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斌全
2012年8月15日，日本政府逮捕香港保衛釣魚臺（島）行動人士，企圖與成功登陸的14人。此舉引起中國內部喧然大波，觸動一連串反日抗議行動，部份甚至演變成為暴力行為，對日資企業、工廠、或商店，進行非理性的破壞。民眾打著「愛國行動」的口號，對其激烈行為合理化，中國官方對此街頭暴力行為，亦採消極作為[1] 引發中國知識份子與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共以黨領政，施行愛國主義教育且以「愛國無罪」[2] 的態度，坦護失秩行為的結果，提出質疑。雖然並未明示，但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杜海濱的新作，《少年與國》（A Young Patriot, 2014），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開展。作者企圖透過片中主角人物和他所經歷的事件，與盤旋於全片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幽靈，進行隱微但具批判性的對話。
影片一開始，居住在山西省平遙的中國90後青年趙昶通，身著軍裝，揮舞五星國旗，在群眾圍觀下，大呼愛國口號，對日本聲稱釣魚臺為其領土的爭議性政治事件，做出最強烈的抗議。原本以為，將會觀到看一則，探討民粹主義思考下，形塑中國社會激進愛國主義的寫實紀錄，沒想到，郤是與其相反地，全程目睹一樁意識形態崩壞的過程。
全片分別以「可口可樂」、「自畫像」、「大學」、「庫依鄉的霧」、「新屋舊屋」、「憤青」以及「爺爺」等七個段落，串起青年趙昶通的一段持續生命經驗。在「可口可樂」和「自畫像」裡，青年每每於訪談的當下，對著鏡頭，便會唱起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其認真與投入的模樣，著實讓人不忍發笑，但又懷疑其腦袋裡的結構是否異於常人。到了「大學」——其實也就是主角真實的大學生活寫照，則看見青年在離開相對單純的故鄉生活，涉入理想的追求、愛情、人際關係之後，對於自己「愛國主義」基本信條的信仰，開始因周遭的影響而被動搖。與之前的作品一樣，杜海濱善於使用看似無關緊要的事件，來暗指他想要諷喻的主題；在大學的課堂上，反覆出現的「政治課」，謳歌共產主義與極權領導的強力洗腦，讓青年後來的完全反叛，更顯荒謬。另一方面，以青年就讀的大學所在地重慶為背景，將原本鼓吹「唱紅打黑」的薄熙來，後遭政治鬥爭而踉蹌入獄[3] 的時事，與青年不合時宜的紅色思想做一對比。段落結束在趙昶通與女友從共青團表揚大會會場，半途離場的情況。（不確定是誰的）畫外音譏嘲地問青年：「你原來不是積極份子嗎？」，青年尷尬的表情回應與女同學喃喃的無聊抱怨，成為後續事件鋪陳的一個伏筆。
趙昶通在「新屋舊屋」裡，因為老家面臨強迫拆遷的事件，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地方政府對其老宅的不合理作為；在影片初始，面對訪談時，會大唱紅曲的青年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形象，是一位對社會不公義充滿怨言的地方青年，以及當隔鄰的老宅被強拆時，在攝影機觀景窗後，強忍落淚的文藝青年。本片的攝影，透過幾個不同視角，細緻地捕捉這個全片的高潮事件，當青年的祖母聽見巨響，半掩半躲藏地觀看拆屋，以及青年生病的祖父，端坐家中客廳，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挖土機的巨鏟在隔鄰揮舞，看似有距離而毫不激情的影像，與站在房頂青年的落淚身影，做出強力的批判和控訴。
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民族」（nation）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而過度鼓吹民族主義可能造成保守的地方主義（吳叡人譯；Anderson, 2010）；片中趙昶通在山區裡，對著少數民族的孩子們，解說什麼是中華民族的場景，與迴盪在山間的〈義勇軍進行曲〉相互呼應，搭配全片展現的內容和攝製本片的當下時空背景，傳遞出清楚的絃外之音。看《少年與國》，也讓筆者回想起，曾經與一位中國朋友的對談。對談的主題是什麼，已經記憶模糊，僅記得，在農村長大的朋友提起，在他進入中學以前，一直以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國家照顧人民所有的需要，提供人民教育和糧食。直到離開農村，進入大學，眼界變寬，開始認知到現實社會的不公義，他對「國家」的無瑕信仰開始崩壞；趙昶通在《少年與國》裡，也說過一模一樣的話。
2012年8月15日，日本政府逮捕香港保衛釣魚臺（島）行動人士，企圖與成功登陸的14人。此舉引起中國內部喧然大波，觸動一連串反日抗議行動，部份甚至演變成為暴力行為，對日資企業、工廠、或商店，進行非理性的破壞。民眾打著「愛國行動」的口號，對其激烈行為合理化，中國官方對此街頭暴力行為，亦採消極作為[1] 引發中國知識份子與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共以黨領政，施行愛國主義教育且以「愛國無罪」[2] 的態度，坦護失秩行為的結果，提出質疑。雖然並未明示，但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杜海濱的新作，《少年與國》（A Young Patriot, 2014），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開展。作者企圖透過片中主角人物和他所經歷的事件，與盤旋於全片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幽靈，進行隱微但具批判性的對話。
影片一開始，居住在山西省平遙的中國90後青年趙昶通，身著軍裝，揮舞五星國旗，在群眾圍觀下，大呼愛國口號，對日本聲稱釣魚臺為其領土的爭議性政治事件，做出最強烈的抗議。原本以為，將會觀到看一則，探討民粹主義思考下，形塑中國社會激進愛國主義的寫實紀錄，沒想到，郤是與其相反地，全程目睹一樁意識形態崩壞的過程。
「庫依鄉的霧」與「新屋舊屋」，是青年信仰（或說崩壞）的轉折。期待假期到偏遠地區短期支教（支援教學）的趙昶通，在偏鄉重啟愛國主義的靈魂，或許是重覆自己幼年時被灌輸的教育模式，也或許是終於找到具體實踐愛國行為的機會，青年一字一句教會，連華語都不盡然會說的山裡的少數民族孩子，唱出〈義勇軍進行曲〉，以及長途拔涉，僅為購買一面國旗，在山裡舉辦升旗典禮，青年的愛國情懷，可說是完整呈現。段落結束於青年結束支教，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參與升旗典禮的情景，看似對青年的愛國情結畫下一個正面且讚揚的「句號」，然則是個「分號」，導演利用這個寧靜的場面，預告著青年信仰即將的激烈且徹底崩塌。
當剃成光頭，滿口對政府與社會批判言辭的趙昶通，出現在「憤青」一段的開場鏡頭時，觀眾勢必不意外於這樣的改變。青年說，自己在高中時很單純，所以容易受到他人價值觀的影響，而堅信一些意識形態，但成長之後思想成熟因而反判。原本在片子一開始，青年努力尋求入伍從軍，做為愛國的最具體實踐，也在片子的結尾，徹底推翻這個目標，不斥也指明，這個青年愛國主義崩壞過程的結束。
以趙昶通的生命歷史片段，做為主軸的《少年與國》，其實也是一個普通90後中國青年的青春記事，更深一層地，才讓觀眾在事件時序發生的觀看過程中，目睹原本意識形態消解的過程。然而，本片的視野，郤因為杜海濱做為導演，隱微插入的旁枝事件或人物，更形擴大，和增添批判的力道。趙昶通雖然以愛國主義自我標榜，且全片肇始於反日的釣魚臺事件，和期間提及的反韓情結。然而，他郤時常在不同的議題上，提起日本做為「正面」學習的範本（如：相比於中國遊客的不文明，和日本遊客的有禮），與對韓國流行文化的擁抱（如：聆聽熱門K-POP）。這是主角人物在語述上細微的反映，影片作者敏銳的將其捕捉，並且漸次鋪陳到影片中，逐步引導觀者看見其從信仰的高度墜落至懷疑和背離的深谷。
在影片中，趙昶通周圍的人物（親人、朋友、同學），其實並沒有相對應於他的愛國主義情操而出現，相反地，可能都是再普通不過的社會民眾與對未來茫然的90後青年；片中一位熟練B-Box口技的同學，與趙昶通一同到山區裡進行支教，當青年狂熱地在教導少數民族孩子們，對於「中華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認知，和學習儀式性愛國實踐（升旗典禮）的同時，這位同學在微雨的午后教小孩子B-Box——美帝資本主義象徵，的口技場景，與升旗典禮一樣造成違和感，用隱微的方式顯露出杜海濱強烈的作者觀點，對主角人物信仰進行暗中損壞（undermining）。總體而言，杜海濱在其先前的作品，描寫中國農民生活與勞動議題的《傘》（2007），和聚焦中國汶川大地震的《1428》（2009），皆採用相同類似於《少年與國》的策略，在進行他對所觀察到的現象，隱微但尖銳的「外軟內硬」批判；然而，《少年與國》堪稱其技巧最為完熟的作品，在若有似無間，使觀眾經歷巨大的思辯過程。
〔註釋〕
[1] 見維基百科「2012中國反日示威活動」辭條解釋。
[2] 引自1936年11月23日，中共外圍組織的七位領導人，藉「抗日救亡」為由，鼓動罷工、罷課，實為製造動亂，被國民政府拘捕的「七君子事件」。（見「維基百科」〈七君子事件〉辭條）
[3] 薄熙來原任重慶市委書記，於其任內主導「唱紅打黑運動」，在重慶市推廣紅色歌曲等革命經典，其至遭到時任國家總理歷家寶的批評。（見「維基百科」；〈唱紅打黑〉、〈薄熙來事件〉，等辭條）
本文作者，為英國倫敦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電影研究系博士，從事電影和紀錄片教學與研究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