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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鬱之島 Blue Island（2022）／圖片提供 光年映畫 |
採訪、撰文／張晉瑋
《憂鬱之島》（Blue Island，2022），一部「反送中紀錄片」，是嗎？2019年香港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迄今已過3年，許多長短不一，類型各異但皆聚焦「反送中」運動的影像作品正不斷問世，在此浪潮下出現的《憂鬱之島》似乎亦如是。然而，即便該作使用諸多涉及「反送中」運動或帶有「紀錄片語彙」的影像片段，並結合部分「非紀錄」拍攝手段完成作品；但事實上，《憂鬱之島》並不（只）是一部關於「反送中」的「紀錄片」，其無意單純呈現反送中運動的事件面貌，亦拒絕順從主流歷史敘事再現香港近代史。相對，導演以「反送中」運動為起點，試圖透過多種敘事與剪輯形式，從「單一事件」投射出多重異力交織而成的「歷史」問題。本文邀請《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分享拍攝、剪輯該作的創作思維，試圖釐清片中多重形式（重演、前／後台等）的使用動機，及潛於其後，牽涉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問題意識。
複數的歷史
論及《憂鬱之島》，觀眾也許難以明晰地標定其所歸屬之類型（genre），亦未必能清楚地確定該作意欲討論或傳達的母題。此種涉及歷史、身分認同問題，但無法在第一時間明確辨識「類型」與「母題」的作品，往往遭人質疑創作者自身的「立場」或「史觀」不明。然而，流轉於眾人口中的「香港歷史」，本身早已問題重重，從英治時期到中國接管，香港的歷史書寫總被不同政體代言，其所形塑之史觀與衍生之歷史「事實」已然不是「披沙瀝金」、「去偽存真」或「看透本質」幾字能夠處理——貫穿其中，看似中立的「追尋真相」式渴望，已存在被價值判斷與話語形構所塑造，無法自稱中立之「真相」一詞；在說出話語的同時，言者已然矛盾地背叛了自身。換言之，在真正進入到「歷史問題」的討論前，也許必須更後設地處理「歷史」自身的問題。
陳梓桓首先分享拍攝本作的基本態度：「《憂鬱之島》不希望以 top-down 的姿態對待『歷史』，而是想知道個體在這個時代中，究竟經歷了什麼。」比起選擇特定版本，並透過影像重述「單數」歷史的做法，導演更希望懸置「歷史」的容貌，轉往經歷不同世代、參與不同運動之香港人中尋找「複數」的歷史。「很多人看紀錄片是想尋找一個 representation，比如說，如果我是一個抗爭者，我會希望電影裡有抗爭者的畫面，並聽到他們說出自己為何上街抗爭。但我希望這部片不是單純的 representation，而更多的是 reflection。」再現、重申、紀錄、呈現，這些欠缺能動性並回歸明確指涉對象（referent）的語彙皆無法適切地形容《憂鬱之島》；相對地，反映、詮釋、轉譯、辯證，此種以複數性展開，強調他者／異質間相互碰撞的詞語更貼近導演所思。
這也解釋了為何片中大量使用重演（re-enactment）手段，其並非意欲單純地「重新演繹」歷史事件，而是將歷史事件移置到電影場景中，透過「重新操演」歧生出歷史與記憶間——或者說，形構歷史的各種媒介之於歷史自身——的諸多斷裂。「我不是想和觀眾說明一個『真實』，而是想跳出來，用『重演』這個方法去 challenge 記憶，讓觀眾進一步去懷疑這些看起來很可靠的事物。」此種透過「重複」尋求「差異」的手段於片中可見一斑，陳梓桓接著說：
「這種手段其實達成了另一種『真實』，不是呈現『歷史事實』的『真實』，而是讓觀眾看到我是怎麼看某一段歷史。這部片不是要去處理、呈現一個完整的歷史，我希望觀眾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歷史，也就是 looking into our history from where we are now。」
歷史未必是獨立於自身，總被動地供人接收（receive）的客體；相對，更重要的也許是閱讀過程中的反身性，使歷史的「過往斷片」與「閱覽當下」重新共振，在此刻的相遇中鬆動歷史既成的「解釋」。陳梓桓以香港人的例子說明，「如果你是一個離散的香港人，看到一本由文革時期從中國逃到香港的作者寫自己在香港是怎麼生活的，其實你會 relate 到自己現在的處境。《憂鬱之島》便是試圖用這樣的方法去處理歷史，透過重演、疏離效果讓觀眾感受到我們是站在『今天』在看歷史的。」
導演口中的「我們」，不僅是劇組工作人員，亦包括由無數香港人所組成的「群體」。除了強調從複數個體出發的創作思維，「今天」也是導演十分關注的關鍵字，「因為香港今天的巨變，我覺得我們必須更根本地問，什麼是香港？透過爬梳歷史，尋找流轉於不同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中，關於『愛國』、『認同』、『自由』等概念與意識形態的異同，以此在『今天』回望、詮釋歷史，同時也透過『今昔對照』回應『今天』的香港。」換言之，「重演」實際上是一種反身閱讀並詮釋歷史的主動手段，而此種懸置事件，意圖更基進地討論、反動「歷史」的作法，可以回歸到香港史書寫的根本問題。陳梓桓表示，「過去香港的歷史是由英國人書寫，今天則是中國人寫的。香港人從來沒有一部屬於香港，由香港人自己書寫的歷史。」（註1）
由不同政體所言説之歷史，造成香港今日及往後歷史教育的潛在危機，即便由不少香港學者帶動、投入的香港史研究與書寫方興未艾；但更巨大的問題是，透過官方機制所構築之知識、文化體系所傳播的歷史（觀），將更快速且全面地滲透香港社會中。而《憂鬱之島》聚焦的幾個關鍵字——個體、今天、香港——恰恰透過重演與其他特殊的敘事結構與剪輯手段，提煉出尖銳且批判的批判姿態：「我並非再現歷史，而是正在和歷史『辯論』。」藉此，一股拒絕既定歷史，並提醒觀眾應當不斷懷疑、懸置「歷史」自身概念的張力不斷體現於《憂鬱之島》，陳梓桓意欲揭露看似固著穩定、線性順時的歷史敘事中，實際上充滿諸多有待商榷、存疑未定的隱藏空缺與問題。
動態地辯證
在重演之中，除了幾個「戳破」歷史橋段的情節——如陳克治指出重演文革期間宣揚毛澤東思想橋段的情緒「謬誤」——亦有另股「交融」之力逐漸發生，許多片中出現的人物與他們「扮演的角色」開始產生不同程度的「重疊」。舉例來說，方仲賢飾演林耀強時，兩人在八九六四和反送中學運所看見、自身所堅定的信念開始有了跨時性的疊合。談及此種「交融」，陳梓桓分享其中的幽微之處，「我想，最容易覺得相似的是『共同記憶』，但其實透過這些『共同記憶』中，我們能夠進一步發現、找到一些『不同』的記憶。比如說，我們看到方仲賢與林耀強時，觀眾一定會 relate 到今日香港發生的事。可是在這樣的 relate 之外，我也想進一步去思考到底他們的差別是什麼。」差別可能源自流轉於不同政體下的香港，因無法自決而在不同時刻反抗政體的永劫回歸命運中，事件所處之脈絡與時代背景所產生的不同；亦可能指向事件中的精神——愛國、自由等——經時代更迭所出現的內涵轉向。
陳梓桓補充，「當然，不同事件本身的性質差很多，但『思考差別』更多的是去談在不同事件在不同時代、不同歷史脈絡下，究竟其中的『暴動』、『愛國』、『抗議』這些詞的內涵有什麼樣的轉變，以及它們所指涉的對象有何不同。」其中最明顯，同時也是最具爭議的例子，便是譚均朗與楊宇杰這組人物的對照。當譚均朗飾演楊宇杰時，從「愛國」此一意識形態中拉展出的「香港／中國人」身分、國族認同差異成為片中數一數二重要的論辯。陳梓桓指出，「有人可能會覺得阿朗（譚均朗）在獄中的 debate 輸了，但其實這裡沒有誰輸誰贏。因為，我想做的並非『論定』歷史，更重要的是試圖與之『對話』。」這場戲最後以楊宇杰一句「abandon kids of riot」作結，並不是想以此作為無法鬆動的結論，而是如導演所述，「這是需要經過時間來檢視的一段體悟，就像現在發生的事情，也需要未來的時間來處理。因此，這裡並不是一方用自己的經歷來說服對方，我們並不是想要透過 debate 來得到一個『結論』，而是希望能夠一直讓 debate 存在，動態地讓『辯證』持續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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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鬱之島 Blue Island（2022）／圖片提供 光年映畫 |
此一動態辯證，亦體現在片中置入許多「後台」——梳化、場佈、攝影機穿幫，或開拍前後演員抒發自身感想——片段的剪輯考量。陳梓桓從拍攝《憂鬱之島》期間的重大轉變談起：「拍攝前期（2017年～2019年5月）尚未經歷反送中事件，當時大多採取 observational mode，也就是側寫、跟拍特定人物。但到了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我認為需要加入更多實際經歷過事件的年輕人到電影裡，希望在電影中呈現不只是我個人，也包括其他香港人對於整個運動和目前香港歷史問題的觀點。而將後台置入，其實也能夠營造出一種從過去穿梭到今日的時態。」
此一「後台」，不僅服膺於典型紀錄片中慣常使用的訪談影像邏輯，更可延伸至前述之「戳破」與「交融」的討論：如果說「戳破」是一種直觀體現「歷史」與「記憶」間不穩固關係的手段、「交融」是繞道至「共同經驗」中尋求差異的方法；那「後台」則一方面使片中人物不僅作為「飾演角色」自身，同時更能夠主動地從自身（參與運動的）經驗中提煉出對（參與另場運動的）飾演對象的詮釋與反思，並透過於後台「發表意見」此一「自我揭露」，戳破「歷史」、「角色」等設定好，或者說被建構（constructed）的定見與橋段；一方面，亦在「自我」與「角色」兩者身處不同時代的生命經驗碰撞中，尋出一種矛盾，甚或諷刺的政治隱喻。
陳梓桓以電影 17 分到 18 分一段並置反送中現場與過去潛逃香港的男女（陳克治與其妻）的橋段為例，說明後台與前台的碰撞如何產生對歷史、記憶的衝突辯證：「有一個片段是被捕的運動人士想自己站起來（註2），但警察不讓他自己站起來，這其實很像香港——我們沒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段影像與隨後以剪輯並置前後台，並在最後以『穿幫』來『戳破』重演戲的整個橋段，其實會出現一種辯證性，除了今昔歷史脈絡的不同，造成人物／角色對相同場景產生不同體悟，也包括飾演這兩位角色自身經歷反送中的生命歷程與他們所飾演的『逃離』中國的角色之信念的衝突與張力。」這同時也是「今天和過去」的直接呼應，「過去的人為了自由來到香港，但現在身處香港的我們又要逃離當初他們想逃離的壓迫。」人物與敘事，擴輻了歷史縮影，片中出現的「人」既為應時地經驗反抗運動的主體，也在種種操演實踐中成為了記起並詮釋歷史的論者。
閃電般相遇
存於《憂鬱之島》中的動態辯證，向內指涉電影思忖歷史、記憶、政治，並不斷挑戰、解構既有論述的嘗試；向外則意圖為被噤聲的香港社群注入開啟「討論」的可能起點。陳梓桓說明今日香港現況，「現在的香港正處巨變當中，已經不是過去我所熟悉的樣貌，大家在社群軟體上都不能討論香港、自由等議題。我希望《憂鬱之島》可以變成重新引起大家討論這些議題的起點，不管是負評、謾罵、正評、稱讚都好，它至少能為目前香港人對於自身、未來的失語狀態提供一個言說的可能，或是開闢一個討論的空間。」若是持續失語，最終導向的不僅是「說不出話」，更可能是「無從說起」。
「我覺得歷史不是斷裂的，有一些人會說一九年（反送中運動）是年輕人的東西，但這其實是經過很長的歷史所衍生出來的一場運動，甚至承繼、包括了八九年的反抗精神，也反映出我們對『愛國』此一觀念的演化與懷疑。」將反送中運動從歷史中抽離，並劃定為限於特定族群的獨立事件，恰恰反映了線性史觀中空洞、同質且「用進廢退」的思維。陳梓桓指出，「如果不是透過線性敘事，而是以拼湊、拼貼的方式拍攝這部電影，我們將會有更多思考的可能，並透過電影去提問，到底什麼是『愛國』、『自由』，以及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歷史事件、重演手段、現場紀錄、前台後台，將這些性質各異，卻皆圍繞在「歷史」概念的異質影像熔煉成一次次的蒙太奇，此刻《憂鬱之島》已然不是一部關於「反送中」的「紀錄片」，而是辯證香港歷史的影像散文。
這也是為何觀眾難以從《憂鬱之島》中辨識出固著、可參照的敘事架構，比起於電影中構築一條線性、連貫的歷史軸線，陳梓桓選擇毫不畏懼地拆解穩固結構，在破碎、不連貫、動盪、私人的歷史碎片中，瞥見其內在開放且永無止息的辯證張力。而這也是透過電影——動態影像才可能真正抵達的詮釋姿態，歷史本身無法被化約為任何圖像或景貌；相對，其僅能憑當下之人、以回望之姿，拼湊出可被閱讀之歷史形構。
從《亂世備忘》（Yellowing，2016）到《憂鬱之島》，陳梓桓坦言，運動性質、科技發展以及自身對「歷史」一詞的不同詮釋直接影響了兩部作品的剪輯與拍攝方式，「一四年時，我相信在片中帶入角色故事，可以幫助觀眾理解為何人物要上街頭，以及他們的故事；但在一九年時，最根本的差別是，如果讓運動者露臉，很可能會直接危及他們的人身安全。」此外，運動者透過數位媒介所形成的資訊網絡與技術門檻降低的直播錄影亦影響了導演，「一九年的現場已經出現許多透過手機直播運動的情況，很多抗爭者也願意在直播間裡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和我一四年想做的東西，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很相像。那既然我過去所做的事情，如今大家都有辦法實踐了，那現在拿相機的我能夠做什麼呢？」此一提問，嵌合導演對「歷史」的探索，最終生成了《憂鬱之島》：
「我希望做出更經得起時間，能夠讓未來的觀眾回望，並不斷的在各個時代裡面一直持續被討論、辯證的作品。」
戰後到今日，一四年到一九年，隨時間積累而不斷推進的歷史，需要的是從進步的風暴中駐足反思，並連結埋於塵土中細小、繁雜的歷史碎片，使其生成意義、構成歷史圖景之人。而這份停佇的力量，於電影尾聲一段長達四分多鐘，由各被起訴的運動者所組成之臉譜凝視的片段彰顯無遺。片刻的寂靜與穿越銀幕的目光，表露的既是無聲的抗議，亦是對自我與歷史的深刻反思，「當時我需要為這部電影收尾，但收尾何其困難，因為我很難用一個結論去概括片中觸及的歷史和當今問題。最後我選擇放了這些受訪者的片段，他們並不是單純地接收指令，被攝影機拍下他們的容貌；實際上，我在拍攝之前和他們聊了一些事情，並問他們關於香港歷史、反送中運動以及自己當下處境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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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鬱之島 Blue Island（2022）／圖片提供 光年映畫 |
「但是，我請他們不要馬上回答，並拍下這段思考的時光。」
此刻，電影的時間被雙目凝視所凍結，現實的時間也因個體沈思而暫止。當被攝者成為抵抗風暴的義士，當過去與現在於蒙太奇中閃電般相遇，當歷史在片中不再無視斷壁殘垣向前邁進時——影像掙脫由「虛構」與「紀實」所構成的桎梏，並解放其僅能以堆疊才能構成「意義」的命運，它正對坐於觀者面前，邀請你我進行一場關乎歷史、影像、記憶的共時辯證。
「我們沒有一部由香港人自己書寫的香港史。」陳梓桓再次說道，
「過去沒有，但此刻有了。它以影像為引，從當下與過去的間隙中，瞥見歷史、現在與未來的共時星叢——《憂鬱之島》，足以被稱作一部辯證的戰後香港史書寫。」我如此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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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這裡導演指的應為主流歷史敘事，或是由國家、政體等上層結構所書寫、傳播，並被大眾所接收／學習的歷史，而非宣稱在任何領域中皆無由香港人書寫的香港史，或是忽略今日方興未艾，有不少香港學者投入的香港史研究與書寫量能。同時，導演亦非認為有一套由香港人書寫的「正史」（canon history）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事實上《憂鬱之島》就是一部非常「反正史」的作品；相對，這段話更多的是表示，不論由誰書寫的歷史都不會成為固定僵化的「正解」，但如果今日香港甚至還無法由自己書寫自己的歷史，更遑論以此為基礎，更深刻地討論香港史並認識自身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註2：此處指涉電影於17分並置反送中現場與潛逃至香港的男女片段時，一段一閃而過的反送中現場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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