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紀錄片來說，採取商業院線映演也許是一種擴大社會效應和討論空間的方式，其成功與否反映在票房、口碑及媒體上，參考過去紀錄片上院線的例子，所謂成功的影片總在票房上呈現逆勢成長，加長映演期；失敗的影片則是倉促上映，草草下檔。
2010年躍上大銀幕的台灣紀錄片數量其實不少。包括《乘著光影旅行》……等，共有六部，但相對來說，有更多的紀錄片採取了影展、巡迴、電視或其他映演方式，這彷彿是紀錄片的一種特色，也更延續影片的映演生命。
戲院之內
環顧這六部院線紀錄片，題材上有著某種相似性。以人物為主的《乘著光影旅行》（攝影師李屏賓）、《帶著夢想去旅行》（插畫家彎彎）、《街舞狂潮》（舞蹈家阿倫），都是在各自領域中有著傑出成就的佼佼者；而《一閃一閃亮晶晶》（亞斯伯格症）和《被遺忘的時光》（失智老人）則以弱勢疾病為題；《粉墨登場》較特別，記錄反高學費社會運動，僅在台北光點上映一周。光是題材上，和被引進台灣的國外紀錄片的相比，像是《沙灘上的安妮》、《牛鈴之聲》、《沉默的食物》、《血色海灣》…等等，台灣紀錄片在商業市場中的可能性和接受度還是不高。
這些影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江秀瓊、關本良的《乘著光影旅行》。這部美麗好看的影片，成功呈現了李屏賓獨特的攝影哲學和生命態度，在影像經營及質感皆屬一流。但李屏賓作為一個擁有特殊身分的對象，作者在對於「人」的探索卻沒有太多努力的痕跡（甚至是挑戰或追問對方），對於其辛勤工作、離家犧牲親情的肯定，也回到一種傳統價值觀論述中（即辛苦犧牲的人是偉大值得肯定的，這樣的小人物比比皆是）。某種程度上，這像是部景仰和致敬成分濃厚的影片。
蘇哲賢的《街舞狂潮》則藉由兩個不同世代的舞者來對比夢想，其中有很大的篇幅著墨於三十幾歲的編舞者阿倫在現實與夢想間的掙扎徘徊。隨著長時間的跟拍，作者也和拍攝對象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厚關係，在熱血、動感的街舞片段之餘，片中某些時刻確實流露出了一種追夢的執著精神。
而林正盛的《一閃一閃亮晶晶》記錄了四位包括「亞斯柏格」在內的廣泛自閉症孩子，在許多公益組織企業包場下票房顯著。影片忠實地呈現了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因為疾病而造成的許多情緒問題，相對地彰顯了家庭和母愛的偉大力量，同時，也不斷地聚焦在他們的潛能與天份上。
這顯然是從期待他人關心和理解的角度來看待自閉症的，但把「自閉症」與「潛能」作對等的連結卻是很值得討論的，特別《一閃一閃亮晶晶》中最後用了很長的段落記錄開設了個人畫展的主角以及他的母親。只是，假使病童們沒有天份、沒有潛能、甚至沒有現實上的任何成就，那麼我們該用什麼角度去傾聽與理解呢？這也成了影片最弔詭的和最缺乏的論述。
戲院之外
在院線之外，有更多紀錄片得到了影展肯定並值得一提，這裡挑選2010第七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中所獲獎的台灣紀錄片來談論。
陳婉真的《是你嗎》是部「自拍」影片，講述著作者對於自己歪斜的下巴感到厭惡，直到某天下定決心要動手術將歪斜的下顎骨放回它應該在的位置。特別的是，「拍攝」並不只擁有單純的記錄意義，同時也代表著一種自身的實踐和行動，並與作者的手術息息相關；換句話說，本片在克服心理障礙中進行拍攝，也為了拍攝而必須讓自己想辦法克服。攝影機在過程中，除了紀錄之外，也擁有著探索著身體與靈魂之間奧妙關係的作用，紀錄片的意義也被擴大了。
而黃信堯的短片《帶水雲》展現了一種熟悉又全然陌生的台灣景象。他以旁觀的角度拍攝因為淹水而帶來各種奇異風景的口湖鄉，用極其優美的攝影和鏡頭，以新的形式和方式表現了自然、人、動物的苦難輪迴觀，彷彿一篇美麗與哀愁的影像詩。
《牽阮的手》則是《無米樂》的導演莊益增、顏蘭權最新作品，歷時五年完成。這是部以小人物的傳記生命史帶出整個台灣民主發展史的史詩影片。田朝明與田孟淑夫婦在50年代因愛私奔，此後攜手走過半世紀的人生，一同經歷、參與台灣民主運動最熱烈激動的時代。追求台灣的民主與自由，正是牽繫著這對公／私領域都是最佳伴侶一輩子的關鍵力量。
片中利用了動畫、資料影像、史料…等來括約台灣戰後60年的大歷史。因而，這部既是關於歷史的、也是關於國家、關於政治的。難得的是，《牽阮的手》藉由「牽手」這個隱喻，從生命史中開始抽絲剝繭、細細慢慢地從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放大到人與民族、人與國家、人與社會的關係。這種以「人」出發找尋生命裡的歷史，不只更有觀點，也更有宏觀的視野帶領著觀眾去穿越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不同，願意去看見人們心中美麗的精神力量和核心價值。
然而，總體而言，台灣紀錄片早已展現了在題材上的多樣性和開放性，但面對議題時，能否有更具創意的視野，用影像語言去說一個我們也許習以為常，但卻能因其詮釋而產生新意和連結的故事，去捕捉真實，甚至是超越與顛覆真實，恐怕是未來紀錄片創作的新課題。
道德陷阱與社會意義
最後，必須多談談獲得多個影展入圍和獎項肯定的《一個不存在社會的平民筆記2：真相病毒》。
導演從這個現象著手，拍了許多張媽媽照顧兒子的畫面，也訪問了年輕世代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問題諸如：「你重視人權，你知道張爸的事件嗎？」、「你對張爸的PO文被刪除有什麼看法？」…等等。當然，受訪者都沒有去幫忙張爸，甚至也不太有人關心這個問題。
最後影片的結論導向「為何你們不能多關心一下張爸事件？」，開始打翻一船人，表示即便在網路世界也和真實社會一樣冷漠，大家應該多去關心週邊的事物。
這種因為你們沒有關心張爸，就表示你們不關心社會的指責，事實上是極可怕的民粹主義式暴力。影片說穿了是一種「道德挾持」，高舉著道德的旗幟指責別人，卻完全忽略了張爸並沒有遵守每個討論版的規定，也就是民主自由的前提「尊重」。《真相病毒》的獲獎與入圍，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社會對於紀錄片的道德要求是盲目與不合情理的。無論在紀錄片或是其他層面上，這種對弱勢族群（道德）的趨之若鶩與噬血，只是反映了社會愛心的氾濫和冷感。
這不禁令人想起2008年造成許多紛擾的《水蜜桃阿嬤》。到底，關於弱勢、愛心、公益這類議題，紀錄片工作者究竟該用什麼方式面對或處理，而不掉入道德的陷阱裡，這似乎是個必須台灣社會一同努力才可能尋找出應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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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2010年12月「cue電影生活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