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洪瑋伶
從臺中重返臺北，從「雙年展」變成「年年展」，邁入第九屆的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TIDF)，自今年開始由國家電影中心設立常態辦公室辦理，策展團隊吸取了多年來國內策展經驗與走訪國外紀錄片影展的精華，提出今後影展的核心概念：「再見．真實」，由紀錄片本質出發，頗有紮根生長之意味。
影展的功能性
11天下來，我們看見影展長出了自己的個性，提供更多元的功能與環境：有系統的觀看以時間和素材累積出不同真實力量的大師作品；映後座談由相關領域人士主持，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與《活在三里塚》導演代島治彥的對談；詩意描繪南韓工業發展史的《鐵夢》則請到綠盟理事長賴偉傑主持。
同時也透過每天一場的「日日談」，讓觀眾與紀錄片工作者深入交流。如我們在「三里塚」系列電影感受到小川攝製組共同分享青春的理想與美好，在「你所不知道的小川紳介」論壇中，則藉由當年攝製組成員的談話而了解到小川紳介本身的複雜矛盾與「獨裁暴君」的一面，提供另一種觀看小川的方式。會場同時也充滿許多友善觀眾的小驚喜，如別出心裁的紀錄片販賣機，或偶有好心觀眾將無法觀賞的票劵貼在交流牆上供需要者取用。與6家咖啡店及hostel的合作放映，更試圖讓紀錄片走入日常。最後三天在華山大草原舉辦的戶外放映更擴大範圍希望闔家觀賞。於是我們便看見了，在星星作陪下，當銀幕上播放著《我的狐狸電影夢》時，畫外的草原上則有狗狗在奔跑。可輕鬆、可嚴肅，關於紀錄片的無所不在，真實也就從這一刻展開。
踏入場地就進入了故事中
本次影展主要放映場地為光點華山、新光影城、府中15、國家電影中心。對光點華山和新光影城來說，影展放映早已不是新鮮事，然而如此密集的紀錄片馬拉松倒也還是第一次發生。11天下來，許多影迷就像是來影展上班一樣，從早上10點第一場一路看到晚上最後一場；而放映場地之間的趕場，同樣也是參與影展必經的歷程，若遇到週末假日，滿心焦急的影迷必須穿越在華山重重的家庭出遊、攝影外拍模特兒、約會看展的青年男女、排隊聽演唱會的人潮；或是西門町一波接一波的青春賀爾蒙氣息。在進入紀錄片中散落於世界各地的故事之前，已先用自己的身體去感受屬於這城市日與夜的每一刻，寧靜與躁動。
做為一個國際影展的放映場地，新光影城一直都是特別的，不論是它所處的獅子林商業大樓從日治時代的東本願寺到國府時代的保安司令部，或是現今老舊的大樓外表下所包覆著複雜的生活滋味﹝一樓販賣3C產品、二樓成排的禮服婚紗人形模特兒、三樓無所事事的中老年男子打電動殺時間﹞，手扶梯喀啦喀啦像影格在轉動，載著影迷進入電影的世界。這一切就像《礦味生活》的導演嘉耶勒‧莫卡赫所說的的臺灣印象：「我看著滿街的3C場品，鼻子卻聞到了食物的飄香。」這般錯亂而有趣。
時間淬煉出的運動影像與超長片挑戰
據聞在《三里塚‧邊田部落》進場前的排隊隊伍中，有大學男孩說：「老師說如果三里塚系列的電影有看到三部，期末加一分。」幾場小川紳介電影的觀影人潮中，不乏看見社運或學運中常見的臉孔，也有地球公民基金會、桃園航空城自救會等團體包場或搶票。《回到三里塚》導演代島治彥與「再見小川紳介」單元共同冊展人馬克諾恩斯多次提到驚訝於有這麼多人來看小川的電影，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對許多人來說，這都是等待了20年的機會，能夠在大銀幕、16釐米放映的環境下，有系統的觀看小川從《青年之海》到《牧野村千年物語》的代表作品。
從黑白到彩色、膠捲的顆粒感與跳動的光影、小川說書人般的口白、時有趣味的字卡介入，不論是拍攝學生運動、三里塚系列農民抗爭、牧野村系列的農事與傳說物語，這些將近40年前的「運動影像」，以時間的積累，淬煉出真實的力量，一系列看下來，你很難不對那些人物、地方、景色，甚至是鏡頭後面的攝影師、偶爾被拍到的收音師，產生情感與認同。這些「運動影像」在70年代於日本放映時產生了立即的效應，增加了許多願意加入抗爭或幫忙推廣影片放映的民眾，放映現場的氣氛也與影片相互共鳴，觀眾與片中抗爭者一起肢體運動著，成為名副其實的「運動影像」。而在「318運動」發生後的今時今日來觀看，更有時空對照、相濡以沫的意義。日本年輕人在三里塚運動失敗後轉而對政治冷漠，然而台灣卻是在這幾年不斷發生著運動與民主的力量。代島治彥導演便說：「希望年輕觀眾們能被小川攝製組這種『紀錄當時影像的心情』給觸發，進而想開始紀錄自己現在所處的這個社會。」
幾乎每部小川的電影都是兩小時起跳，對觀眾來說，觀影同時也是與飢餓和疲累的對戰，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影展開始前就近乎一票難求的紀錄片影史經典《浩劫》，9個半小時的影片濃縮了長達11年的拍攝。從早上11點進入戲院到晚上9點才出來﹝當然中間有休息時間﹞，電影放映時偶爾出現打鼾聲，手機螢幕亮光是必要小點綴，吃東西時產生的塑膠袋摩擦聲不再有人抱怨。記者出身的導演朗茲曼瑣碎與咄咄逼人的訪談方式，讓這段如此龐大的「遷徙」與屠殺計畫之細節從不同方向一一浮現，訪談之餘，充滿隱喻，影片確有其長達9個半小時之必要，在清醒與昏睡的不斷轉換間，真實就如此魔幻地被建構出來，如同那個位於奧許維茲精密設計的殺人建物。
焦點導演艾倫柏林納的作品則是另一種極端，每部電影不超過80分鐘的片長，拼貼重組收集多年的檔案影像與音樂素材，探索的卻是淵遠流長的家族歷史，這是關於真實的另一種意義與概念，不論想要討論什麼主題，使用怎樣的素材，永遠的我們都離不開那棵家庭樹，必需一直的追溯上去，再回看現在。我們從這三段旅程﹝小川紳介、《浩劫》、艾倫柏林納﹞，進而能重新去思考紀錄片的意義，那些關於真實的厚度與想像。
當麥子落地而死
今年的影展我們在艾倫柏林納《絕對清醒》的放映場次看見高中老師帶著同學們包場觀看，《活在三里塚》在影展倒數第二天的最後一場放映售鑿，《牧野村千年物語》的最後一場放映同樣大爆滿，而節目統籌林木材心目中的閉幕片《以遺忘為詩》，更是由觀眾和艾倫柏林納一起完成了將400個座位坐滿的願望。以《活在三里塚》為始，《以遺忘為詩》為終，真實的力量與影響在影展期間不斷綿延著，當「綠色小組」在頒獎典禮上成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首屆「傑出貢獻獎」得主之後，我們似乎可以看見這個影展在此屆正式長成一個個性鮮明的孩子，逐步回探臺灣自身紀錄片的脈絡發展，也向外踏出堅定的那一步。關於真實的厚度，歡迎無限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