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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剪接師凱西・丹貝爾（Cathie DAMBEL）與主持人蔡世宗／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紀錄片剪輯：關於影像書寫 ─ 凱西・丹貝爾大師講堂
Editing Like Rewriting : Master Class with Cathie DAMBEL
Editing Like Rewriting : Master Class with Cathie DAMBEL
主辦單位：國家電影中心 Taiwan Docs
活動時間：2016/08/28（日）13:00 - 15:30
活動地點：華山拱廳（台北市八德路一段１號）
開場主持：蔡世宗（TIDF國際聯絡）
講 者：凱西・丹貝爾 Cathie DAMBEL（紀錄片剪輯師）
活動時間：2016/08/28（日）13:00 - 15:30
活動地點：華山拱廳（台北市八德路一段１號）
開場主持：蔡世宗（TIDF國際聯絡）
講 者：凱西・丹貝爾 Cathie DAMBEL（紀錄片剪輯師）
現場翻譯（中法同步口譯）：詹文碩、范兆延
接續：【DOC+紀錄片工作坊】紀錄片剪輯：關於影像書寫 ─ 凱西．丹貝爾大師講堂記錄（上）
文稿整理／林佩璇、蔡世宗、張若涵
剪輯的方法－組織與敘事
剪輯工作需要有良好的安排，我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式，我也會建議我的學生使用。我平時教的碩士班學生目前還是新手階段，我會鼓勵他們去構思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什麼。我會問他們：「你的電影第一個影像和最後一個影像會是什麼？」請學生告訴我他們心中的想法。我覺得這是非常有用的一種方式，當然他們未來可能會改變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剪輯時會使用一些小紙條來提醒自己，看到了什麼畫面、整部電影的內容是什麼。我覺得最困難的事情是如何開始，因此如果能剪出第一個段落，就比較能看到整部影片的輪廓。
今天早上放映的《以朋友之名》，最後一個畫面其實呼應了第一個畫面。第一個畫面是一個裸體的小孩，鏡頭以推軌的方式跟著小孩；最後一個畫面則是一個非常瘦的老年人，慢慢地從鏡頭中消失。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畫面之間的關聯，以及故事。這個老人是從哪裡跑出來的？他是葬禮中的一個角色。他原本是在拍攝中期的素材中，但我們決定把這個影像保留到影片的最後。我覺得剪輯工作最重要的是，擺脫時間的框架，找出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畫面。從最後一個畫面，我們可以看到導演的飛機越來越遠，就像隻小小的昆蟲，整個村莊就像在飛機背後燃燒。而飛機的存在，就像是個很小卻能完全發揮作用的工具。這些畫面對剪輯工作來說都很重要，所以我很建議大家使用這種方式，尤其當你沒辦法設想整個電影的樣貌時，可以試著想像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畫面。
延續剛才提到的方法，我再和各位分享另一個紀錄片。其實我工作的領域議題非常多元，接下來這部片叫作《苦澀的勝利》（Bitter Victory），在福島核災事件發生好幾個月之後所拍攝，記錄歐盟議員在議會中為環保議題發聲的過程。這部片探討的議題很硬，拍攝過程也相當困難，因為從事件發生到拍攝完成總共花了四年，已經失去了所有新聞價值，影片幾乎都是人物發言的紀錄，並沒有特別的故事性。透過這部片，讓各位看看找到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畫面的方法。這個影片的開頭呈現給觀眾許多元素、重要座標，讓觀眾進入這個故事。
（播放《苦澀的勝利》片段）
（播放《苦澀的勝利》片段）
昨天的工作坊中，我發現許多創作者很好奇如何讓觀眾很快地進入故事。因為各位不是媒體記者，而是電影從業人員，我們所找到的方法，就是像這部電影所做的。除了故事的層面，也要知道如何呈現空間，以及周邊的資訊。我稍微介紹一下這部電影，這是我在《以朋友之名》後的下一個計劃。有趣的是，這些紀錄片雖然有製作先後的順序，有時候也是穿插著，交錯製作。這部片和《以朋友之名》最後上映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兩部片都是關乎反抗，對抗不合理現狀的電影。對我來說，電影必須如此，如果你已經忘記你為什麼而戰、為什麼而奮鬥的話，那麼你也就不要拍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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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剪接師凱西・丹貝爾（Cathie DAMBEL）／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關於剪輯工作的規劃，其實剪輯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雖然我們會試著規劃它，但即便找到了出發點或是終點，它仍是一個有機的過程。有了計劃後，不要只想一成不變地遵循它，必須隨時調整自己工作的腳步，因為在剪輯過程中，總是有許多意外和驚喜，好或不好的都會強迫你必須去調整。甚至你可能會自問：「如果我這麼做會如何？」我很喜歡同時有多線的敘事結構，能夠互相輔助。首先，去看每個出現的人物角色，思考要依照導演拍攝的出場順序呈現他們，還是要重新組織、重新分配角色。在紀錄片中，這些接受採訪的人物，會慢慢地形成角色，他們必須能夠詮釋一種價值或是意義。但這和劇情片的演員不一樣，他們不會聽從導演指令，照劇本演出，所以在剪輯時也必須考量到這點。而角色在拍攝的過程中的輕重，在剪輯過程中也可能會有所改變。
我借用《禮讚》來說明電影中的角色，如何出現在敘事結構當中，他們為什麼出現、他們所象徵的是什麼價值，我們在剪輯時必須要考量到這些。我們會發現，有時候有些人物所象徵的意義是一樣的，這時候就必須做出取捨，從幾個人物中挑選一個，這是非常殘酷的選擇，但必須這麼做。在人物的詮釋上必須要能取捨，不要讓多個人物重複詮釋同一種價值。對我來說，這樣的剪輯取捨並沒有背叛拍攝的工作，相反的，是要讓最後的成果更有同質性更有力。有時候我們得要編排五、六個受訪者的關係，把整個敘事串聯起來，對導演來說，要犧牲任何一個人物其實都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才需要剪輯師的協助。導演往往花了許多時間採訪、拍攝，有時候會捨不得放棄，因此剪輯師就要協助取捨的工作。我自己會畫一張圖，把所有人物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來。
這次工作坊的入選提案《祝我好孕》，是一部關於溫柔生產的影片，裡面每位女性角色，其實都是相互有關聯的。在剪輯上，我們必須呈現哪些人物是串連在一起，哪些人物比較是對立的角色。有時候我們會發現兩個人物扮演同一個角色，這時候就必須做出取捨。所有敘事不需要的東西，都會成為敘事的障礙，就像雕塑中，要不斷去蕪存菁，如果沒有去除，就會成為主體的障礙。在整理人物角色時，我常會先整理出每一個人物出現的畫面、時間的順序，或是我會去思考這個人物在哪個畫面出現最適當，不一定得按照時序呈現。這對於許多年輕創作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常常被時序所綁架，無法從中解脫。一旦能夠從中解脫，敘事通常能夠更強而有力。這就如同我稍早提到電影的音樂性，每個人物就像是一個樂器，人物必須在同一個樂章間輪流對話，而不是依照時間順序。
人物必須要象徵、詮釋某個價值，同時我們也要尊重人物本身，而不是單純把他當作一種敘事工具。以《以朋友之名》為例，這部片談及蘇丹內戰，片中血淋淋的真實人物都正在承受內戰的痛苦。對創作者來說，可能會有某種罪惡感，好像在旁觀他們的痛苦，但我們所能做的並不只是讓他們發言，而是讓他們說的話被聽到，這是非常重要的。最後真正留下來的，應該是當地人說的話，而不是聯合國或是周遭的人道組織的發言。最有力量的話語，總是透過故事最核心的人物所述說。例如，對當地人來說，美國人就是希望分而治之，讓非洲分裂，讓他們更好利用。這些當地人其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他們卻最能深刻感受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所以在敘事上有兩個重點，一個是角色所呈現的價值，另一個是我們要維護人物本身的尊嚴。這些人物不只是一個角色，這些言語會被留下來，一直流傳下去，這對電影從業人員來說，是值得欣慰的。我們不斷在想，這部電影完成之後會留下什麼，這些努力會讓觀眾記得什麼。其實大家所記得的，往往不是話說最多的人，甚至不是旁白，觀眾所接受到的常常是弦外之音，是沒有講出來的訊息、畫面以外的影像。有時這像是個解構的過程，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一個聯合國的負責人，非常自得意滿地呈現他的工作現況，非常驕傲地述說他所做的一切。而導演駕駛的飛機也是一個角色。另外純樸村莊周圍的那些人也是角色。我們聽到的話語，會因為角色之間的關係而受到影響。被講出來的只是訊息的一部分，有很多的弦外之音，沒有被直接呈現出來，但是觀眾會自己去挖掘。我常常覺得語言是個屏障，我們要試著聽到字裡行間，或是肢體語言的其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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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剪接師凱西・丹貝爾（Cathie DAMBEL）／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苦澀的勝利》的開頭有很多清楚的元素，有關政治意涵的，由黑色背景呈現的影像，還有一些遠景，歐洲議會的影像。這個片段雖然有點短，但我想讓大家知道剪輯的原理。這些影像都是同時拍攝的，但在剪輯的時候，我們把它們刻意分開。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議員走出會議室和自己的兒子說話，這個議員就像是唐吉訶德在對抗飛車一樣，像愚公移山一樣，對抗超過他能力範圍的東西。最後這個畫面，觀眾可以看到，他看起來好像比開頭時還要老，但這其實是同時拍攝的。我們在剪輯的時候可以跳脫時間順序，但也不完全是任意發揮，還是要尊重素材拍攝的時間，然後再以跳脫時序來營造出戲劇張力。
剪輯時各位會遇到選角的過程，但其實我不是很喜歡「casting」這個字眼。剪輯工作是需要非常仔細的工作，我們會對某個角色有期待，當然我們不會寫一個劇本讓他演出，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所以剪輯師必須尊重角色，不能讓角色扮演不適合的內容。
剪輯的方法－回聲
一般來說，我們常依循一個想法，一步步地建構敘事，讓每個段落都緊密地相互扣連，然而，有時我會偏好拋出一個強烈的意念，來激盪起回聲，也就是在影片的後來產生出反射的力量。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種回聲的效果。
外面第一圈是所謂的動作，它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意念，要在比較遠的地方才能看到迴響。第二張圖就是它產生的迴響，也是所謂的「漣漪剪輯」，在影片的最後產生漣漪效應。在一開始我們可能會跟得很緊，很機械化，想呈現非常多的東西，用很理性的方式來看待這些影片，但是大家在工作時，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讓這種很強烈的意念，在影片比較遠的地方產生迴響、產生漣漪。
外面第一圈是所謂的動作，它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意念，要在比較遠的地方才能看到迴響。第二張圖就是它產生的迴響，也是所謂的「漣漪剪輯」，在影片的最後產生漣漪效應。在一開始我們可能會跟得很緊，很機械化，想呈現非常多的東西，用很理性的方式來看待這些影片，但是大家在工作時，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讓這種很強烈的意念，在影片比較遠的地方產生迴響、產生漣漪。
觀眾問答
我想問關於取捨的問題，我想知道在剪輯的時候，有哪些方法或原則可以幫助判斷？前面有提到同質性，那麼在尋找同質性的時候，會有哪些判斷的標準嗎？
凱西：在第一次剪輯的時候，我會先找尋每個人物有趣的地方，找尋他們在各段影像中有沒有共通點，這是一個方法。但有時當一部紀錄片沒有特定的劇本，就需要從影像素材中找出一個重要的時刻，例如幾個人物聚在一起的時刻，從重要的時刻中挑選出重要、有意義的，去除多餘的。在挑選過程中，有時候會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原本以為沒有意義的，事後產生了漣漪，產生了不同意涵。舉例來說，在雨貝出發到非洲拍攝之前，我們很難想像這趟旅程，然而，在邁向未知的拍攝之後，很多事情慢慢的出現合理性。雖然如此，在剪輯的過程中，我們還是會調整事件的順序，不會完全遵照拍攝的順序。
以《以朋友之名》為例，我們在梳理敘事時，將所有掠奪、取得新資源的禿鷹聚集在一部分，將受害者聚集在敘事的另一部分。回到你的問題，當我們面對一段影像，可以試看它對於敘事、說故事的潛力，以及呈現意義的潛力。一旦發現它的潛力之後，我會為該段影像命名，如此一來，我們對於每段影像的象徵意義，以及如何組織它們會比較有概念。當然一開始得看很長的影像素材，這是個過程，所以要慢慢地抽絲剝繭，把影像精簡到它該呈現的意義，剩下的就是多餘的。我們要思考每段影像對敘事有什麼功能、對角色的呈現有什麼功能，留下有用的影像。
有時候遇到瓶頸，我會先跳過，不會一直專注在同一段影像，先去處理別的部分，沈澱之後再回來處理。這個過程，再次呼應雕塑的概念，或者可以說有點像淘金，不斷篩撿出有用的、有意義的、有敘事性的影像，篩選後會出現鑽石、金塊。我也曾經遇過四百個小時的原始素材，最後剪成一至兩小時的紀錄片。這並沒有所謂線性的工作程序，而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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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剪輯：關於影像書寫 ─ 凱西．丹貝爾大師講堂／圖片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
剛才提到的，善用漣漪、伏筆、回音的敘事方式，並不是很呆板的線性敘事，而是先於故事前段提及，後段再度出現。《Fondamenta》的故事發生在義大利的一個小島上，這座島上另有一座島中島，島中島的上面有一個婦女的監獄。導演花了一年的時間，採訪這些服刑的女性，讓觀眾理解這些被隱藏的女性，試著想改善人們對她們的觀感。在這部片中，我們看到這些人多半並非本國人，人們對他們感到陌生，是社會中的邊緣人，有些女性受刑人甚至帶著小孩一起服刑。影片當中慢慢出現不同的人物，也就是我剛才所提到的非線性敘事方式，不同人物在不同時間點出現、淡出，接著在敘事後段再度出現。這部片的敘事包含了外在的故事，以及女性內心的心路歷程，都是透過剪輯呈現出來的效果，可以說是透過剪輯來書寫的過程。這也有點像是平常的寫作中，標點符號的效果，但是使用影像去呈現婦女和小孩的境遇。並非全部使用開門見山、線性的敘事方式，而是讓情緒不斷產生回音、漣漪來營造整個氛圍，這就是非文字的溝通方式。
另外一個剪輯的手法是，當我們講述一個人物的故事，我們可以運用他的話語，讓他的「過去」，出現在他的「現在」。接下來我會用兩個不同的剪輯方式來呈現同一個故事。這是一個我個人進行中的電影計畫，關於一位阿根廷猶太女性雕刻家的故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我在巴黎遇到這位藝術家，決定要拍攝她的紀錄片。一般來說，我不會自己憑空決定要做什麼計劃，而是當我遇到了一件事，我發現我必須把那件事分享出去，不能只是留在個人的記憶中時，計畫便開始了。我非常在意這部電影，光是同一段故事我就剪了好幾個不同版本。
這位藝術家過去為了躲避政治迫害，從南美洲逃到歐洲，刻意想忘卻過去。我採訪她的時候，她拒絕回憶、講述很多事情，那麼該如何藉由剪輯手法，讓過去重新呈現，這會是個很有趣的嘗試。
這位藝術家過去為了躲避政治迫害，從南美洲逃到歐洲，刻意想忘卻過去。我採訪她的時候，她拒絕回憶、講述很多事情，那麼該如何藉由剪輯手法，讓過去重新呈現，這會是個很有趣的嘗試。
（播放《The Seventh Life》片段1&2）
這是初剪，還在嘗試的第一個版本，試著呈現這位雕塑家的一生。但是後來我放棄了這個版本，剪了另一個版本。當受訪者接受我們的拍攝，願意說出他的故事時，我們也建立了關係，因此我們不能按照拍攝的順序，應該要透過剪輯，建立現在的關係，讓被攝者令人不舒服的過去，不經意地在現在的敘事中顯露出來。接下來是第二個版本，各位可以發現這兩段是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剪輯方式。那麼各位覺得哪個版本比較適當，比較能打破沉默，讓遭受隱瞞的過去重新被召喚出來呢？
觀眾回饋
謝謝你給我們看兩個剪輯的版本。第一個版本讓我感覺你給了很多線索，讓我不斷去思考，我試著去拼湊出一個故事，可是比較累。我喜歡你第二個版本的開場，用一個事件和對話凸顯主角的個性，讓人知道她是個經歷過很多事情的人。不過後段的部分我比較喜歡第一個版本，因為你不斷丟一些事情讓我去思考、拼湊。對我來說，第二個版本的後段有點冗長，是一整首歌，我會不斷地想，然後呢？會一直希望能多給我一些線索。
凱西：謝謝你的分享，這對我很有幫助。這部片我自己也是導演，我和被攝者成為朋友，很難保有一個適當的距離，其實我真的需要找一位剪輯師，來提供更客觀的觀點。這些故事的線索並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需要醞釀和鋪陳，是不經意而不是我們刻意去追尋的。至於音樂，那是影片中年輕的阿根廷青年在校園中演奏的音樂。阿根廷過去其實發生過很多血腥的校園事件，有三萬多人就莫名其妙地不見了。
紀錄片剪輯─結構
（播放《以朋友之名》最初的開場版本）
在這個最初的剪輯版本中，主要概念是飛機穿越海洋到達非洲，從空中可以看到非洲的景色，也看到一些歷史痕跡，譬如在突尼西亞看到當時電影星際大戰拍攝所留下來的場景，我們很喜歡這些影像，所以就依附這些影像開始剪輯。但當我們將敘事場景拉到蘇丹時，發現開頭的場景和蘇丹沒什麼關連，於是最後放棄了這個版本。我們一開始放進太多元素，即使影像中有很美的風景，但我們還是要作出取捨，就像是在雕塑一樣。其實我們當時很掙扎，花了些時間才做出這樣的決定。想放進的東西太多、擔心呈現內容不夠豐富、不夠多元，我覺得都很正常，這些都是人性，但有時候真的需要適時地刪減，找出最純粹的部分。
這幾天的工作坊中，我聽見了一些台灣創作者的想法或憂慮，比如如何拍出大眾喜愛的電影，或是如何讓影片在其他地方獲得接納、被看見等等。但我覺得重要的還是從腳下、從我們身處的環境、從自我的認識開始，別急著否定自己、否定你們傑出的文化，特別是文化這部分，這些才是我們最不該輕視的事情。別一昧模仿市場上主流的電影形式，反而應該試著藉由電影本身，找到與世界溝通的方式。台灣的電影大師像是侯孝賢，其實已指引出方向。有時，世界的中心其實存在於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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