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阿紫》（The Good Daughter，2019）／圖片提供 好威映象 Hooray Films |
文／詹正德
觀看吳郁瑩導演的紀錄片《阿紫》的同時，我腦海裡也一直不斷地在「複習」20 多年前在世新大學成露茜教授的講演中，聽她講述她曾經做過的關於「資本主義與人口流動」的研究，以及所謂的「推拉理論」 (the push-pull theory of migration)。
《阿紫》既然是一部關於越南新娘在台灣的生活境遇的紀錄片，以「人口流動」為主要詮釋範圍的基礎理論來印證，應該是蠻有必要的。
首先，「推拉理論」並不是指「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有雙「看不見的手」一方推、另一方拉，造成人口遷移，而是「移出地」與「移入地」這兩方各自都有著使人口外移的推力以及使人口移入的拉力（通常是政治及經濟因素），而人口的遷移則是這些推力與拉力互相作用的影響所造成，且遷徙過程還有「障礙性因素」（比如法令限制或地理障礙如交通距離等）以及「個人因素」（語言能力、個性、資訊的接收與選擇等等）都是影響移民遷徙的變數。
片中的阿紫，是來自越南的外籍配偶。這當然是以台灣為本地本籍的說法，畢竟導演吳郁瑩雖然長期旅居美國，但還是在台灣生養長大，影片主要語言也以台灣這邊的國、台語為主，即使如此，影片並未將台越兩地對立起來，導演也並不偏袒這兩個台越家庭任一方，而是選擇盡可能地呈現每一位當事人的想法及心聲，當觀眾能設身處地地站在不同當事人的立場去思考時，便能體會到他們各自的難處；所以導演不需要一直跟拍，甚至想拍到阿紫「真的」離開丈夫阿龍為止，那完全沒有必要，並非因為兩人不一定會離婚，而是阿紫嫁到阿龍家後的生活與處境並不需要等到那個結果發生（或確定不會發生）才算是有個交代，只要能讓觀眾產生足夠的反思即可，之後任何結果都可讓觀眾自行設想解讀，我想這是《阿紫》的敘事策略成功之處。
從越南到台灣
阿紫會來台灣成為外籍新娘，固然跟她的越南家鄉的境況有關，但導演在片中並未多所著墨，只知道阿紫的家鄉附近有一片沼澤水域，連農田都沒有，在這種地方生活似乎只需要懂得漁獵採撈即可，以現代觀點而言，就是生活在未開發或低度開發的自然區域，當然不可能擁有現代都市生活的物質，很容易被視為一無所有或赤貧——但是他們真的一無所有嗎？
不知道越南在 21 世紀的前 20 年還有多少像這樣的鄉村：沒有農田，年輕人必須外出工作才能賺到錢，薪資也非常微薄；沒有商店，消費得前往現代城鎮，連道路都不見得有，多數人民還是在自然環境中奮力生存。但是阿紫卻認為「錢非常重要」，就算跟相愛的人在一起，沒有錢還是很難過，她做出的選擇是與愛人分手，自願嫁來台灣。
導演對阿紫的這些想法沒有任何追問探究，就只是單純地呈現，但其實可供解讀的訊息及脈絡都還是稍嫌不足，硬要評述很可能形成武斷，或者落入泛道德化的批評，而所有針對越南自戰後、越戰、冷戰到後冷戰的發展歷史，亦都只成了模糊的背景（導演雖然沒有迴避，甚至還拍了胡志明像及背後越南國旗的空鏡，但也沒有任何論述），對越南狀況一知半解的台灣觀眾，大概很難做出什麼反思：為何越南會成為這樣的人口移出國？就只是因為窮？
做為移入國，台灣其實沒有好到哪裡，阿紫嫁入的阿龍一家是雲林的蒜農，每年大蒜的價格受到季節因素及人為炒作的影響，有時會跌到谷底，有時又飆漲到天價，農民雖然有各種補助及津貼，但是還是在台灣生活得很掙扎；阿紫嫁給阿龍，雖說是進入地主之家，但那絕不是大富大貴，阿紫除了身負傳宗接代的任務之外，一樣要下農地幹活，而阿龍家人手不足，常常需要雇請工人做事，雲林在台灣內部本身則是人口外移的縣市，才需要引進外籍新娘。阿龍本身患有小兒麻痺，雙足行動不便，本地年輕人又都外移，阿龍在自己鄉里找不到婚配對象（雖然曾經交過女友但也因女方家人不認可而告分手），若需要結婚成家生兒育女，也只剩下外籍配偶這條路。
這看起來是單純地經濟因素？人口遷徙通常是自經濟低度發展國家遷移至經濟發展較高度的國家？還是要用片中許多人都篤信不移的說法：這真的是阿紫的命？
阿紫自主意志的展現，家戶中變動的權力關係
阿紫遠「嫁」來台，結果是越南老家的危樓拆了，新房子建起來了，連外道路也鋪起來了（然後她和父親說起水圳對面的人家沒有這樣的路，「因為他們沒有女兒」），她想要的幾乎都達到了，但她卻不快樂（這條路應該是阿紫為老家家人打造的「幸福的出路」不是？）；她的父親不避諱地直言：「我知道我看起來很像把女兒賣掉了，但這是她的命。有些人嫁去國外，婆家的人很疼她們，但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好命。」
事實上，東亞的儒家文化傳統中，女子在婚配的過程中向來就帶有交易性質，在以東方父權為主的社會中，妻子、兒女都是可以支配的財產，媳婦在熬成婆之前都不具備獨立的主體權力，但那是前現代社會的思維，片中還保有如此思維者，大概就是阿紫的婆婆以及她先生阿龍的大哥了。
但其實嫁來台灣有很大一部分是阿紫自己的決定，女權的提昇顯然在台越兩地皆然，並無多少差距。對比身障的阿龍——雖然我不太願意這樣說，但他的身障恰恰象徵著父權的殘缺（所以母親與大哥都認為自己能替代阿龍行使父權，直接對阿紫頤指氣使），他的一生與阿紫一樣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他也曾經離鄉遷徙到台北去，學習縫製西服的手工技術，並從事此一行業十年。但隨著台灣紡織業的發展，手工西服這一行業雖未全然絕跡，但大量消減的結果，失業的阿龍只能回鄉務農。他會娶阿紫也是聽媽媽的話，雖然選上阿紫是他自己的意思（即使母親不喜），但阿紫要寄錢回越南幫父母、幫兄弟，想出外找工作，帶二個女兒回越南，阿龍即使再不情願，也都還是沒能攔阻。
片中呈現阿龍與阿紫的直接衝突並不多，其中一次是在田中的農事，阿紫認為請了人來幫忙，當天收工時就該把工錢給人家，阿龍則認為第二天還要來，之後再一次給就好，結果是阿紫一一發了錢（不知哪來的錢？），阿龍怒飆三字經，然後其中一位較年長的女工勸阿紫在外面要給男人「留點面子」。
看起來是滿滿的農業社會父權思維貫串其中，其實結果是女權獲勝。何時發工資只要雇傭雙方認可就好，本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但阿紫的堅持可能已打破了原來的潛規則，甚至有可能造成阿龍資金調度週轉的困難（也可能只是增加麻煩），這些更細緻處無法深究因為影片沒有呈現，因此其實無法判斷何時發工資才是適切的，但重點是阿紫在此衝突中展現了自己的權力意志。
影片選擇呈現阿龍與阿紫夫妻衝突的一個事例，阿龍一家人並沒有虐待她，也沒有剝削她，阿紫的委屈多數來自婆婆（反而婆媳的直接衝突沒有呈現），或者事情不如她意，然而多數的觀眾會選擇站在支持弱勢的一方。我得說，這對夫妻關係中阿紫未必就是弱勢的一方，但若著眼於整個家庭，則確實阿紫經常會感受到孤立無援（也因此經常與阿龍爭吵），所以家庭中的權力關係其實是會隨著情況不同而變動的。但是阿紫是否會衝破阿龍所象徵的那個父權的缺陷，打造出另一條她在台灣的家庭「幸福的出路」？這就有點渺茫了，畢竟影片的訊息不足以判斷其可能性，且影片最後是阿紫帶著兩個女兒走在路上的背影，暗示兩人有可能分離，因經濟因素結合的「跨國婚姻」，是否只能滿足經濟上的需求？
電影裡的跨國婚姻移民
如同世新大學社發所的夏曉鵑教授在其一篇研究「跨國婚姻」的論文〈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中說道：「跨國婚姻雖為兩地被邊緣化的勞苦大眾為尋找出路而形成的結合，然此異化過程使得這種結合無法形成顛覆結構的力量，因此更間接地進一步強化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我之所以一直想起成露茜教授的演講，是因為那時正好看了一部日本導演羽田家代 1994 年拍的劇情片：《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關於第一代日本女性移民到夏威夷的故事。這電影與《阿紫》的差別是：由工藤夕貴飾演的女主角 Riyo 是個孤女，她沒有原生家庭的羈絆，雖然發現先生的年紀比她從照片上看到的還要大上 20 歲，覺得有受騙之感，但就算要回日本也得先找到工作、賺到旅費才行。就現實面的不得已而言，她只得先暫時留在夏威夷，最後由於戲劇性的轉折讓她決定永遠留了下來。
《照片新娘》的角色設定又令人遙想起楚浮的《騙婚記》（Mississippi Mermaid），從日美之間到法美之間，這些不同國家不同語境的跨國婚姻及移民故事，不由得讓人思索其中的文化差異，然後再比對回華語電影來，其實有不少都是關於移民的電影，並且往往是女性移民的故事最是深入人心。香港蔡繼光導演的《男與女》；張婉婷的移民三部曲：《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話》、《八兩金》；羅卓瑤《愛在他鄉的季節》；關錦鵬《三個女人的故事》等都是佳片。台灣這邊也沒缺席，李安的《推手》及《囍宴》雖不那麼典型，但也補足了某些面向。繼之還有香港陳果的《細路祥》、《榴槤飄飄》，以及《香港有個荷里活》。最近的一部佳作大概屬黃綺琳導演的《金都》——已不是單純地跨國婚姻移民，而是中港男女合謀假結婚移民美國的複雜心緒。
《阿紫》雖非劇情片，但導演有著細密的思慮，俐落的剪輯讓觀眾很快明白片中眾人各自的處境及難題，因之雖無明顯的戲劇性起伏，卻還是有足夠的敘事魅力，能奪下台北電影獎的最佳紀錄片及最佳剪輯應是其來有自。
阿紫 The Good Daughter
《阿紫》：人道主義式的溫情紀錄，抑或再製欲擺脫的刻板印象／胡慕情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上）／陳平浩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下）／陳平浩
《阿紫》：懂得減法，是好導演的第一步／林忠模
《阿紫》：幸福的出路／詹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