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導演伊恩．湯瑪斯．艾許（Ian Thomas Ash）／圖片來源 |
採訪、撰文／蔡世宗
2013 年，美國導演伊恩．湯瑪斯．艾許（Ian Thomas Ash）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之邀，帶著拍攝福島災區兒童的紀錄片《A2-B-C》來台參加核電影影展，自此，伊恩便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每年都隨著影展邀請來到台灣，包含影片《-1287》入選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國際競賽單元。今年，他則是以講師身分，來台參加由國家電影中心舉辦的 DOC+ 紀錄片工作坊活動。
2013 年，美國導演伊恩．湯瑪斯．艾許（Ian Thomas Ash）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之邀，帶著拍攝福島災區兒童的紀錄片《A2-B-C》來台參加核電影影展，自此，伊恩便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每年都隨著影展邀請來到台灣，包含影片《-1287》入選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國際競賽單元。今年，他則是以講師身分，來台參加由國家電影中心舉辦的 DOC+ 紀錄片工作坊活動。
長居日本的他，似乎感染了日本人的好禮，言談總是掛著謝謝、對不起，但很快也會發現他還有美國人常見的幽默感，言談間冷不防就開起了玩笑，逗樂身邊的人，但也可能在下一秒鐘立即肅穆起來，帶你逼視生命的暗角，他的這些種種矛盾，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伊恩出身美國紐約，自小一直覺得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有種扞挌感不斷困擾著他，大學於紐約的 University of Plattsburgh 修讀文學與戲劇，那時，他常不自覺地被來自國外的交換學生所吸引，隱約覺得自己與他們是同類，「我現在才明白，當初就是覺得自己像是生活在自家的異鄉人的感受引領著我逃離家鄉、橫跨半個地球去到日本。」
畢業不久，他選擇成為真正的異鄉人，隻身從紐約移居到日本，抵達日本那年他 23 歲，自那時起，便定居日本，長達 16 年，「直到離家後才有辦法用言語說出長存於心中的疏離感受」。
日本是讓他獲得新生的地方，而成為影像創作者的想法也是在此萌生，「到了日本之後，我有了支手機，它不僅可拍照還可攝影，這是我人生第一台攝影機，因此我能開始拍東西，心中也開始浮現關於影像創作的想法，後來，我弄到一台攝影機，用它拍了部短片，並入圍了東京一個影展，我心想：這就是我要的，我想要拍片！」隨後，為了學習影像創作，他申請了幾個非美國的英語授課課程，最後英國的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錄取了他。
截至今年，他總共拍了五部紀錄長片，這次工作坊特別挑選了他在布里斯托大學的畢業作品，也是首部紀錄長片《傑克與維琪之歌》（The Ballad of Vicki and Jake，2006）與觀眾分享，影片關注倫敦吸毒的問題，也反映著記錄者的無力困境與倫理問題。
 |
| 《傑克與維琪之歌》劇照／圖片來源 |
介入或不介入？帶有自傳式色彩的紀錄片
「於我而言，我在拍攝《傑克與維琪之歌》過程中學到的比在課堂上還多。不過，去學校還是挺重要的，因為你可以認識人建立人脈，但不能被動地指望可以在課堂上學到所有的東西，對我而言，校園外學習的重要性不輸給課堂上。有時最棒的東西反而不在電影學校中，但它給了我機會，使我能夠去到那邊，讓我拍片、認識人、建立連結，有些人我甚至一直合作到現在。」
研究所的課程強調實務面，並沒花太多時間著墨於理論層面的探討，「那時候我對於紀錄片的真實或者何謂客觀、主觀沒有太強烈的感覺，然而，於我而言，拍攝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誠實』，比方在《傑克與維琪之歌》中，很明顯可看出，我影響了事件的發生，但觀眾可以決定、自行判斷，包括我給被攝者錢這件事，觀眾可以去判斷訪談內容是否因而改變。但總之我不會去隱瞞付錢的事實，而我是否可以在給錢的同時，又保有客觀的權力位置？這我不清楚，一切都交由觀眾定奪。」
《傑克與維琪之歌》作為伊恩的第一部長片作品，這部作品在 2006 年榮獲瑞士真實影展的最佳首部影片獎項肯定，除了鼓勵伊恩繼續創作影片，某種程度上，也確立了他的創作方法與風格。在他的創作中，內容上常常關於母親、小孩、女性、死亡、或是包含某種社會議題如：吸毒、核災、乳癌等；形式上，則透過大量的訪談，並藉由伊恩自身的介入，影響現實，這些元素在《傑克與維琪之歌》中已可看到。
談及是否意識到為何總是如此的涉入被攝者的生活，伊恩回答道：「我其實沒有很明確地意識到為何會這樣，例如在《傑克與維琪之歌》中，我跟維琪起爭執的那個段落，那種情緒的失控與展現，事實上是我的剪接師與執行製片鼓勵我這麼做，他們要我作自己，別有所保留，而我是真的很關心到底發生什麼事，也非常在意維琪。事後證明，這個方法的確奏效，影片部分的成功也建立於此。之後我決定要以這樣的方式繼續下去，不過，我也常告訴自己下部片別再這麼做，自己別再出現、也別帶入自己的故事、不要出現自己聲音，但目前為止還未能成功，也許有一天吧！」也因此，他的作品或多或少有著反身性的自傳式色彩。
從作家夢到電影導演
 |
| 《A2-B-C》劇照／圖片來源 |
自小受到母親影響的伊恩，一直是朝著成為作家而努力，因而大學時選擇主修英國文學與戲劇，「我根本無法想像會成為電影導演，那時也沒有個人電腦允許我可以自己拍電影，甚至可以說，根本沒這個選項，我心心念念就是想成為作家。」
最終他沒能成為作家。但文學與戲劇並未離他遠去，反而用另一種方式，影響著他的紀錄片創作，尤其展現在伊恩熱衷於訪問、對話的方式，他回憶道「這可能與我所受的文學與戲劇訓練有關吧！」也使得他的作品總帶有戲劇式（dramaturgical）的風格，這種戲劇式的風格展現於兩個面向。
首先為衝突的製造，其作品中時常有著個人的意念與某種群體意念的對抗競逐，總觀照著某個社會議題，隱隱約約承載其政治性意圖，例如在《A2-B-C》中，藉由福島發生甲狀腺病變的兒童來質疑日本社會的集體冷漠與當權的顢頇；再者為對話的創造，伊恩的涉入，讓他成為影片其中一個角色，主動刺激現實，藉由不斷提問、回應、傾聽，透過與被攝者的對話，漸漸地勾勒出故事。
從拍片田野到東京校園：困境總能帶來突破
除了拍片外，三年前伊恩開始在東京兩所學校兼任教職，多了一個老師的身份，「你覺得自己是個怎樣的老師？」，「我不是那種大師級的專家，無法隨意開出參考片單也沒有著豐富的電影知識。我僅就我所知的一切方法，希望能夠啟發學生。而我的心得都是來自拍片的經驗。我不會希望學生拍的作品像我，而是拍他們想拍、能拍的題材，用屬於他們個人、獨一無二的方式來拍攝。我這麼希望著。」而透過這門課，透過紀錄片，伊恩也希望學生了解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真實」，某種程度而言，「所有紀錄片都是創造出來的。每個創作者的選擇，包含拍攝時機、攝影機位置、剪輯的取捨，都已更動了他想捕捉的現實。」
東京大學的課都是在「口述歷史」課程的框架下進行，皆以英文授課，學生組成有日本學生也有國際學生， 選讀人數約有十八位，大學生為主，屬於東大的教育翻轉課程（Liberal Arts Program），一學期的教學時數有三十小時，為了保有伊恩拍片與出席影展的彈性，課會安排在六個週六或週日，進行一天五小時的密集教學；另外一堂課開在日本映像翻譯學院（Japan Visual-media Translation Academy），這門課有著兩班，分別以英文與日文進行，較以拍片實務教學為主。
「在東大的課程中，由於我不是教授，因此課程計畫必須獲得系上同意才能進行。口述歷史這門課，主題設計都是關乎倫理難題，我希望學生能試著處在不舒適的位置上，藉此了解他們做的決定會帶給他人生命的衝擊，不這樣的話，就沒什麼好討論的。」前兩年，他開的課依序為「視覺化東京」、「錄製口述歷史」，都是要求學生拍攝紀錄短片或錄製東京歷史。今年的課名為「剪接倫理」，屆時他會發給每組同學同樣的素材、相同的訪問影片來進行剪輯。之後再一起討論他們每一個剪接決定，口述歷史該如何剪輯？我們對於他人故事的理解如何受到導演與剪輯師的決定影響？
「日本有位女子十幾年前遭到駐沖繩美軍強暴，近年因事過境遷，開始接受採訪公開談論此事，也出了書，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議題，因為駐沖繩美軍犯下的強暴案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她的故事其實是很好的口述歷史題材，也值得記錄下來，應該可讓學生藉此了解這故事該如何呈現。她可以談媒體如何處理她的故事，如何下標？如何詮釋？是否有尊重當事人而謹慎地處理？」
但他卻被告知，不能將任何關於「性」的議題帶入課堂中，因為學生可能會因此受創。「這我能理解。只是如果我不能碰觸強暴、性奴役、娼妓、援交等這些在日本非常嚴重的問題，那我們還能做什麼？況且我覺得有時學生受到太多保護了。生命本質上就是會受創，如果你想拍紀錄片，怎能不面對生命的創傷？」
除了影片總是處理道德難題，伊恩亦不斷將自身置於困難的境地，也立下每年推出新作的目標，「生命就是如此，這也是彰顯其價值的地方，假使一切都很簡單，打個比方，如果有人要拿幾百萬美金讓我拍片，我並不覺得我能拍出很棒的作品，我需要這些掙扎與限制。我希望有人跟我說，這部片就僅有這點錢，我覺得反而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我也希望可以不用兼職教書、不用接商業拍攝、不用花時間去建立人脈，然後專心在我的創作上，不過現實並不允許，這些我都必須做，但有趣的是，有限的預算與時間卻讓我在拍片時更充滿熱情。我無法處在舒適的狀態下創作」。困境之於他倒有了正面、積極的意味。
 |
| 《-1287》劇照／圖片來源 |
紀錄片的存在之重
透過紀錄片，伊恩追求的似乎是存在之重，影片中通常無所謂過場，常使用跳接（jump cut），提醒觀眾眼前所見是人為操弄的結果，卻也彷彿抽刀斷流般地突顯了時間的流逝，逼現出時光消逝的迫切感，一切的動靜變化，皆以縱向的時間銜接起來，死亡是他確認存在的方式，也是丈量其人生的方式。
同時，白人的臉龐使他在日本的社會中成為永遠的他者，但透過近乎完美的日文、主動的關切、傾聽、為正義挺身，卻讓他成為「最親密的他者」，而藉由持續的在場、見證也反身映照出他自己的身影，形成自己與他人間持續相互映射的關係，而與人的關係，一向是伊恩自己與作品中最側重的面向，他如此結語：「拍攝紀錄片無異於每個人在生活中所擁有的各種關係。假如你想擁有一段有意義的關係，那就沒有所謂的安全距離。我們必需冒著可能會受傷的風險下敞開自己，同時相信我們在意的人不會傷害我們。保有安全距離意謂你永遠無法真切的了解愛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