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崇隆
2014年八月， 臺灣正值多事之秋。復興航空高雄飛澎湖班機， 在颱風尚未遠離之際，降落失敗墜毀馬公機場，四十八人死亡，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尚在調查。不到一週，高雄前鎮區深夜發生乙烯管線大爆炸，已知二十九人死亡，近三百人受傷，到底這些地下危險氣體的權責單位是誰，各方仍在互踢皮球。
如果有出國經驗的人，或許都會有一個感覺，臺灣其實是一個美麗進步的島國，相較於世界多數國家毫不遜色，而這樣的成就絕非偶然，是前人流血流汗澆灌的成果。但遺憾的是，打破五十年一黨獨大的民進黨，無能在首度執政時落實轉型正義開創新局，反而很快被同化腐化；而再度政黨輪替上台的國民黨，也不知吸取慘痛教訓，驕縱保守更勝當年。
幾年下來累積的民怨，在今年三月引爆了打破社運紀錄的太陽花運動及330反服貿遊行，但臺灣未來的發展方向仍然混沌不明，人民對公權力的信任度日益低落。雖然股市指數超過九千，社會卻瀰漫著一股焦躁不滿的氣氛，前述兩樁特大的公安事件，再度考驗政府領導力。可以說，臺灣執政團隊的素質似乎遠不及整體公民的水準，而原本在亞洲尚可自豪的民主發展進程，則是陷入了左支右絀的瓶頸。
如果說， 紀錄片是一個國家的家庭相簿， 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脈絡下， 紀錄片工作者可以為臺灣留下什麼樣的影像記憶? 在解嚴前後以至於九○年代， 我們有綠色小組和全景團隊等紀工們在貧瘠的土壤中孜孜耕耘， 在兩千年剛開始的十年， 我們陸續看到紀錄片上院線創下票房紀錄。2014年台北電影節，李惠仁導演的《不能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拿下百萬首獎，代表紀錄片創下了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五連霸的紀錄。這也是調查性紀錄片首度得到大型影展的肯定，恰恰反映了前述臺灣社會的集體焦慮，也影響了通常不做政治表態的影展評審。
不同世代的紀錄片工作者，一直努力在為臺灣的時代容顏造像，也從不畏怯站在權力的對立面，挖掘稍縱即逝的真相。當然，誠如資深記者陳玉慧所言，事件並沒有真相，與人生一樣，有的只是「向真相靠近的態度」。也因此，在商業媒體被金權操控，公共媒體被政權挾持的現在，獨立媒體及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存在便越形重要。如果說第一代的紀工貢獻是在打破威權，創造多元，那麼第二代紀工的使命就是要防止威權復辟，保住守成不易的民主價值。
318學運捲動了新生代對這塊土地的強烈關懷，也使得原來多半單兵作戰的紀工首次集結，希望為這個二十幾年規模最大的公民運動留下比較完整的紀錄。當紀錄片工會在集資平台提出太陽花影像計劃時，沒想到在短期內就募到了五百萬元的經費，這是紀工們第一次接到來自人民的紀錄片「委製案」，團隊成員倍感振奮，也倍覺壓力。但這何嘗不是臺灣民眾對紀錄片的一次信任投票，除了珍惜這樣的付託，也應感謝多年來每位紀錄片工作者的用心播種，當然也包括「愛恨情愁紀錄片」這本書所訪談的中生代導演們。
2009年出版本書時，因為紀錄片工會草創未久，一度籌不到足夠經費，沒想到出書後廣受好評，為工會累積了一筆出版基金。五年後重新再版，我對臺灣紀錄片前景與憂慮並沒有太大改變。因為商業票房的誘惑，紀錄片媚俗傾向有增無減，有時看不出創作者的初衷和劇情片有何差別；各種徵件及競賽的獎金一再飆高，卻沒有看到更多的紀錄片新秀出頭，反而經常聽聞主辦單位剝削參賽者的著作權益；公部門與大型影展逐漸對紀錄片青睞有加，但也傳出有評審被指控受賄或不當操控評選結果的憾事。
我一向主張，紀工不是公益志工，外界應該正視紀錄片工作者的專業尊嚴與應有權益，也請不要把它當成一個有利可圖的門路。因為一來有太多容易賺錢的行業超越紀錄片，二來金權是一體的兩面，想要監督權力的紀工不可能坐收厚利而又不會同流合污。而這樣的生涯選擇，不等於紀工只能整天哭窮或任人宰割，紀工的權利意識與團結組織至關重要，因為不論是創作自由、版權保障、播放管道……等項目，沒有透過覺醒的紀工集體爭取，都是很難成功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過程和臺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邏輯並無不同。所以，和人民站在一起，也算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必然宿命吧。但是，有多少認同或投入紀錄片的朋友意識到這一點呢？也許可以翻翻這本書，看看這些溫柔又強悍的紀工們，如何摸索自己的創作之路， 如何在體制內外尋求生存之道，又如何站在人民這邊挑戰權力。他們的故事就和臺灣的民主未來一樣，都還沒有結束。
（本文為《愛恨情愁紀錄片》再版新序）
（本文為《愛恨情愁紀錄片》再版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