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亦無
常有記者朋友問文魯彬，你的專長不是法律嗎？你怎麼會對環保議題這麼熟？文魯彬總是笑著說：「因為我曾在那些破壞環境的企業擔任法律顧問長達25年，所以我很清楚那些企業的基因跟想法，來作為推動宣揚環保理念的依據。」這就是文魯彬，一位在台灣的外國人。以下是其他訪談內容：
其實我目前最想要作的就是辦一個「台灣破壞生態之旅」觀光旅行團，讓那些只會到東部遊山玩水的國內外觀光客也能去湖山、台塑大煉鋼廠、六輕與雲林石化園親身體驗一下，呼吸一下聞了會頭暈嘔吐的空氣，享用無法附著成長的牡蠣以及用了多十倍的飼料重量依然不足的蛤仔...
如果有紀錄片工作者有意願想要拍這樣題材的紀錄片，蠻野心足願意共襄盛舉，負責法律的部分或是串聯行動甚至協助募款等。影片完成後，蠻野心足還是會回到老本 行，除了希望藉由影片打破企業可以繼續破壞，只要回饋即可的迷思，同時也要重新檢討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以防止法人規避社會和環境責任。
說到紀錄片，我目前也擔任紀錄片發行工作。很多朋友問我，「蠻野心足」作為一位環保團體份子，怎麼會跟「發行影片」扯上關係？其實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也是基 於宣揚環保理念啊！除了發行影片外，我太太洪美華也把原來出版法律政治叢書的月旦出版社改名為新自然主義出版社，專門出版一些人與自然的書籍，就是有感於 人與自然平衡失序，須重新反省與定位。希望能藉由文字和影像的力量來改變人們的認知，進而促近一個更美好社會的到來。
我在大學時受到當時女朋友的影響，常看一些歐洲片或是非主流的影片，深受啟發覺得影片是一個很好宣傳理念的工具，也開啟了對電影的興趣。在訪談時，穿著ㄒ?、短褲、頂個大光頭文魯彬律師一派輕鬆卻很誠懇的說到：「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對好萊塢「非純粹的娛樂」感到抱歉，因為它無往不力的宣傳了美國最浮面的價值觀…」。因此我打算進一些台灣以外的紀錄片，讓台灣人也看到國外社會的非主流觀點。
在我們發行的影片中，「卯上麥當勞」講的是消費、速食文化、全球化迷思的概念。而「滅頂家園」是希望能藉由影片讓台灣的觀眾反思湖山水庫、水資源基本問題。 至於最近這部「企業人格診斷書」是我三年前在高雄的工人影展看到的，主要是在批判在法律上把公司視為「法人」，給他自然人的權力，可做大壞事，卻只是付資 本額有限的責任的謬誤。法人可以解體並且以其他形式回春的能力（解散、合併等）所負責任僅侷限於出資額。公司法第一條亦明白揭示其「以營利為目的」，也就 是說公司因採取某個決策導致股東利潤受損，股東依其法定權力可以控告公司。
此外，我們這次發行「企業人格診斷書」這部紀錄片，除了是要讓台灣人民認識並思考這個議題外，同時還希望在這一兩年內，台灣也能拍出類似的紀錄片，造成議題 在地化。不論是台塑、遠東、大的、小的公司我們都希望能藉由影像作全面性的檢討，讓台灣的人民看清楚政府財團如何掛勾，欺騙老百姓，而學術界如何為其背 書，希望讓台灣人知道這並不是台灣人特有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
至於片子發行權取得的問題，其實這些一點也不難，因為社會議題的紀錄片作者都很希望影片能推廣出去，通常需要的經費並不會太多，反而重要且難的問題是做好影 片的翻譯。台灣總把翻譯當成是一個很低階的工作，大部分只是找語文能力好的人，而忽略了其他專業背景以及相關的人文素養，常常可以看到書把意思翻成相反的情形也屢見不鮮。
記得來台灣時，正面臨戒嚴時期，那時公開放映的只有政宣影片或者是所謂的健康寫實電影（咦，這兩者有不一樣嗎？）。如果想看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就得去耕莘文教基金會，那裡會不定期的播映一些新片子。可是有時候還是無法那麼盡如人意，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部片子片名為「Johnny Got His Gun 」，內容在描述主角因為戰爭身受重傷，四肢都沒有了，他說：「我很想死」，結果被翻譯成「我要活下去」，所以好的翻譯是很重要的，不然就算東西進入台灣，也未必能保證是原來的樣子。
對於台灣目前探討環保議題的紀錄片，文魯彬謙虛的說到，我家沒電視，片子看得不多，瞭解並不完全正確。不過我比較擔心製作人和導演的意識形態，希望不要只是空有熱情，而沒有對議題深度的認識及思考，就只是想拍東西，這樣只是對資源和人力的耗損。
例如要拍一隻台灣的環保議題的紀錄片，其實可從企業觀點著手。企業在現代化發展下所產生的邏輯謬誤，可以分成很多層次來理解：
例如，首先，台塑如何先污染環境，造成當地居民生病或罹癌人數過多後，再蓋醫院回饋，或者弄個基金會送送書、發發原住民獎學金，不但可以營造企業的公益形象，發票還可以減稅等，這是一個層次。
其次可以探討對工作價值的迷思，因為務農很辛苦，單位產值低，所以要轉型到工業，才是一種進步的象徵。然而選擇發展農業或是工業又跟土地、水源、環境息息相關。甚至再提高一個思辯層次，探討公司的本質、資本主義制度、毀損式的文化如何運作、如何剝削了其他物種的生活空間，個人在其中如何被捲入又該如何抵抗。如何拍出台塑的荒謬性，讓民眾生氣開始起身行動…這些都是紀錄片工作者應該思考的。
對於公視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在試映會所提到：等明年爭取到新聞局給公視的預算，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公視提案的說法，文魯彬也提出不一樣的看法。文魯彬說到：我比較期待紀錄片工作者能有企業家創業的精神，先有一個想法和作法，再來尋找以及整合資源；而不是像政府單位的思維模式，要先有一筆錢才要來想該做些什麼事。
文律師聽說紀錄片工會在推動創用CC的觀念，便很高興的說這正跟蠻野心足的理念一致，很高興能認識紀錄片工會這樣的一個夥伴。他正要卸任環評委員，以後時間就比較空了，不論會員碰到影片版權方面的或是環保議題方面的法律問題，都可以透過工會跟他聯絡討論。希望紀錄片工作者能跟NGO組織一起共同努力，推動公共議題，造成改變，讓世界能重新回到我們的手裡。
常有記者朋友問文魯彬，你的專長不是法律嗎？你怎麼會對環保議題這麼熟？文魯彬總是笑著說：「因為我曾在那些破壞環境的企業擔任法律顧問長達25年，所以我很清楚那些企業的基因跟想法，來作為推動宣揚環保理念的依據。」這就是文魯彬，一位在台灣的外國人。以下是其他訪談內容：
其實我目前最想要作的就是辦一個「台灣破壞生態之旅」觀光旅行團，讓那些只會到東部遊山玩水的國內外觀光客也能去湖山、台塑大煉鋼廠、六輕與雲林石化園親身體驗一下，呼吸一下聞了會頭暈嘔吐的空氣，享用無法附著成長的牡蠣以及用了多十倍的飼料重量依然不足的蛤仔...
如果有紀錄片工作者有意願想要拍這樣題材的紀錄片，蠻野心足願意共襄盛舉，負責法律的部分或是串聯行動甚至協助募款等。影片完成後，蠻野心足還是會回到老本 行，除了希望藉由影片打破企業可以繼續破壞，只要回饋即可的迷思，同時也要重新檢討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以防止法人規避社會和環境責任。
說到紀錄片，我目前也擔任紀錄片發行工作。很多朋友問我，「蠻野心足」作為一位環保團體份子，怎麼會跟「發行影片」扯上關係？其實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也是基 於宣揚環保理念啊！除了發行影片外，我太太洪美華也把原來出版法律政治叢書的月旦出版社改名為新自然主義出版社，專門出版一些人與自然的書籍，就是有感於 人與自然平衡失序，須重新反省與定位。希望能藉由文字和影像的力量來改變人們的認知，進而促近一個更美好社會的到來。
我在大學時受到當時女朋友的影響，常看一些歐洲片或是非主流的影片，深受啟發覺得影片是一個很好宣傳理念的工具，也開啟了對電影的興趣。在訪談時，穿著ㄒ?、短褲、頂個大光頭文魯彬律師一派輕鬆卻很誠懇的說到：「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對好萊塢「非純粹的娛樂」感到抱歉，因為它無往不力的宣傳了美國最浮面的價值觀…」。因此我打算進一些台灣以外的紀錄片，讓台灣人也看到國外社會的非主流觀點。
在我們發行的影片中，「卯上麥當勞」講的是消費、速食文化、全球化迷思的概念。而「滅頂家園」是希望能藉由影片讓台灣的觀眾反思湖山水庫、水資源基本問題。 至於最近這部「企業人格診斷書」是我三年前在高雄的工人影展看到的，主要是在批判在法律上把公司視為「法人」，給他自然人的權力，可做大壞事，卻只是付資 本額有限的責任的謬誤。法人可以解體並且以其他形式回春的能力（解散、合併等）所負責任僅侷限於出資額。公司法第一條亦明白揭示其「以營利為目的」，也就 是說公司因採取某個決策導致股東利潤受損，股東依其法定權力可以控告公司。
此外，我們這次發行「企業人格診斷書」這部紀錄片，除了是要讓台灣人民認識並思考這個議題外，同時還希望在這一兩年內，台灣也能拍出類似的紀錄片，造成議題 在地化。不論是台塑、遠東、大的、小的公司我們都希望能藉由影像作全面性的檢討，讓台灣的人民看清楚政府財團如何掛勾，欺騙老百姓，而學術界如何為其背 書，希望讓台灣人知道這並不是台灣人特有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
至於片子發行權取得的問題，其實這些一點也不難，因為社會議題的紀錄片作者都很希望影片能推廣出去，通常需要的經費並不會太多，反而重要且難的問題是做好影 片的翻譯。台灣總把翻譯當成是一個很低階的工作，大部分只是找語文能力好的人，而忽略了其他專業背景以及相關的人文素養，常常可以看到書把意思翻成相反的情形也屢見不鮮。
記得來台灣時，正面臨戒嚴時期，那時公開放映的只有政宣影片或者是所謂的健康寫實電影（咦，這兩者有不一樣嗎？）。如果想看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就得去耕莘文教基金會，那裡會不定期的播映一些新片子。可是有時候還是無法那麼盡如人意，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部片子片名為「Johnny Got His Gun 」，內容在描述主角因為戰爭身受重傷，四肢都沒有了，他說：「我很想死」，結果被翻譯成「我要活下去」，所以好的翻譯是很重要的，不然就算東西進入台灣，也未必能保證是原來的樣子。
對於台灣目前探討環保議題的紀錄片，文魯彬謙虛的說到，我家沒電視，片子看得不多，瞭解並不完全正確。不過我比較擔心製作人和導演的意識形態，希望不要只是空有熱情，而沒有對議題深度的認識及思考，就只是想拍東西，這樣只是對資源和人力的耗損。
例如要拍一隻台灣的環保議題的紀錄片，其實可從企業觀點著手。企業在現代化發展下所產生的邏輯謬誤，可以分成很多層次來理解：
例如，首先，台塑如何先污染環境，造成當地居民生病或罹癌人數過多後，再蓋醫院回饋，或者弄個基金會送送書、發發原住民獎學金，不但可以營造企業的公益形象，發票還可以減稅等，這是一個層次。
其次可以探討對工作價值的迷思，因為務農很辛苦，單位產值低，所以要轉型到工業，才是一種進步的象徵。然而選擇發展農業或是工業又跟土地、水源、環境息息相關。甚至再提高一個思辯層次，探討公司的本質、資本主義制度、毀損式的文化如何運作、如何剝削了其他物種的生活空間，個人在其中如何被捲入又該如何抵抗。如何拍出台塑的荒謬性，讓民眾生氣開始起身行動…這些都是紀錄片工作者應該思考的。
對於公視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在試映會所提到：等明年爭取到新聞局給公視的預算，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公視提案的說法，文魯彬也提出不一樣的看法。文魯彬說到：我比較期待紀錄片工作者能有企業家創業的精神，先有一個想法和作法，再來尋找以及整合資源；而不是像政府單位的思維模式，要先有一筆錢才要來想該做些什麼事。
文律師聽說紀錄片工會在推動創用CC的觀念，便很高興的說這正跟蠻野心足的理念一致，很高興能認識紀錄片工會這樣的一個夥伴。他正要卸任環評委員，以後時間就比較空了，不論會員碰到影片版權方面的或是環保議題方面的法律問題，都可以透過工會跟他聯絡討論。希望紀錄片工作者能跟NGO組織一起共同努力，推動公共議題，造成改變，讓世界能重新回到我們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