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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天空》劇照／導演黃淑梅提供 |
採訪、撰文／羅苡珊
「我對於人類的未來是悲觀的，對於人的未來是樂觀的。」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1999年，任職於「全景映像工作室」的黃淑梅導演走入九二一大地震後的南投災區，透過車窗看見了頹圯的殘破建築，並以六、七年的時間講述了人們的家園在大地的撼動下連根拔起，又渴望再度紮根土地的故事；2009年，莫拉克颱風引發的土石流掩埋了高雄甲仙鄉小林村，黃淑梅再次帶著攝影機走入災難的遺緒，記述人們在土石流的石頭表面反射著月光的那一夜，所聆聽到的、前所未有的土地輓歌；她不再將眼光放在災後怵目驚心的土地上，而將視野慷慨地獻給未來，寫就了一封投遞給孩子的信件，道來台灣山林的砍伐歷史。對她來說，孩子意味著可能性，是她所關注的重要議題的匯流之處，亦是希望的誕生之處。
孩子的天空：另一種「災難」的形式
而今，黃淑梅秉持著對於共同家園的信念，將自身的視角由地面上的溪流與山林，逐漸攀升到天空，並從天空又回到了地上的孩子。關於《孩子的天空》（2017）這部紀錄短片，黃淑梅以清晰的語調說起了接觸空氣污染議題的契機：「中國導演柴靜的《穹頂之下》（2015）讓我與一些關注環境議題的紀錄片導演意識到空汙的嚴重性。因此在2014年，我們花了半年的時間固定頻率地開會。2016年，我們與一些關心空汙的導演舉辦了『脫口罩！找藍天』的影像播映活動，播放了不同面向、類型、媒材的影像創作。」
「脫口罩！找藍天」的影像行動，是2016年由林泰州、蔡崇隆導演組成的「PM2.5影像小組」所推動的計畫，聚集了十八位影像工作者的作品，希冀透過影像的力量喚起大眾對於空汙議題的重視。而黃淑梅在這個計畫中的作品《為孩子找回藍天》（2016）便是她第一部針對空汙的創作。由於2016年正值總統大選，黃淑梅於是在短片裡放入了蔡英文致詞中關於環境政策的內容，希望藉影片的巡迴放映，與政府進行對話。
「《為孩子找回藍天》是一部知識性的深度報導片，目的性是很強烈的。我閱讀了一些資料片，例如柯金源導演的《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2010）、公視《我們的島》等等，拼湊出六輕的歷史與處境。除此之外，也對於PM2.5進行了醫學知識性的描述。」
為了更具結構性視野地切入空汙議題，黃淑梅決定投入空汙紀錄片的長期拍攝，因此完成了《孩子的天空》的紀錄短片。對她來說，空汙在一時之間不會被肉眼察覺，然而當藉由搜集資料，並對自己的身體進行細緻的觀察，她十分切身地察覺了空汙如何影響人的生活。
儘管相較於以九二一災後重建為主題的《在中寮相遇》（2005）、《寶島曼波》（2007），以及莫拉克風災為切入點的《莫拉克之後》（2013）、《給親愛的孩子》（2015），《孩子的天空》中的「災難」是另一種形式——它沒有一瞬之間迸發的摧毀力量，因此也較沒有災區居民那般因為受災而形成的人際網絡、激烈情緒；在這災難之中的人們，相較之下沒有我者與他者的明顯界限（在無所不侵的空氣之中，所有人都是受災者）；與此同時，空汙災難也沒有顯而易見、怵目人心的廢墟或殘破的土地——黃淑梅認為，它們背後的問題其實是相同的。她如此說道：「空汙、土石流、地震這些看似自然災後背後的人為因素，都是政策上的失格。這些政治人物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認識這個土地與在其中生活的人。他們恐怕很少去思考，甚至沒有能力去思考自己做得對不對。」
而當黃淑梅談起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在拍攝空汙議題的心境，她略帶玩笑地說道：「我們就生活在這裡，無法離開。拜紀錄片所賜，我們比起一般人先知道，甚至更了解這樣的事情，那我們就應該把它拍出來。」她同時也提及了對於這部影片的期許，在於擴大民眾對於空汙的認知，並對於自己生活的土地有所感知，進而嘗試做出改變。對於之後計劃進行的空汙議題長片創作，希望能夠以結構性的眼光去探討與辯證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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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島曼波》拍攝現場／導演黃淑梅提供 |
與山林相遇，面對空缺的歷史縫隙
或許正如黃淑梅的第一部長片《在中寮相遇》的片名，這部片拍攝的事件及場域——九二一大地震後的南投——也成為了她與台灣的土地、山林等環境議題的相遇之地。說起最初走入災後現場的感受，她描述那是「像戰場一樣」，而即便她是出生於鄉村，她仍然認為那時進入南投中寮，是她「慢慢接觸到台灣底層鄉鎮模樣」的契機。
「中寮是一個非常邊陲的地方，它是南電北送的中繼站，有二百四十一座高壓電塔盤據在中寮的角落。別人不要的垃圾場，他們的鄉長說要。就是在這樣一個邊陲的地方，這樣一個好像被犧牲來成就了什麼的地方。」
走入九二一災區的那一年，黃淑梅三十歲。在那之前，她曾在全景社區廣播電台（註：全景影像工作室曾經經營過短暫幾年的公益性社區廣播電台）主持過節目，時常需要在⼗分鐘內認識⾃⼰的訪問者，緊接著以三個⼩時的節目時間訪問對象的⼀⽣。因此，她走入災區時隨身攜帶著先前工作的訓練，拍攝眼前觸動她的地景與人們，渴望以影像去挖掘人物的草莽氛圍、在災難中的堅忍人性。
對她來說，即便三十歲並不是真正說得上「年輕」的年紀，但確實是沒有經歷過巨大災難、浩劫的年紀。無論是地震、風災或是土石流，甚或是人們在其中掙扎地生存、憂傷地過活，都讓黃淑梅感受到災難的龐然與人的渺小。或許拿起攝影機便是從一個直覺的一聲「為什麼」開始的，而當拍攝的時間增長，黃淑梅也逐漸察覺了結構性的問題。她觀看一個人的方式，有別於以往專注於個體生命本身的視野，而是將人視為結構之中的一個縮影或座標。她接著向我引用了《寶島曼波》中一位阿伯的話語：「政府不也是人做的嗎？難道政府沒有生命嗎？」並接續著說：「執行政策的人有沒有對人善，都在於他自身的思維。他們不見得能夠判斷，因此他們只求顧全自己，盡量不要為自己添麻煩就好。我那時比較年輕，對公務員比較直接、衝動。後來在拍攝《寶島曼波》時，我就比較能夠理解到一個人為何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不會快速地否定對方。」
意識到結構性問題的黃淑梅並不滿足於只拍攝災難，「即使拍攝到驚人的場景，或是悲哀到令人落淚，但是這樣依舊無法解決『然後呢？』的問題。」她說。而她接續的一連串嚴肅問句，或許也是她至今仍在追尋解答的警醒：「我只是想讓人哭而已嗎？我讓那些承受了實質苦難的人們，在我的片子裡被這樣呈現，我負責任嗎？」
為了追索這樣的「為什麼？」與「然後呢？」黃淑梅訪問了長期投身生態環境議題、運動與研究的陳玉峰老師，因此首次得知了台灣的山林砍伐史，以及現今被單純地認為是「自然災害」背後的人為歷史因素。
「陳玉峰老師講了半個小時，從⽇本殖⺠時期及國府初期檜⽊林的砍伐、國民政府中海拔闊葉林的砍伐，到林相變更政策、農業上山、畜牧上山等等。」黃淑梅將陳玉峰老師的話語濃縮成八分鐘的片段，剪進《在中寮相遇》裡。「許多人都告訴我這段訪問太長了，但我非常堅持，即使有些人看不下去，我還是要觀眾去看。看完之後，他們會知道台灣的土地今天為什麼是這樣的情況，就跟我那時聽完陳玉峰老師講完之後，從不了解到了解的那個歷程一樣。」而陳玉峰老師講述的內容，從《在中寮相遇》裡僅僅是以訪談方式呈現的八分鐘，潛沉了十年之久，最終成為了《給親愛的孩子》的主軸。
在《給親愛的孩子》中，黃淑梅首次試圖在記錄動態的事件之外，也著手面對空缺的歷史縫隙。「歷史是拍不到的，」她說，「我要讓自己透過閱讀與搜集資料去了解這段歷史。當我瞭解了之後，再去尋找資料畫面、歷史影像，例如國家電影中心的電影資料庫，以及南投的台灣文獻館。面對歷史的空白有很多種重塑、重演的形式，而這樣處理資料與敘事的方式，是我以前比較少著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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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親愛的孩子》劇照／導演黃淑梅提供 |
孩子
黃淑梅近年的作品名稱，時常出現「孩子」這樣的字眼。對她來說，「孩子」有兩層不同的寓意，分別展露在以山林砍伐史為主題的《給親愛的孩子》，以及以空汙為主題的《孩子的天空》。黃淑梅笑著說，她其實已經對成年人的世界不抱希望，並不是一竿子打翻所有成年人，而是當成年人有太多生活的重負時，許多價值會被埋葬、被犧牲。而最初在構思《給親愛的孩子》這部電影時，她雖然知道自己想處理台灣山林砍伐的歷史，卻尚未決定以什麼形式呈現。直到她花了半年閱讀了陳玉峰及陳月霞老師合著的《阿里山：永遠的檜木霧林原鄉》，並同時做了四十多頁的書摘。她意識到了台灣教育中對於山林砍伐歷史的漠視，以及人類在這段歷史之中的顢頇：「那樣的砍伐足以稱為『浩劫』，以人這樣短暫的生命，他所砍掉的其實都是千百年的樹木。我看那本書好幾個段落我是流淚的。」
她因此決定了以「給未來孩子的一封信」作為電影的形式，希望將改變的期許放在下一個世代，當未來的孩子知道了這樣的山林砍伐史，便能夠掙脫無知的狀態，並產生實踐的力量。除此之外，黃淑梅認為「孩子」應該是廣義的，而非實質年齡上區分的孩童：「我希望跟每個人內心裡的孩子對話，年輕時候的想法是最純粹的，沒有那麼多的包袱，長大之後很多純粹的價值已經消失了。」
而在《孩子的天空》這部片裡，黃淑梅則希望呈現實質意義上的「孩童」在空汙議題之下的處境，從而讓觀看的成年人們思考，未來的孩子將與什麼樣的環境共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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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梅導演工作現場／導演黃淑梅提供 |
觀看的距離、節制的情感
對於自身在拍攝時的角色定位，無論是介入者、觀察者或鼓吹者，黃淑梅在其中都遊刃有餘：「我會知道自己何時應該清楚介入，比如剪出一個陳情帶等等。我也知道在什麼階段我該採取什麼姿態，並讓這樣的姿態使攝影機有容身之地，或減少人們對它的防備。」
因此經歷了長時間災難主題拍攝的黃淑梅，已經能夠嫻熟地在拍攝現場隔出「觀看的距離」，並以此節制自身的情感波動。回憶起自身經歷的心境轉變，黃淑梅說：「最初在聆聽對象的生命故事時，他時常講到流淚，我也會跟著流淚。但到了後來，他流淚的時候，我就只是靜靜地看著他。因為我明白他哭泣的原因，當我閱歷的人多了的時候，我比較能抽離出當下的衝突與困厄，去看見他們在時空脈絡之下的處境。其實很多人的生命軌跡是類似的，哭泣的理由也相距不遠。如果我在災⺠哭泣時⾃⼰先退縮了，那就辜負了拍攝現場的人們及事物向我訴說的一切。」
黃淑梅堅定地說：「我知道我的鏡頭不會剝削人。當我的對象哭泣時，我會異常理智地觀看他的哭泣。我甚至會預料我的對象會哭，這時我便會對攝影師說：『你要準備，我等一下要拍他對著鏡頭控訴。』我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因此我就也能提早去思考，我該怎麼運用這樣的畫面。當然，有時在拍攝當下難免會有情緒上的波瀾，但那並不至於影響我的拍攝工作。」
拍攝《給親愛的孩子》中的人物簡秀芽時，黃淑梅隨著簡秀芽回到風災時被土石掩埋的山上。簡秀芽一家九口及兩隻動物之所以倖存，都是由於家屋旁的一棵老櫸木阻擋了土石。「我非常清楚自己要跟著簡秀芽，我在等待她撫摸那棵櫸木的那一刻。 她摸了那棵樹，久久沒辦法講話，接著就慢慢掉下眼淚。那個時候非常安靜，我在一旁默默地陪伴她，同時也靜靜地拍攝。等待她稍微平復了情緒之後，我便問她說：『你在跟樹說什麼？』」這些人物的感性經驗與片刻，時常協同理智的結構性分析，成為了黃淑梅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反抗的資本：建構一個地域的群像
黃淑梅的作品始終都處理了十分龐大且知識性極高的資料量、各方立場的角力與對話，並由眾多人物去建構一個地域的群像。她也始終關懷著「災難（天災亦是人禍）」、「因災難而聚集的人群」、「家園與土地」、「孩子的未來」等主題。然而，在拍攝的場域她也時常遇見那些疏離於人群、外於共同家園想像的人們。她向我舉了兩位在拍攝九二一大地震時遇見的人，他們擁有自己的夢想與渴望的生活，同時也擔負著生存的重負：「山上正在發生土石流，其中一位我拍攝的年輕人在現場幫忙疏散人們下山，與此同時，另一個也是我拍攝的年輕⼈趁工作空閒回來整理毀壞的家。他坐在貨櫃屋前⾯，望著天空，等著⾬停了以後要回⼯廠⼯作。當你把這兩個畫面放在一起，你就可以明白，人都是在不同的時空裡面被很多事情牽連著，就是這樣生活。」
「他們都是得工作、賺錢養家，也都是這麼樣一個平平淡淡的人。」她說，「我愈來愈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些人不關心公共議題，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關心，光是生活就分身乏術。他們不能夠參與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在某一程度也有種失落跟痛苦。這樣的乏力其實是社會中大多數的人承擔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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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天空》劇照／導演黃淑梅提供 |
邁向全球尺度的家園
從第一部長片《在中寮相遇》，到近年的《給親愛的孩子》、《孩子的天空》，黃淑梅漸漸將關懷的核心從「實質的家屋重建實務」，轉為「抽象的家園想像建構」。對她來說，那是一個由「個體的家屋」轉向「以台灣山林、土地為家」，再持續往「全球尺度的家園」行進的過程。
「因為《在中寮相遇》無法避免的問題是：面對九二一地震這樣全面性的毀壞，災民很現實地想要一個實質的家，這是必然會記錄到的。拍攝莫拉克風災時，我不再在意現場的災難，因為那已經在九二一地震時拍攝、處理過了，我不會再拍第二部災難片。經過先前拍攝九二一地震的訓練，我想自己可以著手處理台灣山林資源發展史的命題，因此有了《給親愛的孩子》，這部片裡的家園就是我們生存的世界、存在的空間，不再是個人的家。」
這樣對於「家」的理解轉向，其實也與「環境」鑲嵌在一起。人們不再能夠以單一地域、單一國家的想像建構，匡限了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
「在環境之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這個世界是共同合一的，這樣的家的概念也是共同合一的。」只有以全球的尺度、歷史縱深的視野觀看自身所身處的時空，才能夠意識到「我們無法避免地成為其中的一個。」
悲觀之中總有些許希望
問及黃淑梅在創作時「矛盾卻又共存」的心境，她笑著回答我，「絕望中又帶有希望」、「悲觀中又出奇樂觀」這樣的感受，是一定存在的。她具體地向我舉出一個拍攝現場的例子：「在《給親愛的孩子》中，那位在教室台前講述著族人如何在過去因為經濟利益而彼此對立，卻因為歷經災難後和解的年輕人，他講到流淚的時候，我心裡同時十分高興，卻也十分難過。我對我的攝影師說：『災難的現場逼使著人快速變老』。」
黃淑梅的「老」，同時也是「成熟」之意。成熟的人們看見了事件的核心，明白了自己與更廣大的時空的鍵結。「但是同時我也會感到悲哀，人真的是因為災難而被逼著成熟、變得睿智的。如果沒有災難，他不見得能夠看見這些事物。」
我以為，這句話也深沉地回應了當初走入災區、目睹災難現場、年輕的黃淑梅自身。災難的降臨是一場「成為人的教育」，也證明了人被教育的可能性，而或許，黃淑梅將期許放置於孩童的身上，便是對於這些勢必也將走入任何意義下的災區的孩童，一種最為潛沉的疼惜？
「我覺得有破壞就會有重生，這是一直相互存在的。」黃淑梅這麼說道。
在訪談的最後，黃淑梅進一步延續了關於「未來」、「樂觀與悲觀」種種的討論。她說：「我認為現在的時代，自然環境的部份確實比起以往來得灰暗，但就人民的自覺而言，我卻是樂觀，甚至對此感到驕傲的。在災難的現場，我看見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救難，當然也勢必存在著一些人性中必然會有的奸惡，但真的有問題出現時，你會發現生活在台灣的人們，真的有很強的應變能⼒。」
她將這樣普遍的人性特質，叩合進台灣的民主發展歷程之中，「我觀看綠色小組的紀錄片，自己又經歷了野百合、到最近的三一八運動，我認為台灣的公民有一些價值是不變的，即便外在的環境始終在變動。那些價值還留存，所以我對於台灣的未來，其實也並不是那麼悲觀。」
而黃淑梅正著手進行的空汙議題長片，暫定的名稱也反應了她確實將眼光朝往了未來的家園。「我想要取名為《2025之後》。現在的政府標榜著 2025 之後，為了『非核家園』的理想，現有的能源將轉型為天然氣發電 50％、燃煤 30％、再生能源 20％的發電結構。這個過程會碰到什麼問題，這些事情其實都在未來八年會有關鍵的發展。」對於環境的政策實行，無可避免地也必須經歷「過渡」的歷程，「有機會的話，我想要做這樣的一部電影，觀察在空汙災難區的現場，人們會因此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對於他們的生命造成什麼轉變。」
或許可以說，黃淑梅依舊追尋著始終如一的道路：描繪出那些在大環境底下求生存的人們，在與環境角力、協商、爭鬥的過程中，所遺留下的生命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