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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立法會》（Taking back the Legislature，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文／林忠模
2019 年對香港而言是充滿動蕩的一年。這一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幾乎不停地佔據世界新聞的版面。這場人民自發的示威，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甚至撤回修例後不僅未曾停歇，不斷重申缺一不可的五大訴求（撤回惡法、不檢控示威者、反對將 612 遊行定性暴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開槍責任、林鄭下台／真雙普選），與「be water」的流水抗爭，進一步展現港人的韌性，也引發美國關注並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長達數月的抗爭中有太多值得深入記錄的部分，而由多位成員共同匿名為「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拍攝的《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則為這段抗爭初期和尾聲的兩個重要事件，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觀察。
《佔領立法會》記錄的是 2019 年 7 月 1 日的佔領立法會事件，此後，後續的抗爭強度逐漸升級，同時「勇武派」和「和理非」之間也培養出「和勇不分」、「兄弟爬山」的默契。影片開頭以字卡簡單交代背景後，毫不拖泥帶水直接帶領觀眾走進現場：從當天清晨抗爭者開始聚集、隱約一觸即發的氛圍，到隨著時間流逝與零星衝突、鼓噪激動的勇武派、對峙下神情嚴肅的警方、試圖居間協調的泛民派議員。攝影機置身其中捕捉下隨時變化的瞬間，但也盡力呈現各人立場與情緒上的細微差異。
影片呈現出，即使決定是否、何時要衝擊立法會，勇武派成員之間亦透過多次爭論來形塑行動的共識，因此，當下抗爭的走向，其實都被現場出聲發表意見的每個人有機地影響。這點在記錄 11 月中理大事件的《理大圍城》裡亦可得見，即使面臨警察重重包圍，最後付出了慘重代價，仍可見抗爭者們在整個過程中試圖維繫這種尊重個人參與意願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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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立法會》（Taking back the Legislature，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比對這兩部影片，也顯現出從佔領立法會到理大事件的四個月間，抗爭氛圍的劇烈轉變。《佔領立法會》中，進入立法會之前尚能見到眾人對接下來不明朗的局勢跟抗爭方向的焦躁，不論是勇武派成員對進攻時間的猶豫，或是不斷喊著「暴動罪要判十年阿！」試圖勸阻、幾乎聲淚俱下的毛孟靜，以肉身阻檔被拖走的梁耀忠，甚或是港警在觀望中的緊張神色。所有人都清楚，立法會突破一事一旦發生，原本的局面將不再復返，原先雙方遵守的默契，也隨之泯除。
接下來發生的 721 元朗白衣人事件、811 鎮壓致使少女爆眼、831 太子站警方無差別毆打乘客，似乎都驗證了當日的預感。應對抗爭行動升級，警方使用武力的界限如墜崖般不斷下修，胡椒噴霧、催淚彈、橡膠子彈變成了水砲車與真槍實彈，動輒侵犯市民的隱私與人身安全，而警察與黑道的聯手，更毀壞警隊在市民心中的形象，連帶使香港人對法治的信賴搖搖欲墜，原本寧願採取非暴力抗爭的大眾，也在這樣的情勢下支援起勇武派作為。
因而在《理大圍城》的影像中，我們看到的已是烽火連天的情狀，這樣的劇烈對立顯現鏡頭裡，便是警方顯得像是距離更遙遠、僅為體制暴力服務的群體，再也沒有個人情緒（若有也僅餘猙獰樣貌）。事件初始對峙時的喊話，警方不時露出輕蔑的語氣貶低抗爭者人格，抗爭者也還以顏色嘲弄，雙方對立之深，顯示此刻的香港，不再是港府跟異議者間的角力，而是權力的傲慢赤裸地從體制各層面滲出，釀成港府與港人之間的全面戰爭。
從「香港人，加油！」的口號，演變至「香港人，反抗！」、「香港人，報仇！」，面對一個不願談判協商的政權，港人試圖從體制內外尋找空間的嘗試，宿命般地變為一場只能分出最後勝負的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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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但是，作為參與其中的個體，抗爭最終的極限在哪？《佔領立法會》中喊出的「齊上齊落」，肯定抗爭者生命是持續抗爭下去的本錢，亦是同為「手足」應秉持的道義：寧可沒有烈士也不落下一人。但這份同志情誼在理大事件遭遇到嚴酷考驗，連續多天的包圍，許多人的意志在沉重壓力下終究被壓垮。
《理大圍城》深刻地見證了這段摻雜憤怒、無力與恐懼的過程，堅持死守的人不死心地咆哮勸阻意志動搖的夥伴，有人為跟隨校長們離去而留下屈辱痛苦的淚水，有人直到最後一刻前仍再三猶豫著，而片中最令人動容的一幕，莫過於其中一位抗爭者將手中口罩遞給要離去的人，而後安靜走向牆邊，沉默無聲地緩慢地槌打著牆面，看不見表情的背影隱約顫抖。這些憤懣、軟弱、情緒失控的片刻，突顯「抗爭者」身分下的個人真實面貌，也讓這部紀錄片雖站在支持抗爭者的立場，卻不因此將他們的人格神化。
一次又一次朝警方丟擲磚塊跟火魔、在煙霧四散中扶持受傷的手足，是什麼讓這些本來面容、秉性各異的個體，明知面對的是場武力不對稱的對抗，仍收攏在相同的意志裡走進抗爭，變成港府口中的「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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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我想，這些在第一線衝撞的身影，其實比任何人都清楚什麼叫作害怕跟絕望的感受，這來自於抗爭強度要升級到何時才能換得談判的焦慮，來自於被警方抓捕可能付出的、諸如留下記錄、遭受虐待、甚至「被自殺」的代價。但害怕與絕望並未讓他們踟躕，而是更加勇於在看似不可為的當下，留下奮力作為後的印記。
《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記錄的，因而除了事件的見證外，亦是時代的樣貌，跟一個世代的精神。香港年輕人選擇跟前人不同的價值，決意以香港作為家園，守護珍貴的理念及制度，從功利角度來看極不划算的舉動，卻喚醒了多數港人的政治主體意識，在這對香港而言最壞的世道裡，香港人，反而拿出了他們最好的一面。
在警方於理大事件中逮捕 1337 人、泛民派在區議會選舉獲得壓倒性九成席次之後的七個月，中國人大常委會在 2020 年中疫情肆虐之際通過香港《國安法》，進一步用更嚴酷的手段壓制港人的異議。回看在 2019 年之際為抗爭留下強烈註腳的《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讓人更感沉重無言。
然而，雖然這麼多人賭上自身的未來仍無法讓中共妥協，但他們不計榮辱得失，願意在晦暗年代挺身承擔考驗，這份勇氣，已值得換來我最深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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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立法會》（Taking back the Legislature，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暴政與人民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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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嘴與頭盔，塗鴉牆與擴音器，眼睛與手足——我們應該如何觀看《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下）／陳平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