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映青
2012年，我們用了八個月左右的時間，從春天到冬天，拍攝一部訪談十七位大學生的紀錄片「大學記」，這對我們而言簡直是短跑衝刺的速度，最後能順利完成，其實是滿有成就感的，尤其在接案拍片了幾年之後，對於「案子就是案子，不要肖想它會成為你的作品」這件事情已經習以為常，這次的經驗算是在業主與自己之間，掙扎擺盪的幅度最小、收穫也最多的一次，而且也沒想到，這個「案子」可能是讓我們面對最多觀眾的一部片。原本預想只能辦四到五場的放映座談，變成了四個月內十個場次的規模，我們就帶著這部片跑遍北中南東九個縣市、八間學校、兩個藝文空間，有全場超過兩百人的動員規模，也有不過三位觀眾面面相覷的冷清場景。
從2012年底到隔年春天三月，從我們所在的台南到中央山脈另一邊的台東，已經算不清楚究竟在巡迴的途中遇到多少同為大學生的觀眾，但始終記得在每一所學校、每一間放映廳或教室裡，都曾經看過同樣的眼神，帶著煩惱、困惑卻又閃閃發亮，有的在座談結束前最後一刻，鼓起勇氣拿起麥克風發言，有的比較害羞先把問題放在心底，在放映結束後私下跑來找我們聊，一講就停不下來。在這之中我們總會聽到一些類似的疑惑，像是：「我爸媽要我填這個系，可是我念得很痛苦，如果不能轉系的話，我還可以怎麼辦？」「要怎麼知道自己的興趣呢？」更多的，是分享他們一路在升學主義壓力下迷失、上大學後再努力找回自己的故事，「我覺得教育制度其實有很大的問題，那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在升學至上的教育環境下，台灣的學生似乎總得等到十八歲上大學，才能夠尋求自我價值和認同、建立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與人際關係，這份獨立的自由來得太晚，以至於造成一些同學在進入大學初期適應不良，他們說，現在才看「大學記」、才開始思考大學對自己的意義，已經有些遲了：「這部片應該要拿去高中放！」
除了困惑之外，有時候觀眾的反應甚至會帶著一些怒意，有的是：「並不是每間學校都這樣，也不是每個人都找不到自己啊，我就不是這樣。」有的則是衝著片子與拍片的人而來：「片子只是批判教育有問題，卻沒有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怎麼做比較好，或者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有點不負責任。」如果沒有現場的座談，我想我們永遠不知道有這麼多觀眾對於紀錄片的期待不只是「呈現問題」，還要「夠客觀夠具代表性」並且「告訴我們解決方法和答案」。不知道該說是我們臺灣一貫不鼓勵獨立思考的填鴨式教育所帶來的後遺症，還是說紀錄片對於大部分觀眾而言仍然有些陌生？
當然這些觀眾的質問和疑惑並沒有惡意，而我也很慶幸有這樣「短兵相接」的時刻，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溝通彼此的不同，比起網路或任何一種間接的管道，面對面的情況下能夠表達的力量比起來大得多了。紀錄片對我們而言從來就不應該提供標準答案（人生也從來不需要標準答案啊），也不應該下任何（包括情緒在內的）指導棋，如果說在完成片子之後對它有什麼具體的期待，可能就是像這樣到處放映座談的機會吧，能夠促成不同立場和身分的人坐在一起討論的機會。影片總是需要觀眾和討論才能活起來，不然就只是倉庫或硬碟裡的庫存而已了。
2013年夏天，影片中的幾位高年級同學紛紛畢業離校，有的服兵役和就業，有的延畢或繼續就讀研究所碩士班，很慶幸在影片完成之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能夠聽到他們提起離開校園後的生活轉變。二十多歲的年紀，又正是初踏入社會的新鮮人，時間帶來的改變與成長的速度就像按下人生的快轉鍵一樣，每次再見面，總會感到他們已經和當年影片裡的大學生長成了不同的模樣，大概是來自對於「時間如何讓人長大變老」這種真實又戲劇性的著迷，我們決定將這些轉變繼續記錄下來，一部二十分鐘的小續集「大學記：兩年後」因此成形。儘管因為製作時間與預算的限制，只能拍到四位主角，兩年前後的對照也已經相當吸引人。在一個媒體上充滿著「草莓族」、「啃老族」、「宅男」等各種輕率標籤（就連「大學生」也是標籤之一）的社會，年輕世代究竟真實的想法為何，可能反而成為最少人願意關心的事。我們做的只不過是在旁邊觀察他們生活、聽他們說話，看他們有的成為搖滾樂手、有的離家練習獨立、有的已經做好未來十年計畫、有的持續尋找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有的在318隔天放棄碩士口考衝進立法院…
在短篇續集完成之後，我們又再度帶著前後兩片一起上路，也再度迎來一些與兩年前類似的疑惑和怒氣，不過即使是相同的問題，面對不同的觀眾總能帶來不同的經驗，每一場座談結束之後，我還是會感覺自己的身體和腦袋像是剛跑完繪圖加上剪接軟體的硬碟一樣，幾乎筋疲力盡，卻也滿載著新陳代謝後的新生充實感。有時候我們多少會被表面的數字迷惑，尤其它終究是個依靠公部門經費完成的案子，觀眾人次、播映次數、場子大小、現場照片拍起來人多不多...為了能夠好好結案，或是寄望公務員們看到成果能答應撥錢讓我們繼續拍下去（這當然是出自於天真而不可能的想像），總會忍不住在意這些量化和排場，但在一路上我們逐漸理解，規模與人數並不等同於引起的討論和影響力，除了良好的座談氣氛與人數無關之外，有些現場沒能說出來的，也會在各自心底發酵，然後變成未來的行動，即使難以用文字和數據言明，但就像教育、或是看著影片裡這些年輕人的變化一樣，時間總會證明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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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映現場觀眾的速寫作品 |
2012年，我們用了八個月左右的時間，從春天到冬天，拍攝一部訪談十七位大學生的紀錄片「大學記」，這對我們而言簡直是短跑衝刺的速度，最後能順利完成，其實是滿有成就感的，尤其在接案拍片了幾年之後，對於「案子就是案子，不要肖想它會成為你的作品」這件事情已經習以為常，這次的經驗算是在業主與自己之間，掙扎擺盪的幅度最小、收穫也最多的一次，而且也沒想到，這個「案子」可能是讓我們面對最多觀眾的一部片。原本預想只能辦四到五場的放映座談，變成了四個月內十個場次的規模，我們就帶著這部片跑遍北中南東九個縣市、八間學校、兩個藝文空間，有全場超過兩百人的動員規模，也有不過三位觀眾面面相覷的冷清場景。
從2012年底到隔年春天三月，從我們所在的台南到中央山脈另一邊的台東，已經算不清楚究竟在巡迴的途中遇到多少同為大學生的觀眾，但始終記得在每一所學校、每一間放映廳或教室裡，都曾經看過同樣的眼神，帶著煩惱、困惑卻又閃閃發亮，有的在座談結束前最後一刻，鼓起勇氣拿起麥克風發言，有的比較害羞先把問題放在心底，在放映結束後私下跑來找我們聊，一講就停不下來。在這之中我們總會聽到一些類似的疑惑，像是：「我爸媽要我填這個系，可是我念得很痛苦，如果不能轉系的話，我還可以怎麼辦？」「要怎麼知道自己的興趣呢？」更多的，是分享他們一路在升學主義壓力下迷失、上大學後再努力找回自己的故事，「我覺得教育制度其實有很大的問題，那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在升學至上的教育環境下，台灣的學生似乎總得等到十八歲上大學，才能夠尋求自我價值和認同、建立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與人際關係，這份獨立的自由來得太晚，以至於造成一些同學在進入大學初期適應不良，他們說，現在才看「大學記」、才開始思考大學對自己的意義，已經有些遲了：「這部片應該要拿去高中放！」
除了困惑之外，有時候觀眾的反應甚至會帶著一些怒意，有的是：「並不是每間學校都這樣，也不是每個人都找不到自己啊，我就不是這樣。」有的則是衝著片子與拍片的人而來：「片子只是批判教育有問題，卻沒有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怎麼做比較好，或者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有點不負責任。」如果沒有現場的座談，我想我們永遠不知道有這麼多觀眾對於紀錄片的期待不只是「呈現問題」，還要「夠客觀夠具代表性」並且「告訴我們解決方法和答案」。不知道該說是我們臺灣一貫不鼓勵獨立思考的填鴨式教育所帶來的後遺症，還是說紀錄片對於大部分觀眾而言仍然有些陌生？
當然這些觀眾的質問和疑惑並沒有惡意，而我也很慶幸有這樣「短兵相接」的時刻，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溝通彼此的不同，比起網路或任何一種間接的管道，面對面的情況下能夠表達的力量比起來大得多了。紀錄片對我們而言從來就不應該提供標準答案（人生也從來不需要標準答案啊），也不應該下任何（包括情緒在內的）指導棋，如果說在完成片子之後對它有什麼具體的期待，可能就是像這樣到處放映座談的機會吧，能夠促成不同立場和身分的人坐在一起討論的機會。影片總是需要觀眾和討論才能活起來，不然就只是倉庫或硬碟裡的庫存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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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前的被攝者，在就讀碩士的海洋大學主辦影片放映座談活動 |
2013年夏天，影片中的幾位高年級同學紛紛畢業離校，有的服兵役和就業，有的延畢或繼續就讀研究所碩士班，很慶幸在影片完成之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能夠聽到他們提起離開校園後的生活轉變。二十多歲的年紀，又正是初踏入社會的新鮮人，時間帶來的改變與成長的速度就像按下人生的快轉鍵一樣，每次再見面，總會感到他們已經和當年影片裡的大學生長成了不同的模樣，大概是來自對於「時間如何讓人長大變老」這種真實又戲劇性的著迷，我們決定將這些轉變繼續記錄下來，一部二十分鐘的小續集「大學記：兩年後」因此成形。儘管因為製作時間與預算的限制，只能拍到四位主角，兩年前後的對照也已經相當吸引人。在一個媒體上充滿著「草莓族」、「啃老族」、「宅男」等各種輕率標籤（就連「大學生」也是標籤之一）的社會，年輕世代究竟真實的想法為何，可能反而成為最少人願意關心的事。我們做的只不過是在旁邊觀察他們生活、聽他們說話，看他們有的成為搖滾樂手、有的離家練習獨立、有的已經做好未來十年計畫、有的持續尋找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有的在318隔天放棄碩士口考衝進立法院…
在短篇續集完成之後，我們又再度帶著前後兩片一起上路，也再度迎來一些與兩年前類似的疑惑和怒氣，不過即使是相同的問題，面對不同的觀眾總能帶來不同的經驗，每一場座談結束之後，我還是會感覺自己的身體和腦袋像是剛跑完繪圖加上剪接軟體的硬碟一樣，幾乎筋疲力盡，卻也滿載著新陳代謝後的新生充實感。有時候我們多少會被表面的數字迷惑，尤其它終究是個依靠公部門經費完成的案子，觀眾人次、播映次數、場子大小、現場照片拍起來人多不多...為了能夠好好結案，或是寄望公務員們看到成果能答應撥錢讓我們繼續拍下去（這當然是出自於天真而不可能的想像），總會忍不住在意這些量化和排場，但在一路上我們逐漸理解，規模與人數並不等同於引起的討論和影響力，除了良好的座談氣氛與人數無關之外，有些現場沒能說出來的，也會在各自心底發酵，然後變成未來的行動，即使難以用文字和數據言明，但就像教育、或是看著影片裡這些年輕人的變化一樣，時間總會證明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