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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紫》（The Good Daughter，2019）／圖片提供 好威映象 Hooray Films |
文／胡慕情
《阿紫》開頭的地理：風頭水尾。那畫面熟悉不過，是台灣西海岸尋常一景。蒜頭、蚵、操著不流利台語的女性；爾後有一男性加入，對話拉展出他們結合的原因——婚姻期待，傳宗接代。開頭幾個畫面，導演就預示了故事的基調——貧窮、女性的悲劇。
「貧窮」、「女性」，而非「貧窮女性」的悲劇。因婚姻移民衍伸的苦痛並非一方經受。《阿紫》的敘事對性別兩方，乃至主角阿龍與阿紫的原生家庭都給予篇幅相當的話語權，儘管述說者原生的權力關係未能因此顛覆，但閱聽眾能從阿紫對選擇遠嫁台灣的自我認知中，感受到她的反擊所為婚家帶來的作用力。
持平而言，《阿紫》有著四平八穩、邏輯流暢的敘事內容。尤其畫面的象徵清楚、恰到好處，導演保持一定程度的抽離，讓觀點隱晦地包藏其中而盡量不去傷人，整部片因此帶有理性卻不失溫情的基調。相較於過往其他文本多淡化處理婚姻商品中男性角色之所以捲入跨國婚姻交易的背景，導演給了阿龍說話的空間。
從阿龍的自述，觀眾不僅能夠理解男性在本土婚姻市場的弱勢並不只是表面的老、殘、窮，殘與窮還有著天生的不幸，乃至於大時代因素的影響：阿龍曾是在台北能月入數萬的手工裁縫師，但當成衣產業興起，機器取代人工，阿龍失業。這一段採訪，揭示了工廠生產和全球化經濟如何宰制了個人的命運。全球化的碾壓，並未止步於阿龍曾活躍的紡織時代，全球化是一條不回頭的路，輸入與輸出每一刻都發生，於是殘破農村有著大量的農業移工，他的婚姻也由此而來。
為什麼鏡頭選擇「阿紫」，而非任何一位婚姻移民女性的故事
儘管如此，始終沒被觸動。觀看時幾乎波瀾不興，缺乏這部片上映後一般觀者所有的訝嘆與感傷。影片放映約十分鐘即猜測到整部片的論述走向，感到毫無新意、扁平而難以一次流暢地將整部片看完，並在其中一個片段，湧起憤怒的情緒。
多年前寫過一篇散文《手》。開頭是某日參加國際家協舉辦的一場記者會。記者會主要訴求是希望勞委會（現勞動部）重視新移民婦女的勞動權。因婚姻而流離台灣的這些婚姻移民，在照顧孩子及勞基法未一體適用的狀況，迫使她們必須接受較差的勞動條件而身心俱疲。其中更為重要的是，她們希望透過媒體告訴台灣人「新移民只要有居留證即可工作」，台灣雇主不該以國籍別為由拒絕。
該場記者會中有行動劇。一位婚姻移民抱著假娃娃傾訴她的辛苦，一邊說，一邊哭。彼時攝影記者爭先恐後拍攝她的眼淚，我卻無法動彈。散文由此開始。無法以這麼具有侵略性的工具紀錄她的眼淚，因我家也有一位來自越南的婚姻移民，阿換。
阿換的故事和阿紫沒有太大差異：一位擔憂肢障兒子未來的老母親、一個因外戰內亂而始終陷於貧困的越南農村家庭、一位因創傷症候群與文化乃至性別分工的結構壓迫，導致必須擔負家中重擔的年輕女性。我的舅舅與阿換結合，如同阿龍與阿紫結合。差異只在我的舅舅寓居都市而非農村，阿紫和阿換承擔的勞動天差地別。
但老母親對「媳婦」的想像沒有差異，一生只會說台語的老母親對於溝通困難感到焦慮、對下一代（那正是她們催促婚嫁的核心）的在乎與擔憂始終堅定。因她們都是曾歷經戰亂，貧困、在父權框架下成長的女性。那些如今看來讓人備感不適的壓迫，全是她們的經驗。經驗就是她們的人生、她們的思想、她們的行動。
阿紫的故事因而是阿換的故事。也能是阿香、阿秋、阿妙⋯⋯，任何一名婚姻移民女性的故事。然導演試圖由小窺大、見微知著的處理手法，在我看來反是扼傷。原因之一，婚姻制度從來就是經濟的交換，浪漫愛的元素並未被納入其中。那些在劇院裡得到共感的台灣人，其情感所聯繫的並非「阿紫」，而是婚姻故事裡的撕裂、拮抗、壓抑與無奈。於是，為什麼鏡頭對向「阿紫」，而不是台灣任一陷於婚姻困境的女性？更尖銳的問題甚至可以是：為什麼不是阿龍的母親？
是否複製了台灣社會亟欲推翻的刻板印象
而片中那段學校老師與阿紫的對話則更增添我對《阿紫》敘事視角的厭煩：老師提及阿紫孩子在校狀況，阿紫回應了自己不會中文，功課多半是阿龍在看，但工作關係，關照時間也不算多。接著導演剪入老師對移民二代教育的擔憂，提及有許多婚姻移民，因適應不良，把孩子丟了就跑。有一鏡頭是阿紫的反應，她臉色尷尬。之後阿紫以另一位母親跑掉的孩子的狀況回話，說她確實曾看過一位母親逃跑的男孩，衣服穿反，「因為男人比較不會注意，隨便不管」覆述著與老師幾乎一樣的偏見。
根據中研院人社中心《台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2004 –2014）》這份研究報告指出，國外相關研究發現，外來移民的快速增長，會使當地主流族裔感受威脅，繼而影響到媒體報導傾向，從而加強既有的社會偏見；但當外來移民數量增長減緩，社會已逐漸適應先前大量的移民人口，民眾對外來移民的社會容忍度會隨之增強，從而也使民眾對於移民政策的態度變得比較開放（Hopkins, 2010; Massey and Pren, 2012）。
早期台灣婚姻移民快速增加時，台灣社會也有同樣傾向，《阿紫》中擷取阿龍母親與鄰居朋友的對話，即是 1990 年代末期到 2000 年年代中期，台灣社會對婚姻移民的常見言論。但自 2000 年中期以來，婚姻移民增加幅度開始下降，在諸多學者反思推動下，政府也開始宣導保障婚姻移民權益。2003 年起，開始針對婚姻移民與其子女提供各種照顧輔導措施乃至社區照顧服務與課後扶助班不僅有「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亦有針對婚姻移民二代的社區照顧服務、課後扶助班，並定期在學校及社區舉辦多元文化體驗營和多元文化展覽。
片中阿紫就讀的三崙國小，是雲林新住民學童佔比極多的學校，因而有不少社會服務的銜接；今年起，三崙國小更發展越南特色課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不太能理解學校老師為何有此發言。而從畫面中阿紫與老師表情的尷尬與僵硬，乃至於阿紫孩子並無問題卻單獨與老師晤談，或可合理推測這是導演的設計橋段，而非阿紫生活中「自然發生的事」。
退萬步言，推行政策與落實情況可能真有落差，學校老師這具有歧視的說法在現今依然可能存在，但素材的揀選即是觀點呈現的基礎，這一段落的連結，強化了婚姻移民者的悲劇性乃至阿紫這個人物被台灣主流社會同情並接受的可能，然其，也再度複製了多年來台灣社會努力推翻的刻版化印象。就算姑且不論媒介與社會理解間的複雜關係，從作品本身來看，這段訪問於我來說是整部片中導演主張的重大缺陷，因這強化母職的表述，正是婚姻移民之所以存在的根基。
溫情，抑或對陌生的窺奇
《阿紫》上映後廣受好評，乃至獲得 2020 年第 22 屆台北電影獎的最佳紀錄片獎，一部分原因應與《阿紫》整部片所呈現的溫情基調有關。然溫情正是我觀影時的不適來源。溫情或被視為一種人道主義的表現，但如前所述，婚姻制度從來就是經濟的交換，由此而生的利益衝突卻被導演處理為某一階級所獨有。這個觀看框架不禁使我想起導演於多次訪談提起她為何想記錄的緣由，從另一角度看，那些緣由或也能被詮釋為，是另種身份、階級長久以來對此議題的漠視，卻在某天回頭一瞥時，對陌生的窺奇。
台灣婚姻移民的議題討論至少已有 20 年，《阿紫》所述說的那些讓人憂傷的結構背景，早於 2003 年，就有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尖銳點出。
蔡崇隆當時所推出的第一部移民新娘紀錄片是《我的強娜威》。主角是患有腦性麻痺的黃乃輝，以及小他 20 歲的柬埔寨新娘強娜威。在這部紀錄片中，蔡崇隆鎖定了兩人因文化乃至因金錢衍伸的各樣爭吵，據此點出「跨國婚姻」與「婚姻商品化」的問題。
在《我的強娜威》中，所有爭吵場景的張力，甚至人物的吸睛效果，皆遠優於《阿紫》。但蔡崇隆在片中讓人最為訝嘆的處理並非這些，而是他進一步置入黃乃輝為了不滿仲介騙取移民新娘的錢，而成立外籍新娘關懷協會的過程與掙扎。黃乃輝確實為新移民奔走、發聲，但他自己終究仍是婚姻移民促使者的共犯。這樣的處理讓片子富有層次，不只是停留在對某一角色的同情的觀看，也不僅是指出他們為何可憐的原因，而是能進一步表現出「婚姻」的推力與拉力，使跨國婚姻交易這件事為何能屹立不搖、仲介得以狂妄竄行以婚姻之名實施近乎人口販運的實質行為的結構問題，取得著力點。
觀影時一直想起《我的強娜威》，不知該稱讚蔡崇隆在那麼多年前的觀點放置於今仍生猛有力，或該疑惑為何拍攝者對於婚姻移民的觀察、關注或觀點仍停留在 20 年前。最後想起長年推動婚姻移民權利的學者夏曉鵑曾集結多位移民女性書寫出版的《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這八個字，竟然這麼雙關。
阿紫 The Good Daughter
《阿紫》：人道主義式的溫情紀錄，抑或再製欲擺脫的刻板印象／胡慕情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上）／陳平浩
《阿紫》：新聞片與紀錄片之間、故鄉與異鄉之間、蒜頭與蚵殼之間（下）／陳平浩
《阿紫》：懂得減法，是好導演的第一步／林忠模
《阿紫》：幸福的出路／詹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