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調英倫】紀錄片的拍攝與道德─幾個英國電視紀錄片的實例討論(文/陳斌全)

紀錄片的製作過程裡,不論是題材的選擇,拍攝的方式,亦或是片中人物或作者觀點的呈現等面向,常常會與道德問題牽扯而備受討論。紀錄片與道德的相互牽絆,實則因為紀錄片的本質之一,即為透過影像的再現,而映照所謂的「真實」,因而讓紀錄片在呈現現實的議題上,與道德的拿捏息息相關。也因此,相較於其他影像形式,如:劇情電影、動畫、或以影像為媒材的錄像、裝置藝術形式等,在同樣因為意識形態,或作品(影像)內容而涉及道德爭議時,紀錄片招致的批判,會較諸於其他影像形式,有更多一層,因為預設為「真實」的本質的更嚴苛檢視。所以,由過去的諸多實例可見,紀錄片一旦引起泛道德的爭議時,對於影片內容(包含被拍攝者)或紀錄片作者處理題時的手法上的批判,多半䧟入極端的論戰。也因此,英國紀錄片學者Brian Winston(2000) 認為,紀錄片的「製作(production)」過程便是一種對於所交涉的題材的「調解(mediation)」(或說介入)過程,繼而提出,對紀錄片的道德問題而言,就是在探討作者對於所拍攝紀錄主題的調解介入,因而,在何種程度以內,才算是合乎道德的?

然而,當作者欲意將紀錄片視為社會實踐的形式時──紀錄片最普遍被使用的工具性定義,由作品而論,愈爭議或愈罕見的題材,牽設到道德爭議的風險可能更高,由作者而言,因作品的愈成功,遭致道德質疑(來自於被拍攝對象,或是外部觀眾)的風險也可能愈會存在;因此,如何在諸多可能的「爆點」之間,尋找作者與作品的立足點,避免因為道德爭議的被引發,而使作品原始預設正向目地的失焦,無不成為,想要以紀錄片涉入社會實踐目地的紀錄片工作者,念茲在茲的課題之一。 以下舉幾部英國的電視紀錄片為實例,討論處理普遍認為涉及泛道德的敏感題材時,其作法為何。囿於篇幅,本文的目地並不在於深究其作法的合適與否,而僅藉此提出幾個思考的方向。



在2011年於BBC Two播出的《Terry Pratchett:Choosing to Die》(臺譯:《死亡處方箋》),講述奇幻作家Terry Pratchett在幾年前,檢查出自己患有阿茲海默症的症狀時,開始思考為保有自己在生命晚期的尊嚴與家人的權益,在安樂死尚未合法化的英國,主張人應該有選擇自己死亡時機的權力。 影片播出後,在英國引起廣泛的涉及道德的討論。除議題的本身原本就涉及高度的,與世俗道德概念違背的宗教爭議外,影片內容,追隨兩位主要的角色,對於自主死亡與所患疾病的看法,以及付諸行動,到瑞士(目前唯一合法可以接受外國人安樂死的國家)進行安樂死的過程;乃至於最終出現部份過程的畫面,亦引起討論。影片當中出現的,選擇安樂死的主角,其家屬,與負責執行和招攬此一臨終業務的瑞士業者,在影片中所呈現出的態度(特別是片中富商的遺孀),都面臨道德問題的檢視與批判。然而,紀錄片的製作單位為何選擇與一位高知名度的作家合作,是為突顯議題的策略,亦或有其他考量,則是衍伸性的可能話題。



近期在BBC One播出的系列電視報導式紀錄片《Britain’s Biggest Hoarders》(2013),則是以有囤積癖的人物為主角,由主持人Jasmine Harmen引導,帶領觀眾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同時瞭解這些囤積現狀形成的背景,進一步地,透過專家或志工的協助,慢慢協助這些被拍攝的人物,清理其居住空間,回復正常的生活。在一堆囤積物品中,看來永遠衣著整齊明豔美麗的影片主述者Jasmine Harmen,其實是一位專業的電視主持人,她與這個紀實節目的正當性連結,是由於她自己的母親,也曾經是為有囤積癖的行為者。影片所紀錄呈現的主角,在影像曝露其生活與生命史的之後,縱使透過看似「正面」的協助行為,讓觀眾明白囤積癖行為者的造成,並不能僅僅只用負面的角度(如:精神障礙)來解讀之,而應有更為開闊與包容的思考來協助。然而,仍然很難保證,影片主角一經媒體的曝光後,所遭致的負面效應不會比正面效應少,在這合理的推想之下,影片拍攝之前,如何取得被攝者的同意,以及如何避免製作單位(包含引導主述者)不是透過剥削弱勢而達到其他目地的道德爭議,當然考驗紀錄片的呈現角度與製作態度。



在Channel 4播出的《Sex on Wheels》(2013)又是另外一個例子。這個單集紀錄片,討論關於身障人士對於生理情慾的需求,與性行為的解決方式和探態。影片觀點和接受訪問者的態度,不論是主角本人,亦或是其家人,都非常正面且開放的討論關於身障人士對性行為的苦惱與解決方式;影片也包括裸露鏡頭,與對性行為的直接語言描述。 坦言之,影片的內容與影像呈現尺度,皆合於英國的媒體播出準則,然而,部份對於受訪問者和影片中描寫較為直接的,接受性行為治療的內容(如:女性治療師與男性被治療者,兩者的全裸互動),其作法是否為逾越道德的過度呈現?還是僅為營造影片聳動話題的戲劇性設計?亦或是,依討論此一議題的適切性而言,最佳的作法?

Brian Winston指出,持攝影機的紀錄片工作者,常會用被拍攝者的「同意(consent)」來做為「保護(defense)」自己與其作品, 萬一因為題材或影片處理方式,遭致不論是來自於外部(觀眾),或是內部(被拍攝人物)之間的道德爭論。然而,Winston指陳,被攝者的決定同意,有時是在處於對紀錄片做為媒體,其後續影響力的不能完整明白,亦或是礙於持攝影機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權力」位階的不平等下,所做出的同意決定。因而被攝者的同意,是否可以做為紀錄片作者,因為主觀的對影片題材的處理,萬一發生道德問題時的合理逃避理由,是需要再思考的。上述的幾個例子,最終似乎沒有引起針對影片作法上的道德質疑和爭議,所引發的討論,多半聚焦議題本身原本就帶有的爭議性(如:性、宗教,等)而無涉道德;這與英國的整體社會對於相關議題的看法,其原本的態度與接受度有關。然而,做為紀錄片工作者,當所著手「調解(mediation)」的題材,可能引起廣泛道德爭議,或是社會大眾敏感神經時,如何在清楚表達自身(影片)觀點,與避免傷害、剥削所拍攝的人物題材之間的分寸掌握,同時顧全到社會所能接受的尺度,永遠是個進退兩難的課題。


註:Brian Winston, 2000, Chapter 6,〈Lies, Damn Lies and Docu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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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電影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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