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比得
「你送那一家人到電梯口時，鏡子裡映出你穿著制服，你為什麼穿著制服？」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個現場？」
前陣子，藉著某個公開放映的機會，我將所拍攝病房裡臨終/陪病生活的影片放給許多不認識的，純粹的觀眾看。放映結束後，我收到上述這兩個關於「我是誰」的問題，問的同時流露了稍稍地不安的情緒。這兩個隱隱顫動的「為什麼」對我而言饒有深意，除了問拍攝者的身份與位置，或許也在質疑以影像紀實地留存下瀕死肖像與悲傷記憶的意義吧。
先來回應「我是誰」的問題。在身份上，我當時是在病房任職的專業陪伴者，在內心裡，我則既是陪伴者也是紀錄者與領受者。心理所畢業之後沒多久，我就進入安寧病房擔任心理照顧的工作，當時帶領我的前任心理師會將紀錄影像作為臨床的諮商工具，也是他在臨床工作中操作、摸索出來的。最初是照片，我們在安寧病房的生活時常就像是日常家居生活，精神好的時候或某些值得紀念的重要時刻，我們自然地會抓起相機，幫病家拍照，再沖洗照片給他們。許多家屬回來找我們，告訴我們那些照片對她/他正經歷的艱難過程有多重要，但如果只是照片卻有些遺憾：「好想再聽聽他的聲音」、「他的身影如果會動就好了」，於是，我們一邊陪伴照顧便也一邊拿起了小DV。
一開始只是為病人製作紀錄影像，慢慢地這項工具逐漸發展運用到臨終心理諮商裡。將影像紀錄使用於臨終心理諮商必須不斷動態地評估與操作，事先需要考量包括心理歷程、需求差異、文化背景、情緒與認知能力、對影像的接受程度、與心理師的信任關係，以及臨床目標等。在嚴謹的臨床工作中，這是一項可資運用的介入工具，例如用影像協助家屬與病人溝通、邀請家屬拍攝以主動創造內在空間等，但是同時，影像本身卻時常超出我所能操作的，具有直接揭露現象的力量，將我與病人/家屬吸納進去，共同經驗語言無能捕捉的存在感受。
有過這樣的體驗後，影像漸漸不再只是臨床工具，而成為我的經驗介質：透過攝影機，我被要求專注在當下的、眼前的人，因而更加敏感於話語/意義之外的身體表達、隱藏的身體態勢等。甚至臨終處境下至為關鍵而強烈的經驗核心，時間，也在持續得拍攝與觀看中，體現給我，與我的病人或家屬。攝影機成為一種媒介，使我們看見看不見的、說出語言之外的。
因此，當我到另一個安寧病房任職時，我便與病房主任與護理長討論影像紀錄的可能性，亦即除了臨床用途之外，未來也將臨終/陪病的現象整理成紀錄影片。在獲得病房主管與護士的理解支持之後，便展開這場可謂實驗的拍攝行動。
我通常將小攝影機斜背在身上，口袋再放一台小相機，讓它們成為我工作身體/工作形象的一部分，隨時可以機動地抓拍之外，也提醒家屬或病人：「我可以為你做影像紀錄喔！」，想像著自己就像以前街頭的移動照相館。有時候單純為擦身照面的病家拍照留影，有時候病人或家屬因為有活動想留念或有話語想交代，特別找我去錄影。不論機緣是什麼，這些因為影像媒介而接觸的病家，後來都得以持續陪伴，其中某些家庭甚至持續記錄。
影片裡有一顆我在電梯鏡子裡“穿”的鏡頭，文章開頭那兩個問題正是因為這一顆鏡頭。我原無意隱身，因為我的位置跟方法就是在病房工作，跟病家連結、互動的人，而非直接電影式的壁上觀察者。但我也從沒打算使用腳架讓機器離開我好將我的影像納入，或者請第三人從旁攝影，因為攝影機就是我的眼睛、我的手、我身體的一部分，像鏡子裡倒映的那樣。所以影片中有許多我在攝影機後面說話的聲音，拿著攝影機，同時是心理師，正與攝影機前的病人/家屬諮商，因而，我的畫外聲音、我的鏡頭都反身標定出我的角色，跟我的在場。
與單純拍攝的影像紀錄者比較不一樣的是，我的身份是多重的，按下錄影鍵的狀態與動機也是多重的。在所有的身份中，我首先是陪伴者。要有良好的陪伴品質，我必須儘量調整頻律至與眼前的人接壤的狀態。用兩個身體的互動關係作為比喻，很像是以亦步亦趨的方式跟隨著對方，一致的強度、高度、節奏，與方向，肩並肩地貼靠在一起，避免將對方置放在我的對面，予以客體化地對治與詮釋。然而，攝影卻是一個單方向指向的動作：我「拍攝」你，我「觀看」你。被攝者，也就是我陪伴的人，如何不被我放到「對面」、如何不僅只是我「觀察」的客體？這是我不斷自我質疑的問題，也是我在現場是否按下錄影鍵的關鍵。
曾有護士在看完影片之後跟我分享讓她印象最深的一幕：家屬在為病人修眉毛，我抵著床頭拍她，鏡頭裡家屬的臉近到幾乎成了特寫。護士說：「她的臉離你的攝影機這麼近，還能這麼自然，我感覺她不是被拍，她是要你拍她。因為你的拍攝，讓她清楚感覺自己在陪媽媽、感受到此時此刻，然後要借你的攝影機牢牢地記得。」仍然用身體的意象來說明，因為這正是我感受的方式：當我拿起攝影機，很像是我投出眼神給對方而期待對方的回眸，或像遞出一個邀請的掌心，若對方不察或拒絕回應，這個拍攝行動就無法成立。唯有當我們建立起相視或攜手的雙向連結，亦即當對方對於被拍攝產生出能動性時，拍攝行動才能在我們之間產生如同打太極一般的氣場導引的力量。
從上述的整理可以知道，我在拍攝時，幾乎難以從景框構圖、運鏡、分鏡等層面進行思考，別說美學實驗，連敘事的基本鏡位構成在剪接階段都成了問題。自然，當我將陪伴作為我在場的首要目的，我便知道鏡頭經營已不在考量了。這是其一。但另外一個因身份交疊造成的困難才真正教我錯亂，那就是：距離。陪伴是非常貼近非常「進去」的，很像把自己的房間暫時借給別人休息那麼的近，可是拍攝時必然要拉開一個距離，要退到房間外看這整個生命處境。我時常難以拿捏這個距離，儘管一個優秀的心理師其實應該要能夠快速地切換存有模式與觀看尺規；儘管我很敬愛的紀錄片老師總反覆叮嚀我要抽離，我仍然在看素材時發現鏡頭始終靠太近。
或許，當我感受主體際親密的召喚，想用身體回應身體，給予觸覺的接應時，攝影機的確成為我身體的一部份，彷彿拍攝的視線已肉身化，用近距離的拍攝撫摸臨終者孑然的身體；也或許，湊這麼近只是大近視在貪看，在有涯之生裡，我著實無明，如何看穿生死。再又或許，鏡頭始終靠那麼近，不過就只是陪伴者想要分身出紀錄者的生澀，解離的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