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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紫》（The Good Daughter，2019）／圖片提供 好威映象 Hooray Films |
文／林忠模
入圍 2019 年金馬獎，並獲今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與最佳剪輯的紀錄片《阿紫》，涉及「新住民」這個台灣近年開始逐漸正視的群體。導演吳郁瑩平實而細膩地記錄從越南遠嫁來台的阿紫，跟夫婿阿龍相處的日常，從這些瑣事的細節裡，反映出新住民在台灣生活，所遭遇的各種有形、無形的壓抑；無論現實或內在，阿紫始終在異鄉與家鄉的需求間擺盪。不過，在直接將「呈現新住民在台灣的困境」這個說法套進《阿紫》前，或許可先反問，阿紫這個人，對新住民群體而言是否具有代表性？
我認為是也不是。
回到一個與紀錄片相關的寫實主義（realism）美學問題：描繪的對象與環境是否足以作為「典型」（archetype）？以阿紫的身分及所處環境來說，確實提供了觀眾辨識的線索，然而，這部紀錄片描寫的細節，又是這麼地個人，以至於往往溢出議題本身期待聚焦的層面。
這也是我初次看完《阿紫》後的感受。站在想藉紀錄片為弱勢群體發聲的立場來看，《阿紫》顯得過於「乾淨」，因而讓觀眾少了看到其他新住民面孔或專家學者從宏觀角度分析議題的機會；但從另一層面來說，《阿紫》細密地在一點之上專注刻畫，反而讓觀眾更清楚地看到阿紫本身作為一個女人、或說人的樣貌。
把新住民的故事，轉化為「女人」的故事
在導演吳郁瑩先前的訪談裡，她不斷強調，阿紫是獨特的個體，她的經驗，不能只化約為「受到歧視與偏見對待的新住民」。並非說這樣的形容不對，而是，阿紫是活生生的人，她的際遇跟感受，不能只用一個簡單的標籤定義，或依附在對某個議題的價值判斷裡；然而，吳郁瑩有時亦提及，她也希望觀眾看完《阿紫》後，能引發想更深入了解新住民的興趣。
這兩種意見看似相互對立，然而，或許也提供了觀眾運用更複雜、像剝洋蔥般的路徑去理解《阿紫》：「新住民」是阿紫的其中一個身分，但她同時也站在媳婦、妻子、女兒的位置上，去處理生活裡面臨的難題，洋蔥的每一層，都構成阿紫的某個部分，不同位置上的需求，彼此間也實有衝突；然而，當影片如此具體、充滿細節地進入阿紫的世界後，她的「新住民」身分於我們而言，也不再是一個遙遠、陌生而亟需了解的議題，因為，觀眾能從中找到與自己或親人經驗類似之處而產生共鳴，因而跨越身分差異造成的分野。
以共通的人性訴求搭建橋樑，是《阿紫》面對觀眾所採取的滲透性策略，它不說大道理，卻讓觀眾慢慢被阿紫的處境所感染而認同。《阿紫》之所以能達成這點，在於剪接上精確地取捨。
「家庭」是本片最重要的場域，阿紫、阿龍、婆婆在其中構成最重要的核心，推動事件與情緒的暗流，較為外圍的大伯，讓我們看見家族父系成員對阿紫的偏見，阿紫採蚵的雇主，則是外界極少數對她的善意；片中另一重要的篇幅是阿紫的原生家庭，藉此呈現了阿紫的成長環境，並理解到這如何形塑她對於家庭的責任及婚姻的看法。影片中幾乎看不到村裡其他鄰居、友人對阿紫的觀感，很顯然地，這樣的「減法」結構，強化了阿紫的處境予人的孤立感，也呼應《阿紫》的英文片名「The Good Daughter」。女人與她的兩個家庭，遂成為《阿紫》全片最簡練的主旨。
小人物的生存光景
但吳郁瑩影片中的阿紫，也是一個在社會擠壓下努力求存的人，她的邊緣性，不僅在於她是女人、新住民，也扣連著她在經濟與學歷上的弱勢。這樣的人，令我不覺聯想起台灣鄉土文學中經常描寫的人物，沒有經濟資本也沒有文化資本，僅能憑身體或有限的人際網絡尋找出路，他們的生命裡沒有太多選項，更沒有坐下來思考人生的閒暇，而情感、自尊，往往都顯得奢侈。如何呈現這樣侷促的內在？我想這也是《阿紫》在拍攝、剪輯時面臨的挑戰。片中畫外音形成的短暫音畫分離，可能迴避了當事人未能生動言談的形象，但也強化了畫外音像是「心底話」的特質，當它疊合在人物日常行為的影像上，所突顯的，更不外是阿紫、阿龍本就拙於表達，不易吐露心聲的事實。
《阿紫》處理得更細膩的，是阿紫與阿龍在這樁婚姻裡所培養出的感情。本來是各取所需，然而日日相處中，卻滋生出互相扶持的情誼，雖仍有吵鬧、僵持不下的時刻，但也認知到對方的為難處需要被體諒。同在一個屋簷下、為柴米油鹽拌嘴、爭執的兩人，又認定彼此相依為命，這份羈絆，讓影片始終存在著一股隱約的緊張感，但在平凡生活中始終潛伏著的氣憤不平，又被更深的責任與約定所梳理。阿紫與阿龍間，更多是共同經歷現實磨礪後產生、讓彼此信賴的默契，以應對生活中的起落。
而婆婆對阿紫的不滿挑剔，也透露出即使同是女人、同樣有著社會與傳統加諸的束縛，亦不見得能諒解對方的背景與觀點；儘管，吳郁瑩在訪談中曾提及婆婆也是受限於時代的人，但當中更讓人覺得遺憾難解的，是教育受限的她們，難有跳脫出來反思自身及觀看他人處境的機會。
書寫人物的企圖心
因為片中有這位婆婆的存在，讓我重新回想起吳郁瑩談到第一次遇見阿紫的情境。外於任何議題或身分，吳郁瑩一開始其實是被阿紫本身的氣質所吸引，因此，與其說吳郁瑩在這部片中是想要「記錄」阿紫，更不如說，她比較像是帶著顆小說創作者的心，想以攝影機去「描繪」阿紫，進而描繪她周圍人物的樣貌。就像她過往常讀的莫言、王安憶，及後來的美國南方小說，總是描寫身處社會邊緣或鄉村中的人物，如何與週遭碰撞，同時其精神狀態又與環境緊密糾結，並且他們筆下從不迴避從中長出的人性的花朵或汙水渣滓。
這讓我不禁想，吳郁瑩拿起攝影機的企圖心，是否最終，也是想建立起關於邊緣之人的群像，不論可親或可鄙，盡皆忠實而不帶論斷地呈現。然而對寫作小說的人來說，文字書寫總是流經自己的主觀而出，但對紀錄片工作者而言，鏡頭的寫實描繪與創作者內心認為的真實，卻始終有著若即若離的張力；儘管吳郁瑩在《阿紫》這首部作品中，展現多年剪接師背景的老練，擁有對作品結構高度自覺的敏銳與取捨，但是否可以同樣的工作方式來建立群像，或者需要發展出新的形式，卻是我覺得她在往後創作裡所可能遭遇到的疑問。
阿紫 The Good Daughter
《阿紫》：人道主義式的溫情紀錄，抑或再製欲擺脫的刻板印象／胡慕情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上）／陳平浩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下）／陳平浩
《阿紫》：懂得減法，是好導演的第一步／林忠模
《阿紫》：幸福的出路／詹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