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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槍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2022）／圖片提供 蔡崇隆 |
文／壁虎先生
很難不在談論蔡崇隆導演的《九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2022）時，首先談到片中長達 30 分鐘的秘錄器影像，它紀錄了在台灣「逃跑」後的越南移工阮國非，在警方試圖逮捕他的過程中，如何被警員開了九槍之後荒謬地緩慢等待死亡的過程。在觀看這部紀錄片之前，就已經看過蘇哲賢導演以劇情短片的方式改編此一事件的《九發子彈》，然而即便如此，依舊很難為觀看《九槍》這個片段的震驚做任何準備。事實上，在《九槍》的秘錄器影像中被攤開來的，《九發子彈》中嘎然而止的，可能才是呈現這個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秘錄器影像開頭一、兩分鐘便已記錄至阮國非中彈，《九發子彈》便停在這裡（接續的是身後事的劇情），因此真正佔據秘錄器影像 90% 時間的，是阮國非中彈癱坐在地後，圍繞著阮國非的警員和民眾令人難以想像地對阮國非正在死亡的無意識，恍惚呆愣在原地。在觀看前，這是真正的「謎團」所在，它卻沒有因「曝光」而消散，反而成了另一個意義上的新「謎團」。
看過這個場景的人，總試圖在轉述它時掙扎著尋找適當的言詞描述，然而最那要不太過概念性，要不總在事項的羅列中丟失什麼情境中的濃稠，或也只能退一步描述觀看者的不安與痛心情緒。而我腦內幾乎立刻不情願地浮現了一個最符合其相對位置的情境（並令人煩悶地揮之不去）：那就好像一群恐懼有足之蟲的人，在有足蟲中毒翻肚後，依然緊繃地握著噴劑，監看那個「物」何時會終於「不動」，何時肢節的揮舞會在在凝固的空氣中漸漸稀寥。（如果這個描述過於令人不安，我聽到第二接近的描述，是映後講者提到那就好像是末日電影裡倖存者圍繞著殭屍）。
若非如此，我們便難以捕捉在那 30 分鐘內，開槍後的警員如何不斷地對於旁人高喊「他還有攻擊性」（牠還會動），儘管畫面中赤身裸體的阮國非，已經是血泊中精神恍惚、奄奄一息的肉塊。當恐懼的我們面對已經因噴劑而翻肚的有足蟲，我們唯一在意的事實，便是牠什麼時候「不動」，一切的下一步都只能發生在這之後。警員的反應，以及圍繞著阮國非眾人的反應，對觀者而言若產生超現實之感，那也是因為它過於超現實地「簡單」。之所以不情願敘述這個情境相似，是因為「理性的目光」在此是沒有解釋的：理性的目光會指出，當救護車抵達時，一個中彈九槍的人遠比鼻樑受傷的民眾更急迫地需要立刻救援；它會告訴你，一個全副武裝、經過訓練的職業員警，不可能沒有辦法上前壓制上銬這個已經失血攤坐、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並立刻消滅救護人員無法救治的任何條件，因此幾乎沒理由持續「不要靠近」；它會告訴你，嫌犯「不動」並不是上銬的前提；然而，一個除了期待看到他／牠「不動」之外沒有任何內容的意識，在這個影像裡指出，他還沒有「不動」。事實上就連一開始的那九槍，都彷彿是你不知道一個噴劑噴多少才會讓有足蟲停止移動，手槍在那裏因而模糊成像是噴劑的東西，待時機浮便不斷按下噴劑按鈕，直到翻肚進入視域中，甚至還必須為牠再度翻過來的可能持續緊握噴劑，因而不存在精準性，不存在槍口目標，不存在板機次數以及它和受彈者生命間的關係。
在親眼看到那個影像之前，無論是透過報導的破碎關鍵字對事件進行怎麼樣的腦補，或即便是《九發子彈》，都多多少少還覺得應該要建構一點如電影中那種閃神中的緊急，那種千鈞一髮之際的二選一，但這個貧瘠的影像卻完全不是這一回事（然而若稍微瀏覽一下社群網站上《九槍》獲獎報導貼文下的留言，便不難發現這種想像依然切實存在於 90% 的留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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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槍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2022）／圖片提供 蔡崇隆 |
但那不是恨，那更接近一個過度簡單的單線理性，諸如在阮國非上岸前，員警便向旁人提到「他再上來我就開槍了」（事實上，在警員開槍後旁人的「你在嗆秋嘛」還更針對性），彷彿為了確認自己的決定；諸如員警最低限度運作的「背景理性」未指向阮國非頭部，但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任何運作思緒（諸如依然會導致死亡）；然而最能體現這件事，卻可能也是整個場景中最荒謬的一個行為，是在開槍後，該警員面對中彈者的唯一積極行為，是想到「啊，我應該把彈殼撿起來」，彷彿就像在那一刻，教戰手冊上的第X章第Y條突然浮現在警員意識中，或者孩童時父母曾經叮囑過我們必須在某個陌生情境記得什麼樣的動作，於是便在收到指令後機械性地喃喃自語做了出來，警員甚至在撿了之後自我質疑起來是不是好像不能撿，彷彿思緒已經抵達即將必須撰寫的報告的階段。
這位員警因而其實在事件的當下，也正在試圖建立一個象徵情境，儘管我們事後會指出，它（在以人的尊嚴為基礎的文明上）是一個「失敗」的嘗試，因為在這個情境中，「人的概念」最終沒有降臨（而不論是比例原則、急救緩急、基本權利都只會發生在其後）。它揭示的是「人的概念」並不是一個內建於我們背景理性中的東西，或者說，世界的運作它完全不是必要條件，它需要被「召喚」，而且是持續地「召喚」並「降臨」於物質世界之中。而即便不是在如此極端情境，例如上述的貼文留言，我們也會發現它正正是在那裡也沒有降臨的，這個秘錄器的影像因而在這個意義上，無法迴避。
面對這個失敗的嘗試的，是蔡崇隆讓秘錄器的影像，被一連串未必直接相關的移工工殤、受虐、離奇死亡、集體剝削的新聞報導所圍繞，它因而重新進入一個相對位置中，產生象徵效力 （這也是蔡明言意圖為之的） ，由此產生一個敘事。
我很喜歡藏書閣對《九槍》的評語，關於：
它如何作為「人與影像之間的中介」。但是《九槍》更有意思可被視為紀錄片的地方，正是在於他有著對於影像本身的思考，是以，影像不再只是作為人與世界的中介，而是人與影像之間的中介。在《九槍》中大量出現的新聞畫面甚至是形象廣告，這些在當代，討論影像失去他呈現災難悲壯力量而讓導致人觀看上麻木時，時常被拿來歸罪的對象，新聞及廣告，竟透過這部片的重組過程中，讓他被「認真以『看』」，看到新聞報導事件本身的殘酷與惡劣，看到形象廣告粉飾太平的虛偽：這種重新整合人與影像關係的影像，不只很素樸的告訴你說：你從來沒有好好「看」過新聞，而且你對於這個裝作光鮮亮麗的城市底下的腐敗「視」而不見，這部片似乎就在大聲告訴你：你沒看到？那我就要拿到你眼皮下讓你好好「看清楚」（面對）。
秘錄器的影像因而在這個新的敘事中成為一個我們集體精神中的汙點，或者更確切地說，秘錄器中茫然地圍繞著一個奄奄一息的他者的，手足無措、視而不見、語無倫次的無作為的眾人們，成為了面對「人之意識」持續未降臨在這些來台灣的移工們身上的台灣大眾的象徵。移工們因而在這個視而不見中不斷被送進一個個監牢與絞肉機中，而這便是我們物質生活的「構成基礎」。
而這個面對絞肉機在眼前的視而不見，是被大眾意識所「除權棄絕」的，或許這也說明了大眾對本片的敵意，為了檢視意識迴路或許暫時（不負責任地）代換令人疲倦的「結構性問題」一詞為「成本就是不夠低」：任何可能提高生產成本的東西因而是禁忌的「那東西」，是意識的真實域，那些東西因而以「那些可惡的東西」的形式再次浮上於大眾意識中，成為電影和電影獎遭受的非難，症狀（例如最常見的是指出阮國非的吸毒事實）則成為再確認可惡的東西（那些人權人士）的可厭惡性的證明，與避免我們與移工們的本體論位置直接接觸的理由，因為「我正是滿臉橫肉地單單覺得成本就是不夠低」的可能被「除權棄絕」，換言之，我們的集體意識拒斥並取消了自身的本體論位置。我想這是儘管《九槍》沒拍卻可以被其證據所暗示的。然而秘錄器影像與移工苦難新聞集錦的並置所產生的象徵效力大概也止於這裡，這兩者之間畢竟存在著本體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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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槍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2022）／圖片提供 蔡崇隆 |
另外儘管我不知道沒有去訪問員警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判斷（畢竟依舊有可能，他會在這一切之後有意料之外的言說），我很難不認同蔡所言的這個判斷的理由 ：他有可能會成為一個無效用的仇恨激化因子（其實，它也可能成為對員警無修復意涵的創傷再致，儘管這無論如何都很難避免）。
除了新聞畫面，圍繞著秘錄器畫面的，還有由阮國非生前臉書貼文組織而成的旁白，配上他的越南原鄉以及事件發生當地的漂浮空鏡頭。我十分認同藏書閣提到的，它給予阮國非「重新賦予他是屬於一個位格的人類」 的尊嚴作用，蔡崇隆為了讓秘錄影像得以被揭露，同時在有限篇幅內保護阮國非的尊嚴做了許多果斷決定，《九槍》的目的明確，在這個意義上是成功的，我也相當同意蔡曾說這個紀錄片沒辦法做所有的事。 但我其實對那些漂浮的原鄉詩意空鏡頭是有些許疑慮的（儘管在目的明確的《九槍》中不特別構成問題），這不是單單針對本片的疑慮。台灣的「移工受難記」很難避免在呈現移工原鄉時調用鄉愁式情感影像，這再合理不過，但可能正因為它太合理了，我總感到微微地不安，不安的理由是，這個原鄉依然維持著其神祕的形象，「是什麼」讓他們來（讓我們接）依舊是個暗面，延伸而言，跨國資本主義分工邏輯下的台灣和這些原鄉組成一個怎麼樣的角色分工履帶，而這個履帶又如何形塑履帶上的人們的期待，是在這些影片中，持續神秘，持續模糊的。
這樣的情形很容易理解，因為台灣的不論是紀錄片或劇情片工作者，面對持續不斷發生的「事件」，光是「紀錄」並刻劃個體，便已經應接不暇，筋疲力竭。這也不是出於對電影的現實效力仍有不切實際的想像。我的不安在於儘管一部部新的受難記式影片持續地被拍攝它依舊模糊，換言之，我希望這麼說並不為過，我們很難以避免地注意到台灣近年累積起的「移工受難記」式影片已經抵達了某種表現力的盡頭。我們是否安於這樣的受難記式影片？是否需要新的座標？是否存在某種空間，在「受難記式影片」和，例如像印尼電影《助守在異鄉》這樣的影片之間，或者在其他地方，有我們共同發覺新座標乃至二元之外第三者的可能。我覺得是在那裡，敘事座標是被需要的，不再神秘是被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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