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蓮實重彦、翻譯／林木材）沒有影片是以被評斷為目的而生的，所有的作品都以自己的觀點去捕捉事物。就這方面而言，一個競賽類評審的獨立位置，其實也有著相同的高度敏感性。但評審的意義僅僅只存在於影展的這段特殊期間，而且身為評審的我們也不是以一個能做出任何絕對客觀決定為前提（基準）而組成的專家團體。
然而，就像影展提供了許多觀眾與影片意外相遇的機會一樣，影展也使得評審委員們相會了。每一位評審都打從內心深處由衷的感謝山形影展，正是因為影展，讓這些極富價值的交流從偶然機會變成可能。今年，我們因為電影而相聚，評審來自加拿大、日本、菲律賓、葡萄牙和泰國。在經歷了各種不同劇烈、熱情的觀影之後，昨晚，我們進一步進行了超過五個小時的激烈討論。結果也已出爐了，但不用說也知道，評審們的年齡、世代、國籍都不相同，因此即便只是極微小的差異，最終都使得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選擇）。
而幾乎所有入圍的競賽作品都是以數位影像（Video）的形式拍攝而成，以膠捲（Film）拍攝的影片明顯的少之又少。這種情形，在二十年前的影展環境裡根本是無法被想像的，但這正是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潮流。數位科技的進步，發生在這段不上不下的過渡時期，它帶領著那些二十世紀對電影難以想像的眾人們更靠近電影。這種情形不但是被樂見的，也顯然是未來的必然之趨。
但我們並不能斷然地說，科技的進步就保證著作品擁有空前的創意性。當我們看見某些電影作品，確實很難的去認定（否認）它究竟有沒有受到俗稱的「電視化」裡的均質化（homogenization）印象所影響。對此我們愛莫能助，但卻對某些特定電影漸漸喪失了其獨有性，以及時間和空間的概念感到憂心忡忡。
儘管如此，對評審而言，我們仍像如獲至寶般，相當慶幸地發現不少優秀作品，並讓我們瞥見了二十一世紀電影曙光的可能。就像是中國導演王兵所拍的《鳳鳴：中國的記憶》，這位導演在四年前曾以技驚四座的《鐵西區》獲獎。
在前幾屆得獎名單揭曉之前，或甚至在定義什麼紀錄片之前，山形影展已經將問題的觸角伸向電影工作者和觀眾，究竟「電影是什麼」呢？
電影不能絕然地被分為「劇情片」（fiction）和「紀錄片」，電影在這兩種類型的範疇裡永遠是搖擺不定、模糊的，即便只是一點點。而無論這些電影作品是記錄的或虛構的，對人們而言，重要的並不是電影工作者如何（透過電影）去表現他們所關注的主題，而是如何透過操作攝影機的訓練，利用這些主題事件，去展露自身對於這世界的觀感。我們被這些問題深深吸引著，關於他們如何看待這世界，而不是藉由技術所呈現的世界。從影展的草創期開始，山形一直慷慨的提供人們有個可以交換我們對這世界觀感的場所。就因為這個理由，這份無價的經驗，其意義已經深深的烙印在這句「讓我們在山形再次相遇吧！」，這句於世界各地都能聽見的問候語。
所以「讓我們在山形再次相遇吧！」，這句標語將不會只是一時的，更不會沉默消失。它將不僅在一肩攬起影展責任的山形在地非營利民間組織（NPO）會員們口耳間流傳，也包括了山形市民、山形縣民，以及所有前來參加，無論是來自日本或世界各個角落的電影工作者和貴賓們。我深信這將是今天在這裡的我們所共有的體悟。
木材備註：
這篇演講稿，於2007年山形影展的閉幕頒獎典禮上，由該屆評審團的主席，同時也是日本著名的影評家蓮實重彦發表。兩年一次的山形影展在2007年時則是第十屆。之所以會以「Let’s Meet Again in Yamagata！」為題，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由於財政問題，無法再繼續贊助影展預算，往年山形政府都約贊助影展總預算的80%，而影展的總預算約為兩億五千萬日幣。
於是影展主辦單位日後將成為一個在地的民間非營利組織（NPO），必須獨力負擔影展的盈虧及運作，許多人都為此對山形影展的未來感到憂心，也希望能為山形盡一份心力。會場外也有張貼許多海報寫著「大募集」，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組織，並以資金和行動來支持影展。這是此篇文章的背景。
而文中提及的大陸導演王兵新作《鳳鳴：中國的記憶》，最後獲得了世界競賽的首獎「佛萊赫提獎」（The Robert and Frances Flaherty Prize）。此片形式相當特殊，影片時間橫跨白天到黑夜，單單只是一個視角，幾個相當長時間的鏡頭（片長183分鐘），不管光線，捨棄特寫，無論構圖，不穿插任何資料片段，拋棄了任何技術上的嘗試，徹夜訪問一名經歷過文革時代的老婆婆鳳鳴。評審認為身處在數位來臨的時代，比技術、形式更重要的是內容本身，以及作者對待影片的「態度」，而《鳳鳴：中國的記憶》正是如此。譯自：http://www.yidff.jp/2007/info/07comments-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