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當年，還在學校唸書時，常聽見一位臺灣獨立紀錄片界，算是先行者，並且早已享有其地位的老師輩人物，把一句話掛在嘴邊當口頭禪一樣的反覆：「在臺灣，拍紀錄片就是註定要窮困的！」
聽在初初進入紀錄片學習堂廟之奧的我的耳畔，這樣的說法，似有其自我解嘲的諷刺與無奈。在學習的路上，選擇紀錄片而非劇情電影，並非只是為了所謂紀錄片社會實踐的意義，相比於劇情電影，較易彰顯的功能性目地而已，而是堅信在非敘事結構的影像排比中，影像的創作本質與空間，會因解離而被釋放。這番師長前輩的自我嘲諷，看似否定了紀錄片成為一門以創作換取的生存之道，僅能做為形而上的，為理念奉獻而生的勞動和生產。
隨後的學習過程，在影像創作本質和其社會實踐意義的，交互檢證與質疑中度過，紀錄片的生產，已然變成真正的工具性考量；影像的純粹與創作的本質，躲藏到影像的背後，影像的內容物表達高過於一切，影像的本體語言呈現不再是重點，這對奉行相信，影像應有獨立自主性格的我而言，不斥是段自我認知毀滅與重建與再毀滅的，反覆痛楚試鍊。
值此同時，臺灣的獨立紀錄片，因著數位化攝影器材與電腦剪輯後製軟體的輕簡化，開始如火如荼地展開，在臺灣成為一種蜂湧的文化現象，產生一種城市鄉村、街頭巷尾，人人都拍紀錄片，紀錄片成為全民運動的錯覺。加以公部門的資源不停輸入，各類打著紀錄片名號的影像工作坊、訓練課程的設立，「今天紀錄片了沒？」，似乎成為文化的新時尚。
但弔詭的是，不若常理的經驗，流行熱門的東西隨處可掬，紀錄片在這樣一個人人喊熱的時機裡，其實，非常非常不容易被「觀賞」到。每週一次的公共電視臺節目「紀錄觀點」，是固定且唯一的大眾媒體，為臺灣獨立紀錄片的播映窗口。除此之外，各項設有紀錄片項目的影展，是另外一個選擇，參與競賽的紀錄片獲得公眾映演的機會，想看紀錄片的民眾，才能藉此接觸紀錄片。還有一種口語傳播式的，紀錄片導演自力舉辦的巡迴放映，透過親朋好友口耳相傳，或是網路的電子郵件轉寄，在某時間定點，聚集一票觀眾觀賞影片，並且與導演對談，恰似秘密集會或
某些次文化的集會結社組織，若不在此脈絡中人，便難得到相關訊息與入門卷。
之後，雖然因為獨立紀錄片的題材廣泛，觸及的層面為多數主流媒體不願花時間關注者，因而在其「功能性」的彰顯，與影像為大眾流行文化易於接受的形式，以及文化現象熱潮的推波助瀾等前提下，漸為部份公私立部門注意，因而成為固定展演或講座、研習等活動的要角；紀錄片的被觀賞，逐漸有更多元的管道，可提供原本屬於其他脈絡的社會大眾有與之碰觸的機會。然而，較之於劇情電影，諸如在院線電影院、影片租售店，甚至是網路的下載機制等廣大通路的方便可得，紀錄片實在仍為小眾，但在此所指的「小眾」，並非單指觀賞者寡，而是連可使用的平臺也少。使用平臺的限制，或者也就制約了觀者群體的擴大。與臺灣劇情電影，乃至於劇情電影之極致的美國好萊塢電影相比，其影像製作與販售交易背後，所代表的商業收益，臺灣獨立紀錄片的區塊自然不被看好，甚至不可能存在。所以，常有紀錄片作者，在影片完成，經過前述的幾種映演方式發表完成，時效過去之後（影片參與相關映演，常有完成時間的限制），作品便成為大夥自我消遣的「傳家寶」，只能存在自家的防潮箱，難以再和大眾奇文共賞。也因為這樣的現實現象，導致臺灣多數獨立紀錄片作者，多半難以成為專門專業的紀錄片作者。少數兼差接案，或以其他工作收入，維持創作紀錄片，大多數在一兩個作品問世後，便放棄再創作紀錄片的可能。創作紀錄片，或者是為個人的興趣而生，也或許是為實踐社會意義而奮鬥，以紀錄片換取商業利潤並依此為業，似乎遙不可及。因而，選擇紀錄片做為實現個人想法的「工具」的影像工作者諸公，或為爭取公部門所釋放的資源而在創作的堅持上打折扣，或為找尋各類徵件競賽搶食大餅的弱肉強食戲碼，不斷上演；出資者干預創作者，強制修改影片內容以符合期望等等將紀錄片視為「工具」，再「工具化」紀錄片作者的情事不斷上演，致使紀錄片導演們難以自主，不論從社會實踐的意義或個人影像創作的面向切入，都得不斷在現實的黑暗和理念的光明之間擺盪。
臺灣的獨立紀錄片，難道真的沒有商業性，可以藉此獲得收益，讓辛苦的紀錄片作者們，部份擺脫強勢出資者，或某些公部門的不當宰制，讓紀錄片作者不需面對貧困，得以專心回歸紀錄片創作或社會實踐的本質嗎？
其實，端看屬於小眾的紀錄片放映，與大規模的電影院線映演，其所可能造成的商業收益，似乎不成正比，然而紀錄片議題與被討論的時效綿長，並不似商業劇情電影的僅具話題時尚性格，且紀錄片常因其與時俱增的時間價值而增值其份量，更添其商業上的可為之處。以出版發行的型式，讓紀錄片被觀賞的管道，更添一項，並且契合於紀錄片細水長流的特質，或為一項得以認真思考的解決方案。紀錄片的被出版，其目的特質，與行銷販售的操作方式，都應與商業劇情電影有所區別，或許其商品特質，雖為「影像」，然其被閱讀的方式與觀者屬性，則更貼近於「書」的商品質地與讀者也不一定。
紀錄片若能被出版，紀錄片導演可以獲得來自自身作品的直接收益與回饋，創作紀錄片的本身，其意義也更能被開展，不論在於創作精神與嚐試的成果之被看見和討論，亦或在社會實踐的議題之被擾動等目的，讓紀錄片被置於另一層的流佈管道之中，斷然可以創作出紀錄片在文化創意產業層次的產值，紀錄片作者可以藉此支持自身的永續創作與理想，來自資源擁有者的掌握亦較不易影響紀錄片作者自主的權力。
紀錄片的出版，當然也仍存在其重重困難，致使目前在臺灣的獨立紀錄片，仍舊暫時難以被有效且大規模的，成為一項成熟的出版品項。困難的所在，包括商業出版體系的遲疑不前、紀錄片作者自身的意願、影片內容版權規屬，以及因紀錄片本身題材牽涉敏感而難以被出版等因素。其中，多數紀錄片作者對於自己的影片，脫離熟悉的「面對觀眾」的映演模式，進入到「無可捉摸」觀賞者為何人的出版發行模式時，多少都會有所猶豫遲疑，或者是為臺灣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堅持作者論的創作特質。然則，若能確立紀錄片能被更大多數人看見，方能發揮其真正效益的宗旨，並且建立透明合理的出版發行機制，以作者的立場出發，以「經紀」作者的角度切入，此等疑慮或可降低。畢竟站在獨立紀錄片作者的立場而言，沒有資源支持，辛苦創作獨立作品的過程，作品的產出，自當要珍重萬分。
近年來，臺灣的獨立紀錄片作者，也已開始嚐試將其創作過程，在思考影片題材拍攝的一開端，便將出版發行列入計畫，不論其作品在完成後，採行戲院的映演、或獨立出版、或得到商業系統的援奧，得以進入正式出版發行等方式，顯示獨立紀錄片作者尋求更多可能與觀眾的對話空間，以及想藉由商業的收益獲得支持下一部影片的拍攝資源，皆展現獨立紀錄片未來可能的商業潛力。然而，在目前有限的出版與發行實例看來，不論是在專業出版商的操作，或某些影音出版商的兼營操作，紀錄片的發行考量，仍不脫其市場票房表現（少數上過電影院線者）或其工具性能。其中，又以曾經獲得知名獎項，或可由影片內容延伸出教育目的或教學議題的紀錄片作品，被出版的可能性較高，純粹的創作或在電影美學上有獨到表現的作品，較難為出版商與市場所接受。若以在商言商的角度看來，現階段的臺灣獨立紀錄片，似乎也只能暫時無奈的接受如此缺乏紀錄片主體性的商品包裝策略，待消費的模式更為成熟時，方得操作如劇情電影般的，以電影為本體，朝分眾概念來強調影片屬性的商品包裝法，而不需一眛強調其影片的附加功能和衍伸意義。
不可諱言的，臺灣獨立紀錄片的出版發行，所面對的商業與市場開拓挑戰不可謂不鉅。特別在於市場規模較小，和如何擴大獨立紀錄片觀眾群，以及建立新的消費模式等問題上，將會是紀錄片工作者與出版發行商，兩者皆需共同努力的方向。共同以從「供應」到「販售」，促使獨立紀錄片在未來可以成為成熟的商品為目標。然則，成功的「商品」之於「獨立紀錄片」，會否造成另外一種紀錄片工作者自主權，或獨立紀錄片社會實踐與創作特質的，被商業所妨礙和剝削，則將又會是另外一個需要嚐試找到平衡與討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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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林木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