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工聚會側記】電影作者的反思與行動──應亮導演心得分享



側記/吳欣怡

九月初時,在與南方影展合作之下,紀工聚會講座邀請了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應亮參與,講座中經由導演對於《慰問》、《我還有話要說》兩部劇情片作品詳盡的創作分享,從創作動機、實際拍攝層面以至後續衍發於個人與環境上的影響,不僅加深了對於應亮導演創作上的了解,同時也對於中國迥異於臺灣的文化語境有了初步的認識。應亮導演除了為劇情片導演外亦為電影教師,培植了中國、香港的年輕電影創作者們,在中國期間更有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的策展經驗,目前也與其他在港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者、研究者籌組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在講座中,應亮導演亦詳細解釋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歷史與現狀,以及這個研究會處於和中國相較下相對自由的香港,這群組織者的願景與行動。


《慰問》
應亮導演來自上海,卻長期居於四川,並在四川有了多部長短片創作,《慰問》即為其中之一。《慰問》拍攝動機來自2004年發生在四川自貢市的一場嚴重的公車交通事故,而導演與其夫人即為目擊者之一,這場意外造成了十餘人死亡、三十餘人受傷,起初引起眾人憤怒,但隨著時間推演,主流媒體便逐漸沉默,在將相關人員判刑後,這件事便看似塵埃落定,沒有再引起更進一步的討論。但經過幾年沉澱,2008年應亮導演決定拍攝與此事件相關的短片,這部片花了三天時間準備,包括準備服裝、器材、人員、天氣狀況、觀察地理等,演員都是非職業與自己合作過較為熟悉的朋友,場景選擇在一個即將遭受拆遷的院子裡。第四天開始依據導演事先所寫下的清晰文本進行排練,小部分隨著現場狀況而稍作改動。第五天則為實拍,而後花費約一個月的時間處理後製工作,在製作聲音上著墨較多,由於《慰問》的鏡頭很長,因此必須擁有節奏,除了畫面元素的調度外,聲音的調動亦相形重要。

同年五月,發生了四川大地震,當時眼見這些新聞畫面都是類似《慰問》的場景,甚至更為誇張時,導演備感無力,也開始反思拍片的意義,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做得更好、更有共鳴。2009年便暫時不拍片了,開始去北京獨立電影節幫忙,教授電影科目以及到重慶作影展策劃等相關工作,在這些地方一待通常會待上幾個月,認識了許多不同的觀眾、學生與影人,就這樣大約持續了三年沒有拍片,卻也在這個過程中漸漸獲得了恢復的能量。


《我還有話要說》
2008年,上海發生十分嚴重的襲警案,一個北京年輕人楊佳到了上海,進入當地公安局砍殺員警,造成六位員警死亡,在襲警案發生過後的幾個小時,正好導演路過這極為風聲鶴唳的現場,而後開始追蹤這則新聞,但得到的卻總是表面資訊,諸如數據與結果,而沒有深入的專題討論,楊佳襲警的原因以及如何隻身殺了為數眾多的警察均無法得知。網路上也開始出現艾未未以及維權律師針對這起案件的討論,提出許多原因與疑點。艾未未並拍攝了以楊佳案為主題的兩部紀錄片,不僅調查此案的審理法律過程,更直接採訪了楊佳母親,內容談到了不被提起的過去以及襲警過程。由於對於楊佳案件的持續追蹤,以及事件本身與自我的經驗連結,導演開始產生希望自殺人犯母親角度述說其心情的想法。

2012年韓國全州國際電影節邀請應亮導演進行短片創作,創作題材形式不設限,並贊助其經費,預計完成後將和其他短片作品公開放映,而恰好應亮導演原先對拍攝的初始想法便是短片規模,在雙方合拍的情況下,《我還有話要說》的創作也正式展開。《我還有話要說》的構思是:楊佳母親在兒子去世前的兩天半,結束近五個月的關押回到北京家中生活景況,思考上她以為還能再繼續申訴,正準備文件資料與過冬衣物快遞到上海。片中也包括鄰居對於她突然回到這個環境中的看法,以及維權律師與富正義感的記者時時出沒在家門表達關心,而法官在未通知家屬的狀況下突然宣布死刑定讞,呈現在這個不長的時間中,一個母親極端的心情轉變。

寫出劇本後發現這將是一部約70分鐘的長片,韓國影展方也表明在經費不變下並不會多作干涉。因此《我還有話要說》順利開拍,同時也運用剩餘經費辦理workshop,請了一些講師上課,並有七個學生加入團隊中工作,也因經費較過往充足許多的關係,能夠聘請到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包括燈光、攝影、收音等,開拍前會先簡單教學,拍攝過程這些專業工作者會帶領這群學生實作,每天結束拍攝大夥便總結當日狀況,並討論隔天計畫,效率極高,原來預計九天的拍攝在第六天便完成,後來剩餘兩三天則開設電影講座,大家都感到收穫十分豐富,儘管影片題材沉重,但對導演來說仍是十分愉快的過程,並且在拍攝前與拍攝中皆未受到官方干預,以平靜的心情完成這部安靜的電影。

這部片的剪輯是在香港,當時處於香港演藝學院的授課學年期間,在即將完成時導演在香港接到父母電話,得知警察去過家裡並指明這個題材是不能拍的,且將家中所有片子帶走,而後又陸續和其他親戚接觸,也曾與導演聯繫,繼續表示這部片不能夠被放映與存在,並向韓國全州國際電影節表達希望可以買下這部影片版權,但被影展方拒絕,一個星期後仍順利在韓國放映。在彼此對話毫無共識的情況下,逐漸演變至目前滯留香港的情況。


近期思想狀態的轉變:離開後反而看得愈貼近


在發生《我還有話要說》政府積極干預的事件後,應亮導演也無法再回中國,一直到近半年導演才逐漸承認目前的狀態為「流亡」,從好的方面來說,新生活開始逐漸認識自己是誰,發現愈離開中國本地卻反而看得更加貼近,甚至從前看過的電影、閱讀過的文字,再次拾起重看、重讀,都隨著心境轉變而產生與過往極不同的感受,是更加具體的收穫。而流亡狀態最大的壞處便是,離開擁有歸屬感與汲取養分的四川,原先創作的根被突然斬斷,像盆花卉或樹被強行挪到他處,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得到修復。

在這段時間裡,導演除了希望將原先進行中的影片計畫完成,包含在拍攝《慰問》時作了許多別於主流媒體的調查採訪,以及拍了部分劇情素材,但後來因為發生官方干涉事件,以至於無法有完整時間將原來計劃完成,在導演個人對於電影、紀錄片認知不斷變化之下,將如何面對這些未完成品,目前期望可以在明年將影片完成。此外,第二個欲達成的計畫是,希望在香港能夠恢復電影表達能力,陸續已經進行一些相關準備工作,也許會和目前的精神狀態變化與不穩定的歸屬感有關,並加入對香港社會的看法,再將之內化為故事表達。


在港的「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
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約從90年代開始,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過後開始進入一個積極時代,打破僅國家電視台拍紀錄片的傳統,再加上技術的部分發展,1990年到2000年,一些有國家電視台工作背景的創作者,挾著資源優勢,陸續有了獨立紀錄片作品誕生,如吳文光的《流浪北京》。2001年至今,隨著技術更加普及,致使更多的藝術家、社會工作者與記者都紛紛拿起攝影機,其自我表達的觀點內容與形式也更趨於新鮮生猛。2001年開始出現了第一屆中國獨立映像節,但僅一屆,在最後閉幕前被政府強制關閉,約莫自2003年開始,各地陸續接力出現獨立電影節,如南京的中國獨立映像年度展、昆明的雲之南人類學紀錄片影展、北京的中國紀錄片交流週與北京獨立電影節、重慶則為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等。而官方對於獨立影展的壓迫,也在2011年時開始出現徵兆,當時北京改名為北京獨立影像展,在開幕式上即遭斷電,是2011年第一個被正式取消的電影節,到了2012年南京、昆明陸續停辦,這個狀態也一直持續到展映環境倍加嚴峻的今年。

近幾個月幾位在香港的中國獨立電影創作者、研究者共同發起「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IndependentDocumentaryLab),應亮導演即為其中之一,預計今年正式註冊,這個研究會緣起
當前中國對於獨立電影的管控有關,希望在相對自由的香港,能有機會恢復過去熱烈討論中國獨立電影的景況。主要的工作包含放映、文字整理、討論、出版、國際紀錄片理論翻譯、出版中國獨立紀錄片等,甚至為獨立紀錄片導演擔任顧問工作,也協助尋找資源。


Dana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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