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第八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原本預計在北京宋庄於2011年5月1日至7日舉辦，但在4月中時卻因政治壓力過大而宣布停辦，影展網站和已經累積十年中國最大的獨立電影討論網站「現象網」也一併被關閉，紀錄片工會原本和影展所合作的「台灣單元」自然也無法播出，但在種種考量之下，工會仍派出了代表遠赴北京。趁著機會，我們和策展人朱日坤先生進行了一次訪談，他從2003年起開辦中國紀錄片交流周，每年也還舉辦北京獨立電影展等活動，在栗憲庭電影基金開設電影學校……等等。
林木材（以下簡稱木）：中國紀錄片交流周是在2003年開始的，我想請問為什麼是在2003年？以及當初為什麼會創辦一個紀錄片影展？
朱日坤（以下簡稱朱）：當時我在2002年時辦了很多電影活動，在2002下半年也舉辦了一個比較大型的影展，是跟中國第六代導演有關的，劇情片佔了比較主要的份量。當時我就發現紀錄片是這樣一種創作的方式，重現了比較多的故事，也有很多人開始在做這樣的電影，我本身也想了解以前的紀錄電影的模樣，所以當時就想辦影展，去蒐集以前的資料。當時影展基本上是一個回顧型的，去看過去產生的電影是什麼，而且在中國事實上討論紀錄片的人還是會把體制內的電影放到紀錄片的範疇去討論，所以我還是把一些體制內的紀錄片放到影展裡，從兩條路線去考察中國紀錄片的歷史，於是在2003年初就做了這樣的紀錄片影展。
木：剛說這個影展從03年開始，比較是回顧中國紀錄電影的過程。但我知道後來也有一些國際影片進到影展裡，有了影人的專題。像今年原本是做日本的佐藤真，過去也做過日本的小川紳介、土本典昭、比利時的亨利‧史托克（Henri Storck）、韓國的金東元。請談談為什麼選擇這些人，以及你們和這些國際組織如何展開合作關係。
朱：比如說小川紳介、土本典昭，其實今年還在籌備明年準備做美國的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並不僅僅從電影的角度來介紹這些人，而是這些人在中國的紀錄電影歷史上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是大家談論他們很多。但很多人是沒有看過電影的，不知道這些電影具體是什麼樣子，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我希望把這樣的東西展示出來，真真切切地看到電影，而不只僅僅是像以前那樣，從文字或其他方面去理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舉辦這些回顧展，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加強這種溝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慢慢地去瞭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他們在做什麼，互相促進了解。
木：紀錄片交流周同時也設有競賽單元，今年的報名數量多少？
朱：總共的話是60至70之間。報名時不分單元，是由我們來選擇。
木：這樣數量以中國紀錄片來說算是多嗎？
朱：不算多，但對影展來說已經是很多了。明年我們會辦兩個影展，也都有紀錄片單元，加起來我們一年內收到的紀錄片大約有100多部。我們不會收到很巨大的數量，因為做紀錄片的人並不多，因此這樣的數量已經很可觀了。
木：我好奇體制內、電視台的紀錄片會報名嗎？
朱：有一部分會。一方面他們搞不清楚，一方面對「獨立」的理解不一樣，有人會把獨立和商業聯想在一起。但現在也會出現一種情況，影展有部分作品也有電視台的參與，像是徐童的新片《老唐頭》就有電視台的資源，但細節上我不太清楚。
木：我知道中國有另一個紀錄片影展，廣州紀錄片大會。
朱：那基本上是電視台的影展。
木：中國十年前有很多紀錄片工作者是在電視台工作的，像段錦川…等等，他們現在還是在電視台嗎？很多年沒看見他們有比較突出的作品。
朱：這兩年情況我不知道，但前兩年他們自己成立了一些公司，拍的大多是是電視台的節目，部分可能也有國際影片。也許幾年之間會有一部比較屬於自己的作品。
木：剛剛這樣說下來，似乎你們並不會去挑電視台的作品，或是商業色彩比較濃厚的紀錄片。
朱：我們不會去挑那些。第一個以影展的品味，我們會挑的肯定是獨立電影範疇內的作品，第二個我也不會按照一種所謂「考慮觀眾」的觀點去挑片。因為我覺得那樣的東西已經有很多影展可以做到。
木：所以像國際上比較大規模製作的中國、或以中國為題材的紀錄片，像是《歸途列車》，您曾考慮過選擇這樣的影片到影展裡嗎？
朱：我考慮過，但我會同時考慮很多因素。像《歸途列車》我認為是可以挑選的，但這部影片在我們影展之前已經在很多影展放過，看過的觀眾也不少，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再放了。因為我們影展本身規模有限，我覺得盡可能放的是，我們覺得更需要在這個社會上需要去做的，告訴觀眾、告訴別人的紀錄片，而不是放那種已經很有知名度，大家已看過的。
木：所以獨立性、獨立精神應該是你們挑選影片最重要的特點？
朱：這當然是一種特點。但我覺得要考慮電影的藝術水準，藝術水平到達了怎樣的程度上。我們事實上盡量的去提高這樣的標準，所挑選的電影總體標準在那樣的線之上。
木：我的理解是，這個影展相較於其他影展，挑選的影片有比較強烈的政治性，某些題材也直接暴露了許多真相。這樣的影片或影展，尤其在中國會不會受到很大的壓力，您是怎麼看待和思考這些事情？
朱：包括在中國，也很多人認為我們把影展做得好像特別激進，有對抗性。其實那個我認為是一個呈現的結果，而不是我們本身就想這樣做。我們做影展的時候，首先不要自我審查，盡量減低這樣的審查。這樣在挑選影片時，範圍將會是更寬的而不是更窄的。我們是寬容的去看待所有電影。在中國做影展，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樣的影片不要放，其實我是從來不考慮這種問題的，我們的團隊也不考慮這種問題。我們只認為哪部影片是好的，那哪是不好的。首先是從電影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從政治或別的角度。
在中國做這些，肯定會有很大的壓力。壓力不是對我個人的，而是對活動來說。它會導致政治部門的人非常關注，甚至不希望它存在，類似像今年這樣受到非常巨大的壓力。
木：本屆影展被停辦，您認為背後的時空因素是什麼？當然我們知道艾未未被抓的事件，還有茉莉花革命的事情。
朱：從大環境來說，從去年到今年，中國整個社會局勢都非常的敏感，很多矛盾的出現，社會衝突加劇，包括底層階級和政府的衝擊是非常厲害的，也出現了各種各樣很重大的社會事件，甚至有人提出很明確的對抗政府的口號。這都使得政府會更加緊張去控制這個局勢，害怕失控。用中國政府的話來說，應該把穩定放在高於一切的位階上。換句話說，不穩定的事情就不能去做，即便中間他有什麼損失，也沒關係。
木：像今年影展停辦，對於明年你是樂觀的看嗎？
朱：我不樂觀，但我們會去尋找一些辦法，我希望影展能繼續。但可能沒這麼容易。
木：在中國辦這樣的影展，已經有那麼多年的經驗了。您覺得影展在籌辦上最困難的是什麼？
朱：最近幾年我覺得我們的影展在中國的環境裡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但仍逐漸在想其他的辦法，不過事實上到了今年發現也並非如此。我們的資金一直非常少，大概是十萬、十來萬人民幣。有些是我自己的錢，有些也必須和其他影展合作，像是這次和台灣紀錄片工會的合作。雖然不容易，但仍然能夠持續。我們在這裡建立了一些基礎設施，像電影院、資料室的硬體設備，但這些受制於環境的影響還是很大，外部的環境很容易影響影展的生態。
在思想上，在對電影的創作能力上，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括我們對這種電影節的活動上，我也一直在反思。前幾年只要邀導演來，天天在喝酒聊天，我們就覺得很溫暖。但在我看來，這份溫暖不重要。大家天天在一起，覺得特別開心，當然我們會討論電影，但是我覺得那只是一個階段的事情。現在我們的電影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是更惡劣的，如果我們的電影沒有提高的話，事實上會走向一個很糟糕的下坡路。看起來做電影的人好像很多，但總體電影的水平一直在下降，有意思、有力量的電影越來越少，那就會變得很危險。
最近我的理解是，包括最近做獨立電影的人，其實很多都不喜歡我偶爾發一點言論，就把我視為一個異端，或者就覺得我這樣的人只純粹會跟政府去對抗，並不是這樣的。我認為包括做電影，你不要把你感覺到很溫暖的東西，放到電影裡去。就包括影展也是一樣，你不要把影展的唯一功能放在，我們大家團聚在一起，有很多人，很溫暖很開心很溫馨，這事實上沒有作用，唯一作用就是你留下了一個好的印象，電影真的就成了一個party，大家會回憶起來有溫暖的感覺。但這樣的東西，在基礎上我認為是很低層次的。我們還是希望把我們的交流，提高到思想上，到非常激烈的討論上，而那種大家覺得很溫馨的，很人際的東西，僅僅是其中的一個輔助。現在我們辦影展，很多時候好像顛倒過來了。這是我所不認同的。
木：據我所知，也有不少國際影展很關注中國紀錄片，並且挑選了這些影片進入影展單元裡，你們跟這些影展有特別的人脈關係嗎？這些關係是因為影展而建立的嗎？
朱：有一些是國外選片人到影展來看到之後所挑選的，這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現象。因為這一年其實關注中國獨立電影的機構影展，已經相對多了一些。譬如說像北美的國家，以前放映中國紀錄片的機會並不多，頂多在電視台而已，但這幾年譬如在紐約的影展，還有其他的機構，像紐約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都有舉辦中國紀錄片的活動，有一部分是和我們合作的。有些是我們邀請他們來來參加影展，有些是我們幫他們策劃節目。是這樣的一些交流。
當然國際上選擇中國這些獨立電影也有一定的歷史，特別是從第六代導演開始，當時放映的機會並不多，比較多是在歐洲的影展，這樣的脈絡也正在持續著。
木：辦影展可以引進一些影片，也可以將本土的電影推廣至國外。就您自己認為，組織這個影展，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或初衷是什麼？
朱：其實對我來最重要的是，通過影展來提高本土電影創作的水平，這是我做為一個策劃人所期望達到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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