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移民新娘三部曲」到《尋鄉異旅》，跨越15年的新移民影像紀錄
——專訪蔡崇隆導演
採訪整理｜林怡秀
圖片提供｜蔡崇隆
訪談時間｜2018 年 5 月 8 日、5 月 10 日
圖片提供｜蔡崇隆
訪談時間｜2018 年 5 月 8 日、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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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崇隆《中國新娘在台灣》／圖片蔡崇隆提供 |
您 2003 年發表了三部關於移民新娘的紀錄片（《我的強娜威》、《黑仔討老婆》、《中國新娘在台灣》），2012 年跟阮金紅導演的合作《失婚記》，接著 2016 年是關於非法移工的紀錄片《再見，可愛陌生人》。這樣的議題慢慢也在社會上展開討論，但在 2003 年時，大眾媒體中其實比較沒有專題式的報導，當時您為什麼會開始拍攝這類題目？
2003 年我還在公共電視工作，我在那邊待了三、四年左右，前後做了八部片，「移民新娘三部曲」是我在公視的最後三部。我一些片子的前期其實是在做專題記者的時候產生的，例如在超視的「調查報告」和「民視異言堂」這兩個節目時一些題目的延續，例如《蘇建和案》後來變成《島國殺人紀事》，「民視異言堂」時的《公娼啟示錄》後來在公視又延續成比較完整的紀錄片。所以在公視前面幾部比較是我做專題記者時的題目延續，但是後面的作品，尤其「移民新娘三部曲」則跟我的專題比較沒有關係，因為我在 1990 年代做記者的時候，移民新娘這個議題還沒有很明顯，我自己也還沒有注意到，大概到 2000 年至 2003 年我在公視的時候，才慢慢在主流媒體裡看到這類的報導。
我會關注一個題目通常都是從主流媒體報導開始，從裡面去判斷那樣的議題我有沒有興趣、主流媒體的報導有沒有問題？例如是否複製刻板印象或是偏頗，它是否出現重大問題？然後我才可能進一步去做專題或是紀錄片，我並不會覺得別人做過的題目我就不能做，反而會從主流媒體的報導裡面找線索。新移民的議題在那幾年蠻火熱，但都是偏負面報導，都是傳達一些刻板或負面的形象。
2001-2002 年我查了一些基本數據，發現以越南新移民來說，大約每年就有一萬人左右的速度嫁來台灣，現在回看起來當時應該是高峰期，新移民大約從1980年代從中國新娘開始就陸陸續續來台灣，東南亞、尤其越南大概是 2000 年開始，但這裡就會發現一個基本的矛盾：如果她們以每年一萬人的速度來台灣，為什麼主流媒體呈現的大多是負面的？如果她們真的是問題一堆、不負責任，難道台灣男人都不看新聞的嗎？如果覺得人家有問題為什麼還去娶呢？以及，越南人自己怎麼看這件事呢？另一方面，如果媒體上的她們形象不好，但台灣男人被呈現出來的形象其實也不一定好。夏曉鵑老師有提過，通常在媒體上這兩種人都會被負面化，女生就是愛錢，男的可能就是身心障礙、勞動階層、教育程度不高等等。如果兩種人都有問題、發生這麼多事端，那為什麼會有這麼驚人的成長速度？這是我當時基本的出發點，雖然不是我之前的題目，但是我會想去發掘當前社會比較重要的議題，或是被主流媒體刻板印象處理、簡化報導的部分。所以我就開始收集資料、跟公視做簡報提案，最早提的標題是「進口新娘」（Imported wife），後來才改成「移民新娘」。
原本是想做成上、下集，上集可能是做中國新娘，下集是東南亞新娘。對我來講，那時在台灣人的認知上，她們就是被進口的，有點像國外「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的概念，基本上，在歐美的婚姻移民女性也是不被尊重、被污名化的，所以我直接用這個概念去提案，花了幾個月時間田調。因為這群人很龐大、來自很多國家，所以我自己壓力蠻大的，我該怎樣去了解他們？主流媒體的報導不確實，但是公視整體的資源也有限，我在那裡做的八部片就是我跟我的攝影兩個人在拍，我沒有執行製作，攝影也沒有攝影助理，一切就是很精簡的人力去搞定，所以即便覺得題目值得做，但是壓力也是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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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崇隆《黑仔討老婆》／圖片蔡崇隆提供 |
您怎麼找到這些被拍攝的對象？
之前的其他題目我在電視台做專題記者的時候就接觸過，對於公娼、蘇建和的東西都有一定的概念，但是移民新娘的部分卻是從零開始，所以在正式提案之前花了很多時間田調、採訪十幾個case，北、中、南都有，包括中國、柬埔寨、越南、印尼、泰國。那時候我也接觸了第一代的泰國、菲律賓新移民，在調查過程中才知道新移民姐妹進來原來是有分世代的，第一批是泰國、菲律賓，再來是越南、印尼，只是我們碰到的高峰期比較是越南、印尼這批，我在中南部還有遇到已經完全像是台灣歐巴桑的泰國新移民，台語也講得很好。
那時我做了十幾組新移民婚姻家庭的田調，他們的際遇有好有壞，有的嫁給老人、也有嫁給年輕小開、也有從網路認識的。同時，我覺得雖然是拍上、下集，但是只有兩個人在做，我給自己的工作時間是一年左右，但是卻要生兩部片出來，實在有點太趕，而且後來發現東南亞這個區塊很難一個片子就處理完，因為國家的異質性和差異蠻大的，所以最後拆開成越南一部（《黑仔討老婆》）、柬埔寨一部（《我的強娜威》）。
台灣廚師黑仔是我田調過程認識的，他剛好在要開始去越南討老婆的階段，所以從出發前就採訪他。因為當時從媒體知道的過程蠻不堪的，台灣男人過去像是王子選妃一樣，一次 50 個人站在前面選，這事我很難想像，所以想知道整個過程是怎麼回事，在越南那邊也拍到一些集體相親的畫面。當時這三部曲的走向比較是往人物故事型，不是那麼報導式的紀錄片，所以比較沒有深入仲介細節的部分，而是將重點放在這些人物經歷了什麼。黑仔最後是從幾張照片中選了一個他喜歡的女孩，之後就是紀錄太太回來台灣的適應過程，大概紀錄到前半年他們之間有點陷入僵局的狀態，這是選定主角之後去進行的拍攝。
《我的強娜威》主角原本不在我的田調名單上，我是在報紙看到有一個公聽會在立法院召開，那個議題跟我的片有關，然後在公聽會裡就認識黃乃輝跟強娜威。黃乃輝曾經是十大傑出青年，原本就是比較熟悉媒體的人，他就主動說過一段時間他要陪強娜威回柬埔寨，當時還在讀政大廣電系的溫知儀也正在拍他。黃乃輝雖然不是我田調對象，但他完全符合夏曉鵑說在東南亞跨國婚姻中，台灣男人有身心障礙的刻板印象，而黃乃輝只是腦性麻痺，他其實非常聰明，在片子裡可以看到他跟強娜威之間就是一種相互拉扯的關係，在現場也可以感受到這對夫妻有點特別、又有點典型，所以我就跟去紀錄，而這趟行程就底定了黃乃輝的題材可以變成第三部片子。
所以《我的強娜威》不在原先的提案規劃中？它為什麼可以自成一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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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崇隆《移民新娘三部曲-我的強娜威》 圖片蔡崇隆提供 |
對，本來只有中國、東南亞兩部而已，東南亞後來分成柬埔寨跟越南。當時我已經在拍黑仔，但是我很難想像黃乃輝跟他怎麼放在同一部片，因為兩組的狀況很不一樣，黃乃輝這組已經結婚一段時間，像是歡喜冤家，黑仔兩人剛開始認識、比較安靜，兩組的階段和問題不太一樣，分開談會比較好。
為了計畫提的檔期，我那年先從《我的強娜威》剪起，因為素材比較豐富，剪完又花一個月剪《黑仔討老婆》，最後一個月做《中國新娘在台灣》。當時公視紀錄觀點的監製是馮賢賢，我那時臉皮很薄，不敢說要延期，就傻傻的一部接一部剪出「移民新娘三部曲」。我們在很短時間剪三部，當時越到後面越累，很多判斷可能不是很好，所以自己其實沒有很滿意這個系列，但是因為當時的初衷就是要回應主流媒體那些奇怪的報導方式、平衡對新移民現象的意見跟觀點，做的過程多少有點運動心態，所以想說累一點沒關係，或沒這麼完整沒關係，就是要提出一個相對主流媒體、不一樣的觀點。
片名我故意把「移民」這個概念放進來，因為連她們是婚姻移民這一點台灣人都無法正視，一直把她們當成傳宗接代的工具，我覺得至少要先打破這個東西，當時其實也想到「新娘」這個詞是否也要打破？但畢竟是電視紀錄片，要讓觀眾有點好奇心，整個改掉的話可能觀眾會不知道在講什麼，所以有點是為了讓觀眾知道這是在講所謂「外籍新娘」的社會現象，有點是階段性的任務，要丟出一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待這批人。
在 2003 年的三部曲之後您繼續拍了幾部作品，但就沒有再這麼直接談新移民的議題，一直到《失婚記》開始又再度回到這一塊的討論，可以談談這部片的籌劃過程嗎？
我是 2008 年認識（阮）金紅，然後那時候剛做完《油症：與毒共存》，但認識她之後就進入另一個脈絡，我從一個報導者或外部觀察者角色變成新移民的家屬，變成比較內部觀察的人。2009 年我們結婚之後就多少有做她跟姐妹的影像紀錄，那個階段我一邊訓練她拍攝，她也會拍自己的姐妹，不過那時候還沒想未來會不會有紀錄片出來，大概是到 2011-2012 年左右才慢慢有《失婚記》的想法。
因為之前她跟我學拍紀錄片、學攝影，但她想拍的是自己越南家族和媽媽的故事，但是這樣的內容對於素人來說很不容易，我們也不可能一直都在越南拍，工作流程也不會像我在公視的時候，那時我是獨立製片、教書、跟她組織家庭，所以不可能用業界那套，所以一開始的紀錄有點且戰且走的狀態，一、兩年後其實她拍到很有挫折感，所以後來我建議她也許可以先拍新移民姐妹，當時補校裡的同學有的回越南就沒回來，有人閃電離婚，過程我們其實都有紀錄，所以這幾組人好像可以變成一種比較群像式的、討論新移民婚姻問題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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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金紅《失婚記》／圖片蔡崇隆題供 |
《失婚記》題材雖然跟《我的強娜威》等片內容類似，但主要差異是跟金紅在一起以後，我轉換到一個身為家屬、內部觀察的位置。我會聽到她的想法、跟姐妹的對話，會更知道一些之前沒想到或是不了解的事。另一方面，我也鼓勵她自己拍，等素材累積差不多我們就去找錢，這部片第一筆補助來自雲門流浪者計畫。有這筆第一桶金10萬元，我們就可以追蹤那個一去不回的同學金鈴。雲門流浪者計畫一直都是補助台灣人去異鄉，但對於金紅來說，她成為台灣人之後，離開了這麼久的故鄉越南其實也已經是異鄉。
後來我們繼續拍一些東西之後覺得可以把片子剪出來，所以又申請國藝會的紀錄片補助，當時基本上素材已經累積一半以上，有國藝會的補助後再把一些沒拍完的部分拍好、處理後製問題。因為前端是我們兩個輪流拍，用的是比較簡單的攝影機，因為我們也沒錢找台北攝影師，找專業攝影師來也不一定可以拍這樣的題材，他不見得可以拍到重要的內容，因為我們身在這樣的情境、跟主角都是朋友，所以我們拿起攝影機不會有罣礙，對方也不會覺得怎麼樣，他們知道我們在做他們的紀錄，也知道做紀錄不是為我們自己，而是想在主流社會中傳達新移民的面向、心聲、意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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