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整理／吳凡
《少年滋味》從破世界紀錄的萬人音樂會「譜TEEN同唱」開始，以《歡樂頌》作為結構，跟拍九位 10 到 24 歲來自不同學校、不同階層的新生代，讓這些年輕人對著鏡頭，說出內心對學習、生活、未來和夢想的追求與忐忑。從 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 年的雨傘運動，一直到今年的魚蛋革命，香港面臨中港衝突與身份認同的問題；九位年輕人也在言談中對時代做出的回應，成為香港當代社會的一個反照。
《少年滋味》從破世界紀錄的萬人音樂會「譜TEEN同唱」開始，以《歡樂頌》作為結構，跟拍九位 10 到 24 歲來自不同學校、不同階層的新生代，讓這些年輕人對著鏡頭，說出內心對學習、生活、未來和夢想的追求與忐忑。從 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 年的雨傘運動，一直到今年的魚蛋革命，香港面臨中港衝突與身份認同的問題；九位年輕人也在言談中對時代做出的回應，成為香港當代社會的一個反照。
《少年滋味》在香港上映十一週，截至目前為止票房已達 231 萬港幣，超越前作《音樂人生》（138 萬港幣）的票房紀錄；今年夏天，更受邀來台，擔任「新竹市兒童影展」的閉幕片。為了宣傳《少年滋味》，導演張經緯在香港已經做了超過六十個專訪，紀工報此次將以《少年滋味》作為起點，針對導演的創作概念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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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導演張經緯新作《少年滋味》入選為「新竹市兒童影展」閉幕片／圖片「新竹市兒童影展」提供 |
導演大部份的作品，包括劇情片和紀錄片，很多是以年輕人為創作主題，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張經緯：開玩笑的說法是我喜歡年輕人，年輕人在畫面上比較好看一點，無論男孩女孩，很有電影感，比較能賣座。
我覺得拍年輕人比較有希望。《少年滋味》裡面的孩子不特別快樂，但並不是說沒有希望。電影還是需要一點希望，這並不是因為票房或是討好觀眾。客觀來講，假如人都是悲觀的，沒有希望的，那其實去死不是很難的事。我們還繼續留在這，其實還是有樂觀的一面，覺得還有點希望。既然這是人性的一部分，那麼電影也應該呈現這個部分。
我想不到怎麼拍老人拍得有希望，但是我也沒有太大興趣拍小孩，因為我覺得他們對這個世界還沒有一個認知，他們很大部份還在自已的世界裡面，等到某一個階段，他們內在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開始有接觸，才會比較有意思。至於老人，他們什麼都懂，懂太多了，就不好玩了。拍年輕人，他們正在逐漸成長，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有獨特性，而且會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這是我感興趣的。
香港有一句話：「千金難買少年窮」，意思是從小生活在艱苦的環境裡，能鍛煉一個人的意志。網上有一篇廣傳的文章，理論是把孩子帶去新疆磨練，讓他們知道什麼是物質缺乏的生活。這正是兩代之間最大的問題，我們所謂的成人，並沒有把世界理解好，想讓孩子面對我們過去所面對的，關於物質、生活溫飽的問題，結果大家都沒有面對現在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回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也不可能承擔再一次世界大戰；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有他們獨特的問題，並不是我們這一代以前所理解的。
2013 年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曾討論社群網路對新世代之間的影響。以前沒有社群網路，我們做任何一件事、說一句話，到底還是要看看成人的臉色，現在不用了，我支持的理念、想做的事情，你不喜歡，我可以發表在 Facebook 上，得到一千個一萬個讚，在網上找到一批認同我的人，我不需要跟你談。所以，成人和年輕人兩代，有一個溝通的危機。我並不是要否定社群網絡，只是覺得應該要去思考，成人和年輕人要怎麼溝通，所以有了《少年滋味》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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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秀美製作」提供 |
談到與年輕人溝通，《少年滋味》訪談青少年時，是如何讓他們說出內心想法？
張經緯：首先，《少年滋味》是一部讓青少年發聲的作品，訪問的時候我們沒有太多技巧，客觀來說，是他們有話要說。他們希望世界聽到他們的聲音，並不是我們單向去挖掘他們。那些孩子們說，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這些問題。我們架了機器在那，架勢是很嚴肅認真的，第一次有人願意那麼認真聽他們說話，他們就很願意說。
老是有新導演來問我，你怎麼挖掘這個角色？我覺得，你不用去挖掘他們，你挖掘你自己就好了，你為什麼要拍這個片，為什麼對他們感興趣？紀錄片其實是你和你的拍攝對象合作的作品。例如《音樂人生》，黃家正從來不讓我拍他的房間，那我就不拍，《少年滋味》也是這樣，有些孩子願意讓我們拍他家裡，有些不願意，不願意也可以，只要其他有代表性的素材足夠，沒有勉強。
其次，訪談不要前設（預設立場）。拍紀錄片當然有很多種方式，像是美國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是先有一個命題，再把攝影機當成機關槍砰砰砰掃射，但我更多是一個探照燈，跟著人去探險、去很多角落，本來是黑暗的地方，去照出來讓觀眾看到。你必須要有很大的好奇心，而拍攝紀錄片是去滿足你好奇心，千萬不要預設立場，去誘導被攝者說你想說的，那多沒意思，比拍劇情片更辛苦。
《少年滋味》中凱婷帶我們去他逃學的小公園，當我們問她：「妳到這裡時在想什麼？」她愣住了。那個時刻是很魔幻的、出乎我們預期的，可能在她人生中從來沒有人這樣問過她，所以真的沒有辦法回答。雖然那個鏡頭搖來搖去的，我們還是決定一定要放進來。其實後來有再訪問一次，但是紀錄片就是這樣，有時候就是那一刻，再問一次就不一樣了。
當然，不要預設立場，並不是說完全沒有安排。凱婷在小公園裡面受訪，是因為我們叫她帶我們去逃學的地方，在小公園的時候要問什麼，哪些問題在室內打燈的時候再問，這都是安排的，因為訪談的環境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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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秀美製作」提供 |
為什麼選擇用萬人音樂會中《歡樂頌》的合唱作為影片結構？
張經緯：很多人以為我選擇用《歡樂頌》作為結構，是因為香港青年協會（出品單位）要求我宣傳這個音樂會，其實完全沒有。
因為我以前學古典音樂，古典音樂中，結構是很重要的。對我來說，紀錄片剪接也是一個內在結構的問題，例如古典音樂的奏鳴曲式（sonata form），第一主題、第二主題，然後發展部（development）必須要是第一、第二主題的主題動機（motive），然再現部（recapitulation）也是第一、第二主題的再現，這就是一個結構（form），所有的作曲家，從貝多芬到現在二十世紀的音樂家，都在這個結構裡面，做一點不同的。
剪接結構是很內在的、邏輯性的東西，我做任何一部片子，首先必須把結構建立起來，包括《一國雙城》、《歌舞昇平》都是這樣，《音樂人生》的結構也很明確，用不同的家庭成員分章節。《少年滋味》中，音樂會恰好提供了我一個結構，沒有那個音樂會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拍，或是我就要想另外想一個結構了。我也盡量在這個結構裡找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所以選了一名志工作為受訪者，他雖然沒有加入演唱，但你不能說他不是音樂會的一部分。創作就是變中求不變，不變中求變，這是我以前在演藝學院的作曲老師給我們的秘訣。
導演的作品涵括紀錄片、劇情片和電影劇本，對您來說劇情片和紀錄片有何不同？
張經緯：我喜歡電影，劇情片、紀錄片無所謂，長片、短片都可以，都是創作。我覺得拍紀錄片是一種 blessing，很幸運的一個工作，因為你可以進去很多不同的家庭、人物，一些你之前不理解的東西，通過紀錄片，你可以多一層理解。
但是有些題材是不能拍紀錄片的，像是我的劇情短片《墨綠嫣紅》，故事的原型是我在香港公共房屋碰到的幾個女孩子，她們從十四歲開始吸毒，到十八歲對她們來說已經老了，老了才陪我聊天，聊了兩三個月，才告訴我很多她們墮胎的故事。《墨綠嫣紅》的故事其實是我聽到的故事中第二震撼的，最震撼的根本沒辦法拍。她們說來來來，已經準備好讓我拍紀錄片，覺得無所謂，但是不行的。我們拍紀錄片的人都知道，坐在一塊兒聊，跟你在螢幕上面說出來讓大家看到，是兩回事，有些涉及個人隱私與另一個人的人生的事情，對我來說不能拍紀錄片，便以劇情片的方式來呈現。當然，這些故事本質上還是紀錄的，吸毒並不是單一的、個別的問題，是一籃子的問題。
拍紀錄片並不是你鏡頭拍到什麼，反倒是導演對這個事件的理解。中國黎小峰導演曾經說：「紀錄片最美的是時間的醞釀。」《少年滋味》只有一年的製作期，是一個限制。如果有機會，我們會想繼續拍，看是不是能做成香港的《7 Up》系列（BBC從 1964 年開始每七年拍攝的紀錄片系列）。《音樂人生》是談一個中產的家庭，《少年滋味》裡有各個階層的年輕人，包括中國的新移民，讓觀眾可以看到香港更多不同的社會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