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達爾文的噩夢》（Darwin’s Nightmare）中的那條電動魚 |
文／區秀詒
「這是我寫的一首小歌
或許你想唱一唱
別擔心，要快樂
每個生命都會有一些煩惱
若你擔心則煩惱將加倍
別擔心，要快樂
別擔心，現在要快樂」
Here i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或許你想唱一唱
別擔心，要快樂
每個生命都會有一些煩惱
若你擔心則煩惱將加倍
別擔心，要快樂
別擔心，現在要快樂」
Here i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這是美國爵士歌手 Bobby Mcferrin 於 1988 年發行的一首歌「別擔心，要快樂」（Don’t Worry, be Happy）的第一段歌詞。歌名取自印度靈性大師美赫巴巴（Meher Baba 1894-1969）的名言。一年以後，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統一，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 年，一般被指為後冷戰時期的開端。
「別擔心，要快樂」也是一尾魚的主題曲。這尾魚不約而同出現在 2004 年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達爾文的噩夢》（Darwin’s Nightmare）和 2012 年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中。出現的地點分別是坦桑尼亞維多利亞湖鱸魚加工廠的廠長辦公室，以及和印尼五戒青年團相關準軍事部隊領袖和商人 Haji Anif 的家。
《達爾文的噩夢》與《殺人一舉》以影像臨摹出兩處幽暗大地的黑暗圖景。前者透過 1960 年代才被植入維多利亞湖的鱸魚，指涉西方強權冷戰時期起始的「殖民」經濟與外部和內部強權的「嗜血」面貌。後者以 1965 到 1966 年涉入屠殺印尼百萬名共產黨員和左翼份子的武裝份子、劊子手拍攝「電影」之名，牽引和攪動出屠殺者對於血染大地的內部罪惡感。
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曾在其演講稿「當前時代的色情」這麼寫道：
總之，整個難題在於，現實與圖像－在戲劇中就是暴動與妓院－之間的關係很悲劇地矛盾著。因為一旦被圖像挾持，一旦被幻象化慾望的懷舊所攝取，現實就被釘上了十字架，遭到廢黜。圖像就是對純粹當前的謀殺...
結果是，對我們來說，要在當前時代的圖像中前進，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抓住沒有圖像的東西。當前的當前沒有圖像，必須去圖像化，去想像化。
如果要更激進地推展巴迪歐的說法，「要在當前時代的圖像中前進」必須要做的是「去圖像化」、「去想像化」。那麼，一片片去除紀錄片所鋪設的表層黑暗圖景，並翻攪出歷史黑暗圖景的反面與立面，連結出黑暗圖景所隱匿的不可見的圖像，進而牽引出屠殺之外的共謀結構，或許才有可能建構出更激進的想像姿態。
 |
| 《達爾文的噩夢》（Darwin’s Nightmare） |
哼唱著「別擔心，要快樂」的一尾魚，從太平洋、南海到印度洋。一尾在海洋的，歷史的裂縫中游泳的魚，可以如何翻動圖景，移動邊界？沒有人知道這尾魚的身世。或許魚的身世其實不重要。這尾魚在歷史的裂縫中穿梭，或多或少承襲著馬來群島（nusantara）的漫遊（merantau）精神。二十世紀新興國族國家紛紛劃下土地的疆界，東南亞和非洲尤其是。土地疆界的確立多建基於帝國時期殖民帝國間的協議。以馬來西亞和印尼為例，疆界的劃定難逃 1824 年英荷條約（又稱倫敦條約，London Treaty），由英國和荷蘭兩個殖民帝國所簽訂的勢力範疇。即便如此，1963 年以前，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海域邊界多半處於浮動的狀態。海上遷徙的「使徒」們如《達爾文的噩夢》和《殺人一舉》裡的那尾魚一樣，試煉著國族國家的邊界。然而，隨著英國殖民政府的安排，馬來半島、新加坡與北婆羅洲於 1963 年合而為馬來西亞，隨後 1965 年新加坡獨立成國。印尼與馬來西亞的邊界狀態從浮動逐漸變得緊繃，已不具調整的餘地。1963 年到 1966 年的馬印對抗，橫跨了馬來西亞的成立、印尼蘇卡諾政權的崩毀、開啟蘇哈托（Suharto）持續數十年的威權政府、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印尼的左翼屠殺和肅清。表層灑下的無數鮮血，指向容易的「敵人」。這個「敵人」輕易地變成被攻擊、責難的對象，遮蔽了隱藏在背後的更巨大的勢力和共謀者聯盟。
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在〈以兩種語言談談我們的現代性〉這篇文章中提及，「由於我們現代性的歷史與殖民的歷史緊密糾結，我們從來就無法相信真能有個超脫種族與民族差異的普世的自由話語場域。不知怎地，我們從最開頭就做出了這樣精明的猜測：基於現代知識與現代權力體制間的密切共謀關係，我們永遠只能當個普世現代主義的消費者，永遠不會被認真地當做是其生產者。因為這個緣故，一百多年來我們嘗試著將眼光從普世現代性的合成幻獸（chimera）上移開，開闢出一個空間，在其中，我們可以是自身現代性的創造者。」
或許我們可以把這尾哼唱的魚看作一種新型態的合成幻獸。如紀錄片之父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於被奉為經典的《紀錄片的第一法則》 （The First Principle of Documentary）裡經常被忽略卻最具開放性的一句話，「紀錄片是一個笨拙的描繪」（documentary is a clumsy description）。「笨拙」若「別擔心，要快樂」的一尾魚，因為看起來無法移動，承載負面意義但又可隨意「翻動」的「笨拙 」，這尾「遊動」的合成幻獸或啟動的是一個契機，這個契機延展出具彈性的疆界，挑戰線性歷史的框架，翻轉出一種同具歷史反面縱深的，由線性和立面（歷史）時間建構而成的浮動的邊界。
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在〈以兩種語言談談我們的現代性〉這篇文章中提及，「由於我們現代性的歷史與殖民的歷史緊密糾結，我們從來就無法相信真能有個超脫種族與民族差異的普世的自由話語場域。不知怎地，我們從最開頭就做出了這樣精明的猜測：基於現代知識與現代權力體制間的密切共謀關係，我們永遠只能當個普世現代主義的消費者，永遠不會被認真地當做是其生產者。因為這個緣故，一百多年來我們嘗試著將眼光從普世現代性的合成幻獸（chimera）上移開，開闢出一個空間，在其中，我們可以是自身現代性的創造者。」
或許我們可以把這尾哼唱的魚看作一種新型態的合成幻獸。如紀錄片之父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於被奉為經典的《紀錄片的第一法則》 （The First Principle of Documentary）裡經常被忽略卻最具開放性的一句話，「紀錄片是一個笨拙的描繪」（documentary is a clumsy description）。「笨拙」若「別擔心，要快樂」的一尾魚，因為看起來無法移動，承載負面意義但又可隨意「翻動」的「笨拙 」，這尾「遊動」的合成幻獸或啟動的是一個契機，這個契機延展出具彈性的疆界，挑戰線性歷史的框架，翻轉出一種同具歷史反面縱深的，由線性和立面（歷史）時間建構而成的浮動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