完成拍攝，就拜託 PURN 的人來幫我。我們有時也會爭吵，例如有人說為什麼老是我作這些，但就是抱怨，沒真的翻臉。無論如何，這樣互相幫忙的機制，對拍紀錄片很有幫助。
我拍紀錄片，最重要的一點是我想拍什麼。有一些團體會來拜託我們拍，我會跟他們說，你可以不用付我導演費，但要給我們製作費，彼此有共同製作的權力，不得干涉我導演或剪輯。我自己是天主教徒，經常幫天主教團體拍。《我的朋友鄭日祐》也收到團體幫助。完全是我個人意志拍攝，沒從其他地方拿製作費的，只有《上溪洞奧林匹克》。
對我來說，跟某些團體的連結是很重要的。像一些女性導演，可以跟女性團體產生連結。各位也可以想想，你有興趣的主題可以找哪些相關團體，從他們找到幫助，如勞工、環保團體。若真的沒辦法，就用個人名義建立基金會，尋找可以支持你的人。比如韓國有人把想拍的主題放到社群網站上，跟大家說我想拍什麼、需要多少資金。我聽說台灣跟韓國類似，好像商業氣息比較重的紀錄片，較容易獲得社群網站的資源。可是假如你獲得太多外部支援，最後拍出來的可能就不是原本的理念。要確認給你資金的人，理念是否相符，他們的要求你能不能作到，若無法達到，會對你造成很多限制。
《我的朋友鄭日祐》一開始只是我自己作，沒有任何資源，我覺得鄭神父的資料影片可能很少，只有我自己拍的而已。可是在我開始製作後，很多人願意參與，投入資源。從那時起，我發現我可以把這片拍更長，很多人懷念神父，募到許多資金。我們其實募到超過一千萬韓幣，但沒花這麼多。有些工作人員來自 PURN，音樂花很少錢。我想說的是，只要我想做，願意支援的人就會慢慢出來。我活到現在，只要經濟上有困難，就會有人不知不覺冒出來幫我。一開始也不用想作多好，只要你有信念，堂堂正正的，就可以作到。這是我們紀錄片導演最厲害的地方，錢真的是之後的事。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太浪漫了？（笑）事實上，不只我抱持這樣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只要清楚抓住重點、不需要太多資金也能完成的作品，比想像中還要多。而且這樣出來的作品，信念是非常強的。
拍有生命力的電影
雖然我作的電影都是低成本，但一定要有生命力。什麼是生命力？我覺得有生命力的作品，不是一時間的流行，是一種經典，可以給大家留下很多東西。我不想拍只讓大家看一、兩次的片，我想作能讓大家記住、留在腦海裡的，比如《上溪洞奧林匹克》被稱作韓國第一部獨立紀錄片，而成為大學教材，很多人看。或者像尚・胡許開啟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新流派的《夏日紀事》，這些片一定是很有生命力，拍攝當時重要議題，可以成為關鍵歷史資料的。
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我所能作的就是提出很本質的問題，讓大家一起思考與煩惱，這些能讓作品有生命力。比方說《遣返》的北韓間諜，新聞也看得到，也有人拍過，但我作的一定跟別人不一樣。我當時最關心的是，為什麼這些人已經被關在監獄這麼久，還堅持共產主義，而且非常固執？這樣聽起來，他們不是跟笨蛋一樣嗎？然而當我見到他們，發現他們沒那麼固執，可是為什麼思想沒有轉換過來？我想了很多理由，不是正解，是我的個人想法――也許這些人對自己人生本質的思想，非常堅決，這就是他們身為人的信念，無法改變。歷經一番煩惱思考後，我把我的答案拍成紀錄片。
《我的朋友鄭日祐》亦然。像他這麼優秀的神父，為什麼去世前我們看到的是有點醜陋的面貌？我很多朋友看了都想，這有什麼意義在？我們所認識的鄭神父，其實跟他死去前差很多。鄭神父說，他想成為一個人。如果他想成為人，我們也應該讓大家看見他比較軟弱醜陋的一面。我不知道我作的是對還是錯，至少有回答到我的問題，才把這些片段放入電影，因為這是我最想知道的事。身為人，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面貌？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是所謂本質性的問題。透過這些問題，你能創造出有生命的紀錄片。這不需要特別的天賦或才華，就算你沒有特別的天賦或才華，也可以作得到，我能作到，你也能作到。
作紀錄片還有一件事很重要：不管你拍攝的是人或事件，導演、拍攝對象與觀眾，這三者很重要。紀錄片導演需要有一個對象，沒有對象沒法拍攝，紀錄片導演因為有對象存在，才得以存在。對我來講，拍攝對象比導演還重要。我把《上溪洞奧林匹克》的製作者名字放成上溪洞居民們，沒有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因為我覺得是他們製作了這部片。紀錄片放上導演或製作人的名字，我有時覺得那並不是一種讚美，應該以拍攝對象為主，沒有拍攝對象，紀錄片就無法誕生。沒有觀眾，其實也不是作品，若只有我自己看，那並不是真正的作品，必須跟觀眾一起分享。各位今天來看紀錄片，都是非常重要的人。一部紀錄片當然對我導演本人也有幫助。我覺得一部紀錄片應該對導演、拍攝對象與觀眾三方都有幫助。我拍攝紀錄片的力量與熱情，來自拍攝對象與看影片的觀眾們。能同時讓三方滿足、開心的，才是真正好的紀錄片。我以此目標努力。可能有些片會讓拍攝對象或觀眾感覺不那麼好，我不想拍那樣的片，我想拍的是能讓這三方感覺更好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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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 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林木材：金東元剛剛很謙虛說，他的影片被譽為「南韓第一部獨立紀錄片」是一個偶然，不過我覺得可能也是時代造就整件事。我想先把問題拉回來，《上溪洞奧林匹克》這部片對他影響很大，剛剛大家如果有看《我的朋友鄭日祐》，裡面有提他跟神父在上溪洞住了三年，雖然他沒有花到任何錢，可是花了三年時間，對一位年輕人來說，這舉動會不會太瘋狂了？我也很好奇，完成這部片未必能確保你的紀錄片創作生涯吧？我想請金東元再談一下，當時是什麼原因讓他繼續往下拍？
金東元：其實我拍攝那部片的動機，已經放在《我的朋友鄭日祐》裡了，如果大家有很認真看，就知道我的動機是什麼。我當時認識了神父，其他人拜託我去拍鄭神父在上溪洞生活的一天，我就去拍了。我很多紀錄片的拍攝，都始於緣份跟偶然。《遣返》也是某人拜託我去拍。這好像不是很好的示範，不是我個人的意志決定，而是別人的意志，不過也是因為我積極抓住偶然機會，若我拒絕了，猶豫了，可能就沒機會拍出這樣的片，所以也可以說，是我的積極態度造成的結果。
林木材：《上溪洞奧林匹克》與《遣返》我相信在韓國都是敏感話題，跟政治關係蠻強的。金東元導演的片經常把自己放在裡面，他剛剛也提到，希望片子可以幫助拍攝對象。導演會怎麼拿捏自己跟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有沒有想過類似的問題？
以《上溪洞奧林匹克》為例，因為我好像已經成為裡面的一份子了，假如從客觀的第三人稱來拍，其實很不自然。拍攝時，我們的距離也是有變動的，有時非常近，但我可能故意拉開一點。拍《遣返》時，裡面有兩個主角，我有很多個人問題想問，但我知道這些對他們來說很難回答，後來就沒問了。我跟拍攝對象間，需要維持一種信賴關係，我也希望不要太沉重。導演跟拍攝對象的關係，其實會從紀錄片成果展現出來，這也是一種魅力。因為這是紀錄片，不是要求對方來演出，每一個拍下的瞬間都是一種真實，其實你可以從拍攝對象的表情、肢體動作，看出你跟他之間的關係，我相信各位觀眾也感覺得到，所以我覺得觀眾透過作品去看我跟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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