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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文／陳平浩
四、影像與圖像之外，還有音樂與聲響
《理大圍城》的前三分之一、當屢次突圍及其失敗之前，乃是抗爭者與警察按兵不動的隔牆對峙，此時，「叫陣備戰」的鏡頭遠多於「短兵相接」的鏡頭：雙方以擴音器以「高分貝音樂」彼此轟炸，或是持大聲公或麥克風互相「心戰喊話」——警方的最後通牒、招降騙哄；抗爭者憤怒的「屌你老母」或「屌你老母我們到底做錯了甚麼」，甚至（因為過度忿怒而沾染階級歧視的）譏刺「理大不是攻進來的，多唸書就可以考進來。」。
然而，敵對雙方，在紀錄片裡都採用了同一種語言：粵語。或者，抗爭者在片中播放的第一首轟向警方的 RAP 歌曲，即交錯了英語和粵語。甚至，雙方不只皆操粵語，還以近似的惡毒字眼與粗野修辭，互相訕笑、羞辱、叫陣——幾乎讓人恍惚想起周星馳《功夫》（2004）裡的「豬籠城寨」（影射「九龍城寨」）。陳果「九七三部曲」裡的《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在結尾處，「北京話」的廣播籠罩了整座城市，教室裡則正在灌輸新生學子「國語課」；但在理大戰場上，只有粵語，此起彼落、激烈交鋒——如果不是交流的話。
這個事實令人揪心，同屬本土粵語族群的香港人民，被來自於北京的「國語」一聲令下，劃分、切割為暴力對峙的敵我陣營——而這正是國家的、政治的暴力。但忍不住想問（或者在最悲觀的時代試圖樂觀一點）：對立陣營的共享語言，有沒有尚存一絲互相理解、終至再度攜手合作、回復團結一致的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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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甚至，雙方其實似乎還共享了同一世代的青春文化記憶。作為嘲諷或勸降，警員以擴音器先後播放了周杰倫的〈四面楚歌〉以及陳奕迅的〈十面埋伏〉；兩位歌手都是香港「流行金曲文化」的重鎮——即使是警察，也知道周杰倫與陳奕迅，這暗示了警方與抗爭者同屬一個音樂世代。當警察播放成龍、周華健、黃耀明、李宗盛合唱的〈真心英雄〉，似乎意在反諷抗爭者是「假英雄」或「逞英雄」，彷彿自詡作為「香港秩序維護者」的警察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這時，抗爭者回敬與回擊的乃是反送中運動的國歌〈願榮光歸香港〉。
警方難道忘了，〈真心英雄〉合唱群裡的黃耀明是如今少數勇於公開發聲支持反送中的香港音樂人之一，至於打從 1980 年代便就以「警察故事系列」建立「英雄」銀幕形象的成龍，在抗爭者甚至大多數香港人眼裡，早已淪為「狗熊」，或者，與其說他是真英雄，不如說他反倒是「真正的警察」——警察作為國家鎮壓機器的要件，永遠效忠統治者，從前效忠英國女皇、現在效忠中國共產黨主席。
值此警察鎮壓抗爭者的圍城時刻，銀河映象的杜琪峯所執導的《真心英雄》（1998），片中堅持江湖道義的黑幫雙雄（黎明與劉青雲飾演），也許才是真正的真心英雄。然而，「黑警」暴力橫行之後（「被自殺」或「被跳樓」頻繁發生之後），有人說，香港聞名國際的警匪片已無可能——只有真正的秩序、法治、與正義仍然存在的社會，才有可能出現真正的警匪電影，即使是謳歌古惑仔江湖道義的浪漫主義警匪片。
五、眼睛與手足：我們該如何觀看這兩部香港紀錄片？
周杰倫是千禧年後台灣流行樂壇一哥，被台灣人暱稱「E神」的陳奕迅則是台灣每間卡拉 OK 包廂裡的「Ｋ歌之王」；李宗盛譜曲寫詞的愛情歌曲傳唱好幾個世代，成龍已經被台灣人唾棄多年（儘管 1980 年代末，綠色小組在街頭拍攝遊行抗爭時多數台灣人在電影院裡爭看成龍的警察故事賀歲片），黃耀明從「達明一派」到「同婚平權」始終是台灣進步派年輕人的偶像。
在一部香港紀錄片裡聽見這些聲音，令我不禁想要追問：那麼，身為台灣人，我們應該如何、應該以甚麼角度、應該站在甚麼位置，觀看紀錄片裡的香港影像？
身為香港電影的長年影痴，對於香港這幾年的恐怖暴力場景，無論是焦心觀看手機現場直播，或者哀傷地觀看這兩部紀錄片，我總是偶然恍惚地誤以為，我正在觀賞聞名世界影壇國際視聽的香港警匪電影——然而，《PTU》（2003）裡徹夜搜尋一把失槍但全片從來沒有扣過板機、從未開過一槍的警員，在哪裡呢？難道香港已然完全落入《黑社會》（2005）的掌控——槍彈缺席，「話事人」奪權的暴力同樣殘暴血腥？或者，香港早已沉入《暗花》（1998）裡永不破曉的漫漫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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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暫先擱置這些政治隱喻濃厚的「銀河映像」警匪劇情片，臉書上香港抗爭者以手機傳送的網路現場直播，事後或其後透過影像工作者在剪接檯上組織編輯的紀錄片，二者自身所要求的「差異觀看」是什麼？當社群媒體的「運算法」中介了台灣人對於香港險惡局勢的「觀看」，這「觀看」是否難以避免「只是觀看」（立即被洶湧而來的其它海量觀看所取代、所淹沒）而難以達致「認識」與「理解」？
然而，當線上直播可以隨時中斷或被打斷，紀錄片與放映廳裡的觀看、如此長時間地凝視警察暴力（即使穿插了讓情緒稍微舒緩的空鏡頭），是否反而造成了麻木（「審美」疲勞？）、再次弔詭地趨近於社群媒體上即時新聞與立即直播所造成的麻木（以至於觀看仍只是「觀看」、無法推進至「認識」與「理解」）？
即使這兩部紀錄片皆以在場第一人稱視角、第一線抗爭者的視野，呈現立法會與理大校園的實況，令觀眾「身歷其境」一如《佔領立法會》結尾觀眾似乎隨著奔命的喘息聲進入防毒面具的「豬嘴」，觀眾仍在外面、仍在虎口之外。那麼，若是紀錄片的攝影機拉出一個認識的距離呢？比如，兩部紀錄片都緊隨抗爭者、按照時序與時間軸線推進（或撤退）、完成了對於「事件」的再現；比如，《理大圍城》在拍攝時採取了許多「大遠景鏡頭」——避免「特寫鏡頭」曝光抗爭者的身分（即使他們幾乎都戴上防毒面具或者事後以馬賽克處理臉孔），也準確地捕捉了圍城vs.守城的「空間部署行動」性質（掩體、制高點、瞭望台、防禦工事的破口...），因而貼切傳遞了抗爭者們一如遭遇圍獵的動物始終警戒於、無時無刻焦慮於四周潛伏獵犬的動靜。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成員在訪談裡反覆強調「事件」（及其時空）裡「作為行動者的人」——沒有人是「鬼」，在場的都是人；比如《佔領立法會》的「勇武派」並非敵方臥底鬧事的「鬼」，而是透過思考與辯論而作出激進行動的「人」，理性宣布了以武制暴的必要性，因為（和理非的）和平手段已然用盡但終究無效。除了強調「事件」裡「作為行動者的人」，導演們一致更加在意的是「人作為人」的「狀態」——這鮮明呈現於《理大圍城》裡抗爭者的疲憊、忿怒、暴躁、焦慮、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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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然而，《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都向金馬獎報名了，卻只有前者入圍。
在一段訪談裡（註1），我們發現：『儘管獲得金馬獎提名，「喬凡尼」（按：導演之一的化名）卻直言不怎麼開心。她認為《佔領立法會》呈現了抗爭者的意志，卻有欠深度而流於表象，《理大圍城》展現更多蘊藏。惟金馬獎只看中《佔領立法會》而遺下《理大圍城》，前者因太陽花運動似較易獲台灣人共鳴，可惜香港以外的觀眾較難理解後者的背景。』
這是「比較」與「對照」的「不可能」嗎？——或者，其實根本是「認識」與「理解」的「不可能」？台灣觀眾是以 318 運動作為認識框架、藉此理解《佔領立法會》的嗎？但《佔領立法會》近乎快閃運動、屬於象徵性的行動；更接近長期佔領立法院的 318 運動的，是否其實是《理大圍城》？然而，《理大圍城》的集體創傷、去與留的兩難、道義與利益的拉扯，難道不是更接近323攻佔行政院一役的敗北嗎？會不會，正是323的集體創傷，讓台灣觀眾更加傾向於投射與認同行動成功的《佔領立法會》、而非傷口累累與挫敗感揮之不去的《理大圍城》？
抑或是，正如綠色小組多年以後回憶 1980 年代末拍攝街頭抗爭以及製作與兜售VHS錄影帶時所說「當年賣得最好的是『武俠片』，也就是鎮暴警察與抗爭人民在街頭對幹，或是立法院裡立委在國會殿堂上彼此互毆的紀錄。」——觀眾仍只關注（或是作為觀眾注定只能關注？）那些最激烈也最激情的影音，而非分析結構、梳理事件因果（包括檢討敗因）、顯影抗爭者「作為行動者的人」的「思考」以及「人作為人」的「狀態」。記錄與觀看之間、紀錄片與觀眾之間注定存在無以消弭的距離？或者這是一個必要的距離？
正如身為台灣人的我們「不是」手足，更準確地說，我們「無法是」手足，紀錄片裡（為了掩蔽身份）「蒙面」因此「沒有臉孔」的抗爭者，被許多人視為一個能讓（或促使）觀眾代入自身、投射認同的對象，但此處的「觀眾」是否有其限定性：只能是置身理大圍城內部、甚至置身已然成為一座圍城的香港的內部的手足，而不是身為台灣人的我們這些觀眾、這些直播螢幕或紀錄片銀幕前的觀眾？——我們是「眼睛」，我們不是「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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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理大圍城》有兩幕展現了「眼睛成為手足」。在警察攔截突圍者的一幕裡，一位配備了攝影機、正在即時直播的抗爭者，把鏡頭對準了似乎就要步槍上膛的一名警員，斥喝「警察，一萬人在看著你開槍。」同樣戴上面罩而沒有露臉的警察，動作收斂了，警隊最後甚至撤退了——抗爭者似乎以攝影機擊退了警察。接近片末的另一幕裡，一位抗爭者站在校園保安室裡，久久凝視一面閉路電視牆；雖然這位抗爭者最後落寞地離開了，暗示了大勢已去，敗局已定，但是，此幕顯示了：抗爭者們一直以來都藉由這套監視系統查看警方的部署調度與攻堅路線，相應地擬定了大大小小的迎戰策略。
那麼，當這兩部紀錄片在台灣播映、當我們觀看這兩部紀錄片，我們的眼睛如何轉化為手足呢？——然而，此時似乎仍然只有相互指責、咒罵、嘲笑、扣帽子或貼標籤的噪音：「消費香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人看好了，我們只能示範一次」、「血饅頭」、「中共同路人」、「難民法」、「港澳條例」、「歡迎香港人來當台灣人」、「當心假香港人（實是中國人）」、「只能做，不能說」、「香港人都是你害死的」。
於是，我想起了《理大圍城》裡「安靜」或者「沉默」的鏡頭。有時，紀錄片裡理大校園某一角落的鏡頭，竟然意外地顯得日常、安靜、寧謐，彷彿這裡不是正被警力圍攻的理大，似乎這裡是「中國不曾來過」的香港市區僻靜一隅。片名在紀錄片開始了二十幾分鐘之後才出現的那個鏡頭：天亮了，畫外音是燃燒的劈啪聲響（令人聯想灶腳炊事或埋鍋造飯），銀幕上是被四周大學建築包圍或框取的一方魚肚白天幕，「理大圍城」片名四字就疊映在天空上——即使烽火圍城，蔚藍的天空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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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詳見〈不知怎樣解釋我的內疚，每個親歷運動的人都留下未癒傷口：《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導演訪問〉。《立場新聞》。2020 年 11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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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暴政與人民專題
《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不為歌頌緬懷，只為留下印記／林忠模
豬嘴與頭盔，塗鴉牆與擴音器，眼睛與手足——我們應該如何觀看《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上）／陳平浩
豬嘴與頭盔，塗鴉牆與擴音器，眼睛與手足——我們應該如何觀看《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下）／陳平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