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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自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
國家相簿生產者計劃２──馮賢賢
訪談時間：2014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14:00pm
受訪者：馮賢賢（資深媒體人，曾任公共電視總經理、「紀錄觀點」製作人）
訪談者：游千慧、李家驊
＿請簡述一下剛開始進到公視的緣起和歷程
馮賢賢：1992 年我從美國回來，是因為台灣要辦公共電視。朋友說，公視要到美國徵才，我去考試考上了，就放棄了美國的生活，全家搬回台灣。我在公視籌委會待了三年左右，做了台灣歷史上首次的原住民電視記者培訓，接著又開創原住民新聞雜誌。那三年在公視相當不適應，因為籌委會工作散漫，沒有方向，很多人沒事做。「原住民新聞雜誌」（註1）開始運作時遇到很大的壓力，高層主管逼我放棄，我沒有配合，他們就開始搞分化鬥爭。
1995 年夏天，台灣電視革命方興未艾，新的電視台紛紛出現，老三台開始受到挑戰。TVBS 新聞剛推出，超視以「一台抵三台」的宣傳強勢進場，民視也正要成立，大家都在搶人。當時會做電視的人可說炙手可熱。公視籌委會從 1992 年大舉招兵買馬，直到 1995 年已雇用 400 多人。但在 95 年，三個月內人走了一半，因為公視法被卡住（1992 年新國會成立後，公視法送審），無法開播。據我的觀察，國民黨發現民進黨支持公視法，就開始反對。當時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謝長廷、翁金珠、廖永來等都支持公共電視，國民黨看到這狀況就認定公視會被綠化，開始阻擋法案通過。公視法一讀版本有很多民間團體參與，具有強烈改革色彩，這也引起國民黨很大的疑慮，於是從 1993 年起，公視法一直無法排入議程。直到 1995 年，許多人仍不知道公視何時能開播，不想留下來枯等的，都被挖角走了。
那時在公視籌委會，原住民記者培訓已完成，「原住民新聞雜誌」也開始進行，但我們的團隊一直被刁難。1995 年大約五、六月的時候，TVBS 董事長邱復生計畫在台灣成立第一家新聞台，找我負責國際新聞，但我很猶豫。我告訴他我對國際新聞沒興趣，之前曾做過十年國際新聞，會回來，是因為我對台灣的新聞更感興趣。邱復生大概不想讓我涉入國內新聞，因為那是他們高度控管的（笑）。
後來我之所以會去，是因為公視籌委會對原住民新聞團隊進行大鬥爭，製造內部對立。當時我想，如果我退出，可以保全節目和所有的原住民成員（籌委會認為我是頭號戰犯），所以我遞出辭呈，幾小時內就被批准，「原住民新聞雜誌」的團隊也就留下來了。這些成員在公視開播後成為原住民新聞雜誌和部落面對面兩個節目的主力，也出任日後原民台的台長、副台長、新聞部經理、資深記者與製作人。
我跟公視的第一段淵源就是 1992－1995 年。後來我在 TVBS 待的時間並不長，之後到各電視台打零工，在超視做過媒體觀察節目「媒體怕怕」，也去環球做過討論教育改革的節目「狗吠火車」。那段時間我沒有找固定工作，因為花很多時間去遊說公視法，經常要跑立法院。也有半年時間去台北電台推動公共化，做了台灣有史以來惟一一次「公共廣播」實驗。後來由於李慶安在市議會把台北電台的預算刪成零，整個計畫嘎然而止。
做公共傳播必然會受到許多政治壓力。我曾被籌委會高層叫到公視頂樓辦公室，對方門一關便開始教訓我。他說：「原住民新聞雜誌，若真的做下去，以後那些殘障的、婦女、勞工都來吵，那還得了！」我不吭聲，對方仍一直講。他的意思就是要逼我放棄，雖然先前所有計畫都通過了，但他們沒想到我們會持續下去。一旦發現是玩真的，他們就開始害怕。聽他一直重複說了那麼難聽的話後，我說：「ＸＸ長，如果你認為這個節目不應該做，那就請你下命令把它停掉吧。」他聽了臉色一沉，站起來送客。之後鬥爭與壓力就源源不絕。在台灣媒體界想做點事情，會一直碰到這種狀況。
1997 年公視法終於通過。過程也是驚濤駭浪，到最後關頭還演出狂暴戲碼——到應該進入三讀的時候，天都快黑了，各黨委員還在後台吵。民進黨立委堅持要求主席進行三讀，而藍營仍有立委堅決杯葛。但藍營發生內鬥，一位藍營立委可能是為了壓制同黨某人，把手機砸到地上說：「今天若公視法不通過，老子我任何法案都不讓它過！」就這樣法案通過了。
1998 年公視成立，吳豐山（首任公視董事長）找我回去。他請首任總經理廖蒼松打電話給我，希望我擔任研發部主任，我說我對做新聞比較有興趣，所以沒談成。後來吳豐山約我見面，我說我還是希望回新聞部。他就說新聞部已有人選，一山不容二虎。我跟他說我不必當主管，只想好好做節目，他卻回覆「一山不容二虎」。我想的是工作，他講的卻是政治，實在很難對話。但我回去想了想，公視法好不容易通過——那真是史上最難的法案之一，每一條都投票表決，在場外聽到投票鈴響時總會心頭一揪。許多條文的協商都非常驚險。當經費被新黨立委砍到好像只剩六億時，有位民進黨立委跑出議場問我是否可以接受，我就算給他看，最基本的運作至少要有多少經費，立委又進去協商，最後才守住九億。
從催生公共電視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台灣的傳播環境有多麼惡劣，公視能開播是非常珍貴的。
這時我想，還是先答應研發的工作好了，以免讓吳豐山為難。
我去研發部大概一年之後，總經理換成李永得，他找我接管新聞部。那時公視開播一年多，節目沒什麼成效，收視率也低，就有考慮要調整。在外面常碰到朋友或導演抱怨紀錄片的播放時段很差，都是偶而在晚上11點或11點半。所以我在開會時就提出，希望公視能給紀錄片一個固定的好時段。當時晚上七、八點播新聞；八到九點播戲劇，九到十點則是帶狀論壇，只有十點之後是棋盤式的節目，我就自告奮勇拿下了星期四晚上十點的時段開創紀錄片節目。大家對戲劇的興趣大，因為資源多，容易得獎。紀錄片沒人要搶，就把時段給了我。1999 年 12 月，「紀錄觀點」就問世了。
＿做原住民新聞的動機是什麼？為何一開始就對它感興趣？
馮賢賢：很多事是機緣巧合。1992 年我回來時，對台灣還滿陌生的。雖然在美國也做新聞，大致了解台灣的狀況，但我畢竟離開了 13 年。解嚴後回來，想重新認識台灣。當時最吸引我的，是風起雲湧的社會改革。1993 年我在澳洲一個紀錄片影展看到一部關於原住民信仰的紀錄片，影片裡講到基督教與他們傳統信仰之間的衝突，觸發我對這個領域的興趣。在影展遇到紀錄片導演江冠明。他說，台灣也可以開始推動原住民傳播，而公共電視最適合扮演這角色。回台後我開始籌畫原住民電視記者培訓，準備為原住民新聞節目培育人才。籌委會錢多事少，只要你願意做事，又沒有觸犯政治禁忌，案子很容易就通過。或許主管們以為我只是玩玩政治正確的東西而已，沒有人出來阻擋。
那時我們針對學員選拔設定幾個條件：第一是要會說族語；第二是要跟部落有連結。考試時來了幾百人，對我而言是震撼教育。我離開台灣很久，而之前一直住在台北，又處於戒嚴時代，對原住民能有什麼認識呢？那一次活生生在我眼前來了那麼多各族的原住民，他們活潑樂觀，展現的民族性跟主流社會的漢人文化很不一樣。
筆試之外有母語口試，聽說那也是創舉。最有趣的是面試，原住民都很誠實，講話很坦白。被問到為什麼來考試，有人回答，只是好奇想來玩一玩。那次經驗讓我既高興，又慚愧。台灣這麼大一塊原住民文化，我以前竟都不瞭解。高興的是居然歪打誤撞，讓我有機會與原住民接觸。正好因為在澳洲的影展遇到江冠明，也剛好公共電視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事（沒有工作方針，卻有很多錢）。
＿你覺得公視籌委會後來阻擋原住民新聞的真正理由為何？
馮賢賢：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是他們意識到這是他們無法掌控的新事務。循著他們的本能，一碰到不能控制的東西就想壓制它。本來是隨便我們玩玩，讓社會大眾知道籌委會有在做事，也搞點熱鬧來消化預算，沒想到我們有那麼大的熱情，準備發展真的啟蒙運動。過程中，我目睹參與的二十幾位學員，經歷一個empowerment（找回內在力量）的過程，裡面有些人的改變相當驚人。
記得「原住民新聞雜誌」第一次試錄，是在一個簡陋的攝影棚，我們的主播少多宜來自阿美族，他完全沒有經驗。那時沒有讀稿機，面對鏡頭串稿時因為太緊張，手一直打著他放文稿的板子找節拍。即便這麼生澀，當我們錄完節目走出來（外面即新聞部辦公室），全部的人都站起來鼓掌，大家都被感動。那是一股新的力量，與解嚴後的台灣完全對得上調，但跟籌委會僵化的戒嚴意志背道而馳。以少多宜為例，他拍的東西從一開始像是職業軍人整齊劃一的視角，到三個月後冒出的原住民主體意識，那是非常令人感動的改變。籌委會高層想壓制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後來公視的發展，對台灣紀錄片有什麼重要性？你認為公視推動的方向，對台灣紀錄片有沒有什麼影響或改變？
馮賢賢：回顧 1999－2010 年「紀錄觀點」跟觀眾分享的光影，可以看到，紀錄片確實是可以改變世界的。「教改系列」觸發公視有史以來觀眾最熱烈的討論，對於教育部禁止能力分班、解除髮禁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公視內部並引起當時多位一級主管集體反彈，使得製作團隊被要求參加公聽會面對質疑，讓公視內部秘而不宣的價值矛盾浮上台面。
《島國殺人紀事》對於蘇案最終的平反，有著不可否認的貢獻。《跳舞時代》掀起黑膠唱片收藏以及 1930 年代老歌研究的熱潮，更促成日後這些珍貴文化資產的數位化。在《觀點短片》的舞台上出場的新秀，後來連九把刀拍片都用上了。《有怪獸》逼使各家商業台主管出來承諾以後選舉報導不再灌票。《無米樂》為農人找回尊嚴，也讓農村的價值主流化。紀錄片雖然相對小眾，但它淑世的能量是無窮的。
當初創「紀錄觀點」節目是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那時我對紀錄片的了解很少，只是隱約覺得這個空間一定要有。我是憑直覺在做，倒不是真的準備好了。也因為不懂才有那個膽。如果知道根本沒有足夠片量可以填充一年 52 集的需求，可能會不敢做了（笑）。
我剛回新聞部，在三個月內幾乎把所有節目換新，接著推出晚間新聞。公視新聞部之前養了 150 多人，但沒做即時新聞。立法院勉強通過公視法時，藍軍立委提出附帶決議，開播四年內不得製作即時新聞。這也給了公視一個完美的藉口迴避責任，以致於新聞部步調緩慢，有些記者進辦公室時連自己線上當天發生了什麼事都不知道。
我剛回新聞部不久後就發生 921 大地震，那天到中午還不到 20 個人進辦公室，大家以為可以放假。電視台新聞部的工作人員，竟認為國難日可以放假，就可以想像當時的慘狀了。做新聞一定要快狠準，我下定決心要快快改版，才能讓大家各就各位，把動能衝出來。若沒有「Daily News」帶隊，是不可能帶動士氣與速度的。因為多個節目同時改版，晚間新聞即將開播，我沒辦法自己去當「紀錄觀點」製作人。
「紀錄觀點」首任製作人是高寒梅。她的眼光好，做事高效率，為「紀錄觀點」奠定很好的基礎。第一年主要是買片，只有部分委製和自製，預算相當低。當時蒐羅來適合放在電視上播放的紀錄片非常有限，寒梅很會找片，包括湯湘竹導演的《海有多深》，還有當時還在當兵的龍男第一部紀錄片《回來就好》，都被寒梅找來播。可惜不到一年，寒梅就離開了。
我那時是新聞部經理兼晚間新聞製作人，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寒梅離開後一時找不到人接手，只好自己把「紀錄觀點」扛下來。因為寒梅奠定很好的基礎，所以接手相當順利。我們有一個清楚的方向，即鼓勵本土紀錄片，當然也希望品質能越來越好。我把想法整理成八個字：
「多元創作、獨立觀點」
強調紀錄片的多元性和創作上的力道，而其觀點必須要有反省與批判能力，不被政治、商業、或是愚昧的意識形態所束縛。這是我對紀錄片的期待。
強調紀錄片的多元性和創作上的力道，而其觀點必須要有反省與批判能力，不被政治、商業、或是愚昧的意識形態所束縛。這是我對紀錄片的期待。
我希望導演在觀察時有獨立思考的高度，提出好的觀點，用好的技術和藝術來表達。我自己觀察，「紀錄觀點」匯聚了很多紀錄片人才，培養了更多紀錄片觀眾，甚至在台灣電影最低迷的時候一定程度撐住了影像創作的能量。2003 年《跳舞時代》剪接完成時，我記得剪接師陳博文跟我說，那年是他專業生涯中第一次沒有劇情片可剪。之後《無米樂》以 DVD 上院線，竟然還名列當年國片票房第四名。
＿當時的選片方向，以及委製作品的方向，都是議題式的批判紀錄片嗎？
馮賢賢：其實未必，之所以強調多元性就是覺得「紀錄觀點」的責任很大。台灣電視史上，就這麼一個紀錄片節目，所以它包容力要大，不能偏食。以我自己的新聞背景，若找一些電視台的人去做那種規格嚴謹、每 14 分鐘有一個高潮、啟承轉合完整的議題性紀錄片，會很好操作，看起來也比較整齊。這樣收視率可能會比較高。
那時台灣紀錄片才剛起步，就只有這個節目，所以應該要鼓勵百花齊放，在創作的議題與形式上盡量多元。有人覺得「紀錄觀點」有些雜亂，其實我是刻意這麼做的，否則會排擠掉很多東西。
在預算上，我們一直努力克服內部各種困難，逐年提高。我記得一開始買一小時影片的播映權是五萬塊，湯湘竹導演曾說覺得好心酸。我心裡一直記得小湯的話。接手後，慢慢把購片額度提高到七萬、八萬、十萬。節目做到第二、三年時，我在一份簽呈上突然看到一個命令：以後每部委製紀錄片的預算額度不得超過 60 萬。當時在公視常會碰到這種莫名其妙的事。預算額度，牽涉到要拍什麼、怎麼拍、拍多久，怎麼可以胡亂規定，更何況公視自製紀錄片花的錢遠超過此數！
那時執行製作是左珮華，我跟珮華說，既然如此，這三個月我們一部片都不要送，等三個月後，他們一定不會記得這件事。等了三個月，我送出一部預算超過 70 萬的案子來測試，結果通過了（就知道他忘了）。在公視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笑）。委製案預算從 70、80、90、100 萬，一直往上調。
「紀錄觀點」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與方向，但預算有限，必須多角經營來創造最大效益。我們除了購片和委製，還有一個小小的自製團隊，其中柯金源導演一直專注在拍環境紀錄片，全年無休上山下海，手上同時經營十幾個故事；丁曉菁導演的影像感特別好，掌握理念也精準，所以我們策劃的教改系列，首部曲《魔鏡》就由她打頭陣，揭露能力分班的真相。蔡崇隆聚焦人權議題，兩集「島國殺人紀事」是代表作。而比較晚加入的蘇啟禎，我鼓勵他做媒體觀察，因而有了《有怪獸》那樣的片子。我自己則在 SARS 期間跟古國威合作，用 35 天完成了《和平風暴》。
我們自製影片比較偏向新聞時事議題，因此委製我會刻意讓它在形式和內容上更多元化。導演想做的議題或故事，只要是值得鼓勵的，不論是老手新手，我都覺得該多給機會。早期跟一些導演有著深厚的合作關係，像湯湘竹、周美玲、楊力州、曾文珍、朱賢哲。接著有吳米森、顏蘭權、莊益增、黃明川、更年輕的像郭亮吟、鍾權等人，產出了一些我自己認為相當經典的作品。例如《山有多高》、《春天－許金玉的故事》、《養生主》、《跳舞時代》、《極端寶島》、《新宿驛東口以東》、《無米樂》、《九命人》，許多片子中的一些影像我自己至今難忘。另外很多購片的案子，也跟導演們，例如李家驊、洪淳修等人，在品管上有諸多交流。
我們也不斷嘗試探索紀錄片的邊界。我曾策劃「影像詩」短片系列，前後做過兩次。當時台灣電影陷入谷底，我感覺常跟我們合作的導演，有些其他的創作能量，在紀錄片中無法完全表現出來，「影像詩」是導演們可以嘗試的另一個挑戰。第一次，導演們挑選台灣的現代詩文本來創作，有朱賢哲、吳米森、鴻鴻等人參加；第二次連文本都不要了，導演創作屬於自己的「影像之詩」，參加的有曾文珍、陳俊志等導演。
剛成立「紀錄觀點」時，我們也接下已經簽約的「流離島影」系列。沈可尚的《噤聲三角》，他堅持連現場原音都不放，要播默片。我記得我在電話上跟他溝通了好久，最後終於同意不放聲音。我想，創作者就這樣一個心願，想要實驗一下，我們不過犧牲 20 分鐘，台灣電視 40 年來播了那麼多胡說八道的東西也沒人管，就讓導演沉默個分鐘又怎樣呢！播出後果然如預期，收視率幾乎是零（笑），也創下台灣電視史上唯一播出默片的紀錄。妙的是，後來我發現影展版本，沈可尚（沒跟我們講）把聲音放了回去，可見他也覺得完全無聲不太好（笑），但至少我們願意給導演機會賭一把。
大約 2002 年左右，數位化剛開始，我們也想鼓勵年輕導演用 DV 來創作。當時主流規格還是 Betacam，DV 不被電視台接受，但相對便宜的多。「觀點短片」展連辦四屆，鼓勵新手導演用數位器材創作。第一屆有林育賢（阿喵），還成就一位現在很紅的 MV 導演陳奕仁；那時他拍的《雙工人》有很鮮明的風格，有人找他去拍 MV，據說是因為看到了《雙工人》。後來幾屆也出現不少人才，像侯季然、江金霖、姜秀瓊、王嬿妮等人，公共電視有責任一直鼓勵創作、培養人才，至少《紀錄觀點》願意這麼做。
為了保護一些創作，內部也會遇到爭執，有時片子都已串帶好了，送到主控室還要被刁難。照理說，他們只能檢查訊號品質，但有時驗帶員會自動自發介入內容，比方說有裸體，他們就會去通報或要求我們修剪。但我們從來沒妥協過，不會讓作品受干擾。這件事上，左珮華有很大的功勞。她一定會盡力去溝通，讓影片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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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原住民新聞雜誌」是《公共電視》旗下一個以新聞性議題為主軸，從原住民觀點報導原住民新聞，並穿插原住民文化、歷史及部落生活的報導的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