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平浩
一、豬嘴與頭盔
由匿名組織「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所攝製的《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呈現了香港特區政府亟欲修訂《逃犯條例》因而引發的「反送中」或「反修例」抗爭浪潮裡的二個標誌性事件：2019 年 7 月 1 日衝擊立法會事件，以及，2019 年 11 月 13 日至 29 日香港理工大學內外、抗爭者與警察對峙長達 16 天的圍城戰役。
匿名導演之一認為，此二事件標誌了反送中運動「激進化」的「開始」與「結束」。在《佔領立法會》裡，「勇武派」短暫佔領了立法機關、發表宣言、而後全員撤退——除了「和理非」路線（包括議員），「勇武派」也能成事。自此，兩派達成了某種和解，不再彼此攻訐，「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在《理大圍城》裡，勇武派在警方圍城戰術之下，進退維谷，既無資源長期駐守，多次突圍出逃也都失敗了，最終只能黯然退場（不久即面臨大規模逮捕的秋後算帳）。
這兩部片的結尾，似也呼應了此一「開始」與「結束」，讓這兩部紀錄片構成了一個整體。
《佔領立法會》的結尾，觀眾隨著攝影機回到了抗爭者已全撤退的立法會——持攝影機的人日後在訪談裡說，當時必須折返立法會取回遺落現場的背包（內裡除了個人需用物品，恐怕也有個人身份資訊）。觀眾可以在聲軌上聽見「豬嘴」（防毒面具）裡短促窒悶的氣喘吁吁，彷彿觀眾也進入了豬嘴，置身於上氣不接下氣、幾近窒息、眼前被急遽呼出的二氧化碳與汗水蒸散氤氳所模糊了的視野、甚至微微耳鳴（附近有什麼炸彈引爆了嗎？頭上有一架音爆轟炸機剛剛飛掠而過嗎？）——《佔領立法會》的結尾把觀眾引進了或擲進了被圍城的理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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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立法會》（Taking back the Legislature，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然而，《理大圍城》的片尾，歷經了深陷理大困局既防守不住也殺不出去的十幾個日夜，在一整批青年被師長領出去「自首」之後、在最後幾位青年從陰暗潮濕的下水道裡潛逃之後，最後離開（？）的攝影機在離開之前，記錄了廢墟一般的（或鐵蹄踏過的戰場一般的）校園景象：一連串的空鏡頭，禮堂、學生活動中心、走廊、校園一隅的角落，無人，遍地狼藉。最後是校舍建築前方一小廣場地面上排列為「S.O.S」字樣圖形的安全帽（幾乎像是一個個被砍下的頭顱），以及一件不知被誰揉皺的、被不可見之氣流所左右的薄薄鋁箔保暖衣，在半空中幡飛、打旋、盤桓、然後委地，緩緩匍匐最終靜止不動。
二、留下，或者離開，這是一個問題
貫穿二部紀錄片的，乃是一個位居核心的兩難問題：「去」或「留」。
熟悉王家衛電影的觀眾，很難不同時想起那句從《花樣年華》（2000）延續至《2046》（2004）的經典台詞：「如果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一起走？」
即使王家衛總是以愛情故事（謹慎地、曖昧地、晦澀地）隱喻香港的歷史與政治，但「政治現實」終究遠比「浪漫台詞」冷硬多了、殘酷多了。
《佔領立法會》樹立了香港抗爭青年們「齊上齊落」的精神與原則：要攻佔就一起攻佔、要撤退就全員撤退，絕不遺落（遑論拋棄或丟包）任何一位手足。雖然，有人認為「衝擊立法會」一役過於短暫、倉促（原以為會發生類似台灣 318 運動的長期佔領），以至於好像「還沒齊上便要齊落」，不過，當最後一批撤退者焦心折返現場，簇擁、推搡、甚至最後「架走」了那兩三位決心佔領至最後一刻的「死士」，仍讓觀眾為此「齊上齊落」的情誼與實踐而動容不已——同時也不禁寒顫於「齊上齊落」背後的、此一原則之所以形成的（或被迫如此形成的）的殘暴警力與國家暴力。
更令人不忍與恐懼的，則是《理大圍城》裡「齊上齊落」的艱難（甚至是齊上齊落的「不可能」）。
青年們佔領理大之後立即被警力圍城，儘管起初立意埋鍋造飯、長期抗爭，但卻不敵資源補給線被逐一切斷，也難敵高壓的險峻情勢與閉鎖空間裡，日夜滋長與蔓延的不安、猶疑、焦慮、抑鬱、恐懼，以迄暴躁、盲動、神經質，甚至瀕臨精神崩潰邊緣的身心折騰、肉體與精神的拷打。在如此極端情境裡，內外邊界隨時擦槍走火，內部的齟齬也一觸即發——群體開始分崩離析，難以堅持「齊上齊落」，即使「落」，也爭辯著「何時落」、「如何落」。（但國家暴力哪裡容你選擇「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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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接近《理大圍城》片末，一群師長進入理大，承諾能把學生們帶出圍城、安全返家。此舉引爆了這部紀錄片裡最激烈的衝突，在某個意義上也許甚至比攝影機見證並且記錄下來的、警棍毆打突圍學生接著以警盾壓制在地的國家暴力影像，還要更加激烈。
忽然進場的師長所提供的善意出口（確實是善意的），恐怕是加諸「抗爭者作為一個集體」的身上的傷口（恐怕難以癒合）：圍城此一極端情境底下，已被壓擠出張力裂痕的集體，具體化為「齊上齊落」或「不割席」的宣言與原則，在此時被撕開了。
師長啣領學生走向城牆，於警察設置的關卡處登記身分證之後，便能出城返家。——有一少年質問：「校長，你為什麼覺得可以相信警察？即使回家也難逃秋後算帳啊。」——而日後也確實如此，警方迄今仍在逐一逮捕圍城青年、扣以「暴動罪」。
當再也無法承受圍城煎熬的抗爭青年，垂首列隊、魚貫尾隨師長走下樓梯準備離開時，隊伍裡有人痛哭：「我答應過齊上齊落，我不應該離開。」另有一位急於挽回戰友的少年，朝著隊伍脫口而出：「你們為甚麼信任『教畜』呢？」
最怵目驚心、最令人不忍的一幕：有一位少年在階梯上「卡住了」，他一時之間不知該繼續往下走（跟隨師長出城）或者回頭往上走（重新加入戰友守城）。這位少年一度離開攝影機鏡頭、置身畫外，產生了懸疑：觀眾不知他是否往下走了。待他重新入鏡，他仍卡在階梯的中段，瞻前顧後，一下子回頭仰望堅守城池的戰友、一下子轉頭俯視快要跟不上的離城隊伍。階梯的上與下，竟在這個關鍵時刻、在這個由紀錄片攝影機所偶然目擊的場景裡，恰好浮現了道德高低的隱喻嗎？少年左右為難、焦灼焚心嗎？他的心中正絞紐著道義拉扯呢？抑或自責內疚地盤算著自身利益呢？
卡在階梯上、不上不下的少年，最終（在此幕 fade-out 之前）仍沒做出決定。
不過，力圖挽回離城隊伍的那位少年，始終不曾口出惡言，沒罵「你們不顧手足道義、只顧自身利益」，只把矛頭指向那些（從來）不在前線、社會位置相對安穩、坐擁足夠社會資本（與權力）得以「軟著陸」、隨時可以「抽出泥足轉身走人」：「你們這些『教畜』會害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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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這「去」與「留」之間的取捨掙扎（及其創傷），乃是特區政府國家暴力所施加與鑄造的——他們才是必須內疚與負責的人。然而，留下者對於離去者的不予批判（或不忍批判），在這被迫「割席」、被迫無法「齊上齊落」的殘忍情境裡，仍可說是一種「不割席」、仍是對於「齊上齊落」的堅持——這是城破之際抗爭者對於國家暴力最強韌、最珍貴的反抗。
三、「塗鴉口號」與「心戰喊話」
從《佔領立法會》到《理大圍城》，從激情、激昂、激烈的成功攻佔（哪怕只是短暫的幾個小時），到消沉、低抑、憂鬱的守城不成（此後，勇武派開始沉寂），兩部紀錄片作為一體，反送中抗爭似乎顯得走了下坡、充滿了敗北感。然而，除了抗爭者行動（以及不動、甚至是無法動彈）的影音，《理大圍城》還記錄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圖像與聲響，讓整個運動還不到可以論定成敗的時刻。
導演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在《理大圍城》的激烈畫面之後或之間，不時穿插一系列無人的「空鏡頭」，比如抗爭者們激烈爭執如何突圍或是否出逃以致於近乎內鬨的片段之後，比如近距離拍攝突圍者被警方攔截、被警棍打頭警盾折腳的國家暴力畫面之後。這也許出於導演們在剪接時的不忍，也許出於緩和暴力影像對於觀眾的長時間衝擊的考量。（但理大校園內的抗爭者無時無刻籠罩在情緒張力與身體暴力的威脅裡）
這些「空鏡頭」往往都是校園裡無人角落的風景，但鏡頭內其實從來不是「空」的：牆面上、柱子上佈滿了噴漆塗鴉口號。有反送中運動精神標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有憤怒的粵語髒話「屌你老母」，有「周同學一路好走」的悲慟哀悼，有彼此打氣的「頂住啊」，有詰問冷漠旁觀的香港市民的「年輕人死了你卻生活」，有對國際視聽無聲吶喊的「CHINAZI」與「FREE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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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圍城》（Inside the Red Brick Wall，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
文字書寫成為一種視覺圖像，然後在紀錄片裡成為影像。當一度成為「戰場」的校園與城市，被香港特區政府當局以國家暴力予以清場、清理、整頓，最終回復「光鮮亮麗」、「井然整潔」的「廢墟」（暴政統治底下的城市只會是廢墟），紀錄片裡的這些「文字—圖像—影像」卻留了下來，得以繼續在這個城市裡（哪怕是躲過警察與檢查耳目的城市角落裡）流轉、重現、再生。城市裡的塗鴉（尤其是那些發洩、不滿、批判的塗鴉），乃是一座偉大城市得以繼續成為偉大城市的要件之一。
如果「文字」與「書寫」乃是一個國家或一座城市（甚至這整個世界）的「立法者」，那麼，抗爭者在《佔領立法會》的未竟之功（奪回人民的立法權）、泛民派議員的無能無力之處，反而在《理大圍城》裡的這些塗鴉中完成了——塗鴉標語成為人民的立法書寫。
此一「抗爭者作為立法者」的實踐，也濃縮隱喻在銀幕裡的每一頂安全帽上。銀幕上這些簇擁的、集結的、醒目鮮黃色的安全帽，一方面是「城市作為戰場」時，抗爭者面對隨時警棍毆擊的防護裝備——甚至也是反擊裝置：理大抗爭者幾乎像是歐洲中古時代城池居民在城垛上對圍城者進行負隅頑抗，以安全帽和彈力繩索製作「石塊投擲器」；另一方面則是「城市作為工地」時，抗爭者一邊對抗讓城市淪為廢墟的政權、一邊徒手建造城市的勞動象徵（別忘了這款安全帽就是工地裡勞工的基本工安配備）：構築街壘，不只保衛理大校園，也是重建香港這個城市。「手足」不只是戰友，也是胼手胝足的工友。
紀錄片的銀幕讓觀眾發現，圖像化的塗鴉標語，醒目的鮮黃頭盔，皆是香港這個自由城市的（再）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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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立法會》（Taking back the Legislature，2020）／圖片提供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影意志Ying E 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