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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紫》（The Good Daughter，2019）／圖片提供 好威映象 Hooray Films |
文／陳平浩
吳郁瑩首部紀錄片《阿紫》在 2019 年拿下桃園市公民紀錄片獎的首獎、提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後僅以一票之差敗給蔡明亮的《你的臉》），繼而在 2020 年一舉獲得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剪輯。
既有評論幾乎都給予《阿紫》高度肯定：「對新住民生活的呈現非常立體[…]阿紫身邊生活的多位角色，都建立起完整的形象 […] 呈現多面向的複雜性」（註1）；「所有人的善惡都面目模糊，人人都坦裸著他們想把路給走下去，日子給過好的心願。」（註2）；「其實各自的盤算在各自的文化裡都道德正確。」（註3）；「在一部沒有壞人的電影裡，每個人都像在彼此傷害，卻又各有委屈。」（註4）「電影拍得平實而直接 […] 得來不易，那是獲得被攝者的充分信任跟在他們身邊才有可能記錄到第一手喜怒哀愁」（註5）。
於是，以新住民阿紫及其身邊人物的生活作為紀錄對象的《阿紫》，從「再現技藝」（面面俱到同時深入內裡）到「再現倫理」（亦即攝影機倫理），乍看全都周全穩妥、幾乎無懈可擊——甚至，《阿紫》可謂正是一部「政治正確」的紀錄片。
然而，「政治正確與否」不應（也並未）成為《阿紫》獲得肯定或質疑的理由——恰恰相反，《阿紫》的「政治正確」正好可以讓人思索「政治不正確」的可能性以及「政治正確之外」的事物。
一、好女兒、好媳婦，或者好商品
《阿紫》的英譯片名「a good daughter」已然帶有矛盾性，作者Simon Yang甚至認為它「引出為兩個對立意思：是嫁過來的兒媳，也還是娘家的女兒，放在傳統台灣婚姻結構裡仍然是對立的。」（註6）對阿紫的父親而言，從台灣持續寄錢回越南、讓家人的貧窮生活大幅改善的阿紫，確實是一位「好女兒」；然而，對阿龍的母親來說，卻並非如此——儘管許多評論甚至導演本人都認為，這位婆婆也不真的是惡婆婆、她亦有她可理解的立場以及合理的苦衷。
所以，「a good daughter」一詞只對阿紫的越南父親才成立嗎？但是紀錄片也同時隱約揭露了，甚至阿紫父親自己也坦承一個殘酷事實：與其說阿紫是「好女兒」，不如說她是一件「好商品」（daughter as goods）。片中阿紫父親甚至（不乏苦澀地）脫口而出「有女兒的人家，房子蓋得比較快。」因為女兒可以換錢——所以，導演的英譯片名立場（或者透過英譯片名而透露的立場）其實是站在阿紫越南父親那一方嗎？亦即，站在「女人作為商品」（讓娘家興旺的商品）的立場嗎？
還是說，「a good daughter」是一個雙重反諷：對夫家與娘家而言，阿紫都不是「好女兒」，對婆婆而言是「壞媳婦」、對父親而言其實是「好商品」？抑或是，以主要拍攝對象「阿紫」的名字作為中文片名，抵消了英譯片名裡的矛盾、或是恰與英譯片名構成了另一矛盾？而這中英文片名的內在張力，是否剛好也是身為在台灣成長、赴美國學習紀錄片拍攝、學成返台攝製首部作品（而平時在美國生活與工作）的吳郁瑩，夾在台灣與美國之間的境遇？
二、一連串的否定
這個可以從片名啟動的矛盾提問或悖論追問，其實可以從導演在幾個訪問裡的「一連串的否定」，獲得辯證的呼應。
不想拍議題，而是要拍人：「我並沒有想到社會議題，只是單純想回來台灣拍一部關於人的紀錄片 [...] 很多時侯我想拍紀錄片也不是因為議題，而是當中的人令我覺得有足夠的張力。」（註7）
不是要代言，而是讓被拍攝者自己說話。（註8）沒有誰是典型、沒有誰可以代表群體，這部紀錄片也並不具有代表性：
「我並不覺得阿紫是這個議題的典型」、「我當初去接觸阿紫與阿龍，是因為他們吸引我，而不是在尋找一種典型或一種非典型。」、「不想說《阿紫》是一個能夠「代表」台灣新住民的紀錄片 […] 也不覺得「有任何一部紀錄片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代表性）[…] 每一個被攝者的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誰可以輕易代表一個群體，沒有哪一部作品可以宣稱自己是誰的縮影」（註9）。
不該把阿紫及其家人視為「底層人」：
「吳郁瑩也希望觀眾不要以「底層人物」去定義阿紫與阿龍，她表示自己對這四個字是有一點抗拒的。[…] 我不希望大家用『底層人物』來看他們，我非常不希望」（註10）。
以及，「在發想和製作階段都未直接受到太多台灣相關紀錄片的影響。」（註11）這讓吳郁瑩在拍攝首部作《阿紫》之前的紀錄片訓練（或此一技藝的教養）浮上檯面，值得追究。
三、「新聞片」和「紀錄片」之間
吳郁瑩在美國的紀錄片養成，乃是跟隨（影響她頗為深遠的）David Sutherland 在美國公共電視（PBS）的節目所製播的六小時紀錄片《Country Boys》（2006），以肯塔基州邊遠的、被遺忘的鄉村少年作為拍攝對象。（註12）
這個經歷除了後來呈現在《阿紫》的選材與主題上，也提醒了我們：吳郁瑩的紀錄片原型或源頭（或者「原初場景」），其實是「公共電視」的「新聞專題深入報導」或「新聞紀實紀錄片」——強調客觀性、紀實性、與公共性。吳郁瑩也直言她的紀錄片偏好：「新聞紀實的紀錄片我很愛看，那是挺不容易做出來的，因為光是要拍到素材已經不容易，數據、字詞的使用更是要謹慎確認過後才能放上去。至於那種導演企圖想把自己的視角過度強加給觀眾的、而非自由地讓受眾去形塑自己的思考空間的紀錄片，我就比較沒有興趣。」（註13）
這也呈現在吳郁瑩面對拍攝對象時，介於「公共電視記者」與「紀錄片導演」之間的位置：「我儘量採取旁觀的位置、客觀地看待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 每個人在當中都有各自的立場和處境、有各自的理由和為難之處，我沒有要做任何批判，或論斷誰該怎麼做？因為，只有當事人才有資格決定。」（註14）
此一旁觀、客觀、顧及每位受訪者或被攝者立場與想法、體貼與周全的視野，也是許多紀錄片評論者對《阿紫》的肯定：「人際互動的複雜 […] 這個觀看過程，體現的反而是粗暴概括『唯一問題』的不可能性[…] 只有在觀眾無法對於阿紫家庭狀況做出簡單的道德判斷，或輕易導向一種解決方案的時候，才是我們能夠對這些真實問題保持謙卑的開始。」（註15）
於是，我們可以追問的是，這種「紀錄片」基於被攝者所置身的各自社會位置，對於被攝者殊異想法所鑲嵌的脈絡的尊重，以及維持客觀、不加評價、不予妄斷、不強加拍攝者的個人意見——這與「新聞專題深入報導」的「平衡報導」的差異為何？二者距離為何？亦即，「紀實新聞片」和「紀錄片」之間的界線在哪（或者究竟有沒有界線）？二者的疊合區域，地貌是什麼模樣？二者的政治、美學、倫理，能否區辨異同？
比如，《阿紫》的訪談片段，不只客觀地、也公正或公平地讓各個被攝者說出自己的心聲，接近了新聞學裡強調的「平衡報導」基本準則，但這卻似乎仍在另一個層面上（而且恐怕是更重要的層面）有所「失衡」。
一位時常以放映紀錄片來進行社區工作的觀眾說：「我看到蠻多部分都是只有拍他們個人在講他們自己的角度，這個部分當然沒有問題，因為每個人只能從自己的視角出發，然後去談他自己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會有點擔心說，會不會這樣子的呈現，如果去社區放映的時候，也許它可以提供大家更多省思的機會，也許有可能大家繼續固執在自己的世界裡面，我沒有那麼確定這件事情。」（註16）
公平地呈現眾人的各抒己見，是否不無可能最終落入各說各話、「大家繼續固執在自己的世界裡面」，以至於「公共溝通」的期待反而落空了、反而悖反了建立「公共性」的初衷？甚至，乍看之下持平客觀地呈現事件裡各方立場，是否可能反而讓事件上空的或內裡的、歷史性的結構性的、但是隱而不顯的認知體系（代替了導演與觀眾）進行了價值評判甚或善惡評斷？
曾經投入「南鐵反迫遷運動」紀錄片拍攝工作的觀眾 Ella，更進一步敏銳地點出了她的擔憂：
「這部影片犀利到其實它很記錄到被攝者所有的心聲，然後那些內心話我覺得其實不太適合社區放映，當然它如果是影展的話，我也覺得這部片它需要真的有人理解到那個結構性的問題，我覺得才能中立去看它所謂的批判是什麼。」（註17）
這個擔憂並不是出自對於觀眾的不信任，而是，對於無論銀幕內外或攝影機前後的導演、被攝者、觀眾的不信任，對於我們自己的不信任——因為我們無法自外於結構、我們都在那個結構裡面。在《阿紫》裡這個結構乃是「歧視的結構」；Ella 指出此一結構的「龐固性」與「滲透性」：
「因為它的那個種族的意識形態其實在台灣來說太生活化了，生活化到說你其實歧視了那個人、歧視了一個女生，你歧視了一個可能有殘疾的人，但你其實都不知道你歧視了他。而這部片我覺得它把它點出來，但是我不確定真的有人會意識到，我在生活上有歧視了人。」（註17）
如果，我們正因這部紀錄片的「客觀性」或「平衡報導」，同等理解地接受了各有難處的各方立場，那麼我們是否在同理同情裡（或者在「做人真難」、「每個人都有苦衷啊，沒有人真的是壞人」的感歎裡），不加批判地或者其實是不忍批判地，也同時一併接受了各方說詞裡恐怕可能隱含（甚至明示）的歧視？雖然 Ella 沒有提出解決之道（解決之道可能在「拍攝端」也可能在「放映端」），但是提醒了此一意識（對於你我皆在深陷其中的那個「結構」的意識）的重要性：「那為什麼我覺得那個意識很重要？是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文化這樣的存在（按：指歧視的結構或歧視的文化），那你在讀取的是被攝者的生命故事，我很怕成為一種消費，那消費有可能回到產業鏈，就是影像產業裡面成為一個作品，然後成為一個得獎的作品這樣。」（註17）
我認為《阿紫》並沒有掉進「消費被攝者」的位置（我也認為 Ella 並不是在指控《阿紫》），但在《阿紫》「客觀地」呈現「各個被攝者的主觀」的同時，那個「客觀結構」裡鑲嵌的「主觀評判」，必須被清楚意識到。這不只是觀眾的責任，也是導演的——問題於是可以改寫為：紀錄片如何讓這個意識（結構意識或歧視文化）得以顯影？
因此，就「紀錄片的公共性（甚至激進的社會運動性）」而言，《阿紫》所提供的可能性，可能恰好也正是它的不可能性。影評人蔡曉松說，「《阿紫》提供的『可能性』，是引導觀眾放棄去概括解釋一個問題，更無法輕易指出一個需要為衝突負責的人，而是僅僅只能嘗試在銀幕前傾聽與理解各方立場。」（註18）我們確實在《阿紫》裡「無法輕易指出一個需要為衝突負責的人」（粗糙地說，也就是指出「壞人」是誰），但是，我們是否隨之同時也無法指出或者勾勒出那個需要為「沒有人是壞人但人人都在彼此傷害」（註19）這個結構負責的對象？
另一位評論人洪延平同樣認為：「電影製片人不願在影片中插手或對角色及故事做出任何判斷，堅持使用『隱蔽式觀察』的攝影，然後配合穿插了採訪的點睛之筆。」
但他沒有拿前述「新聞報導 vs.紀錄片」此一概念組合觀看《阿紫》，而是從紀錄片歷史或紀錄片傳統的內部視野，把《阿紫》視為（或分類為）「人道主義紀錄片」，繼而援引了超現實主義陣營裡的左翼導演布紐爾（Luis Buñuel）的紀錄片《無糧之地》（Land Without Bread，1933），藉此「對人道主義紀錄片的傳統進行一點小小的反叛」，進而對《阿紫》提問：「有沒有可能，不要用安全而標準的格式來包裝，讓議題可以更加引人入勝，或是用更大膽的架構，從而更加啟迪心智與洞察人心。」
洪延平甚至沿著布紐爾的左翼路徑追問《阿紫》裡的階級問題：「不得不說，有關貧困的電影有點公式化，甚至在階級上也不恰當。我禁不住想，嘿，富人和中產階級也會為了錢而結婚啊，但這部電影卻讓為錢而婚變成似乎是窮人和弱勢者的獨立現象。[…] 因此，電影在階級上的表現可能需要更深地探討。」（註20）
阿紫 The Good Daughter
《阿紫》：人道主義式的溫情紀錄，抑或再製欲擺脫的刻板印象／胡慕情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上）／陳平浩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下）／陳平浩
《阿紫》：懂得減法，是好導演的第一步／林忠模
《阿紫》：幸福的出路／詹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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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蔡曉松，〈紀錄片《阿紫》—旁觀新住民遠嫁台灣的觀念衝撞〉。
註2：《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作者吳曉樂發表於臉書的短評。
註3：Simon Yang，〈好女兒還是好媳婦？〉。
註4：聞天祥，〈生活好比史詩〉。
註5：影評人 Ryan（鄭秉泓）發表於臉書上的短評。
註6：同註3。Simon Yang 也提出了《阿紫》是一部「女性的男性電影」的觀點。
註7：林忠模，〈從不得已的處境中透視人性：專訪《阿紫》導演吳郁瑩〉。
註8：同註3、註5。
註9：同註7。黃令華，〈專訪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阿紫》導演：雲林海口新住民生活磨礪的痕跡〉。翁煌德，〈他們不是「底層人物」，我非常尊敬他們——《阿紫》導演吳郁瑩專訪〉。
註10：翁煌德，〈他們不是「底層人物」，我非常尊敬他們——《阿紫》導演吳郁瑩專訪〉。
註11：同註3。
註12：同註10。
註13：雀雀，〈台灣之光！留美女導演回鄉拍《阿紫》得獎！吳郁瑩：拍蔡英文和外配都一樣〉。
註14：同註7。
註15：同註1。
註16：〈第一屆桃園市公民紀錄片獎決審會議記錄〉，桃緣彩虹居所代表凃佳禎的發言。
註17：〈第一屆桃園市公民紀錄片獎決審會議記錄〉，瑯嬛書屋代表翁倩文（Ella）的發言。
註18：同註1。
註19：同註4。
註20：洪延平，〈電影評論：《阿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