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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瘦的靈魂》導演朱賢哲／圖片提供 朱賢哲 |
採訪、撰文／陳平浩
受訪者／朱賢哲
採訪日期／2021 年 2 月 19 日
* 本採訪的完成感謝目宿媒體協助安排
朱賢哲導演以七等生作為主角的紀錄片《削瘦的靈魂》，目前正在台灣的大銀幕上公映。七等生是台灣文學裡的一位畸人，一株奇花，一顆異星：他的「破中文」或「小兒麻痺文體」標示了六〇、七〇年代台灣文學現代主義運動的文字實驗，而他對於「人的境況」（孤獨，被拋，被集體所框架與束縛、同時又牴觸著甚至抵抗著集體）也不斷進行存在主義式的探索與追問——而這必然質問了、也動搖了社會既有價值與社會傳統道德的秩序，也因此，七等生必然淪為「重估一切價值」的瘋子，也必然被貼上「敗德者」或「不倫者」的標籤。
要拍攝一部七等生的紀錄片，絕非易事，甚至也很可能遭遇與七等生一樣的處境。從實驗電影出身的朱賢哲導演，恰好或者不得不以實驗的形式，與七等生及其乖異作品互相對話，摸索最適宜的影音美學形式以及紀錄片拍攝倫理——正因為對象是七等生，此處的「適宜」就不可能是「貼合」甚至「順從」七等生；反而可能是「挑戰」甚至「挑釁」七等生，甚或是以七等生的作品對峙七等生本人。
在這篇長篇訪談裡，朱賢哲首先娓娓道來拍攝此一紀錄片的源起——包含了宿命的偶然。其次，是拍攝過程裡導演如何面對七等生、如何面對他人對於七等生的評價或批評，以及如何從中選定一個拍攝紀錄片的倫理位置。很奇特的，此一「倫理位置」剛好或必然與七等生的「美學」密切相關（七等生不倫的美學正是他的倫理，以及他在他與他人之間所堅持的倫理），於是導演談了紀錄片裡「非紀實」的成分：戲劇重演、合成動畫、以及朗讀七等生作品的口白。最後，七等生的孤獨也許不全然是蒼白耽溺的、存在主義的、通常被視為「去政治」的位置，今日觀之，七等生的孤獨也可能是一種激進的政治位置。
一、紀錄片的源起以及遭遇七等生
＿陳平浩：首先，請你談談閱讀七等生作品的契機與想法、甚至談談你個人的文學作品閱讀史。並聊聊《削瘦的靈魂》紀錄片的緣起：最初怎麼開始這個拍攝計畫的？在拍攝之前做了哪些準備工作？為什麼是這些準備工作？也就是說，拍攝之前你對於這部紀錄片的想像與構想是什麼？
＿朱賢哲：在接受這個紀錄片製作的邀請之前，我其實沒有讀過七等生的作品，或許是因為緣分未到。但我看過從七等生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三十年前看了《結婚》（1985），十幾年前看了《沙河悲歌》（2000），這兩部電影皆屬寫實主義——因此並沒有特別吸引我，所以也就沒有回頭找七等生的小說來讀。
追溯起來，大學時代我讀得比較多的是周夢蝶、夏宇、零雨等人的現代詩；尤其是零雨的詩，應該是我這二、三十多來最喜愛的文學作品。當時也讀了存在主義的作品，比如沙特、卡夫卡的小說。這些都是比較抽象的、屬於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我在研究所接受的影像製作訓練，也是屬於實驗性的劇情片。後來，我拍過金穗獎的兩部實驗電影（註1），也拍過以現代詩為題的實驗短片，也就是〈影像詩〉。
因此，在影像製作上，我比較傾向於「實驗」或「創造」的方向，動力是探究「未知」。對我而言，「未知」充滿了樂趣，因為它刺激了想像與創造。
我稍早的電影《白蟻：慾望謎網》（White Ant，2016），敘事結構也是反傳統的。監製楊順清導演看了之後打電話給我，認為我很適合來拍七等生的紀錄片。
這是重大的邀請，所以我會慎重考慮，於是我去書店買了七等生的精選集回來閱讀。我立刻就被〈我愛黑眼珠〉、〈灰色鳥〉、〈精神病患〉等篇吸引了，因為七等生的語言文體充滿了實驗性格，同時也充滿存在主義的特質。
這幾篇都是在我出生前後那幾年問世的，但都已經十分驚人。〈灰色鳥〉已有「平行剪接」的敘事技巧；〈我愛黑眼珠〉是一則大時代的末世寓言、城市崩壞成廢墟、眾人彼此排擠輾壓的世紀末故事。小說的主人翁李龍第在末日大洪水裡不只不加入眾人的彼此擠壓，還寧可選擇了拯救妓女——在那個時代就可以做出那樣的選擇，即使是當今的寫作者，要提出如此大膽的可能性都不容易。
這是人類的「可能的行為」，但也是一般人難以做出的推敲與判斷，因為現代人的情感包袱太沉重了，道德框架太嚴密了，不容許個人在特殊境況下強力執行個人的意志。在〈我愛黑眼珠〉裡，七等生順應內在心志而推演出來的「人的可能性」，他斷裂了、突破了人的包袱與框架，因而拓展了「人的可能性」，進而增加了我們對於人的認識。
不過，七等生曾說，〈我愛黑眼珠〉隱喻了國共內戰之後，台灣與中國隔著海峽、兩岸對峙。但我認為，這個隱喻侷限了我剛才所說的、小說對於「人性」或「人的可能性」的拓展意義。所以，我沒有沿著七等生自己的詮釋前進，而是選擇了自己的路。這是李龍第的路，也是身為創作者的任務。如果我遷就了七等生，反而扼殺了我身為創作者的想像與詮釋。
＿陳平浩：可否談談你第一次與七等生見面與拍攝的情景？你在別篇訪談裡曾提到，七等生原本拒訪，後來透過七等生女兒劉小書居中協調才得以訪談。可否就此細談一下其中的歷程？
＿朱賢哲：2017 年楊順清打電話給我，邀我拍攝七等生，我慎重考慮之後接下了這份拍攝工作。最後三方（目宿媒體、我、七等生）終於成功簽約時，七等生說：「你們可以拍我的紀錄片，要翻拍我的小說也都可以，但不可以拍我。」也就是說，七等生不願意入鏡。我曾到七等生家裡聊了幾次，但他仍然拒絕被攝影機拍攝。
結果，某日我打電話到七等生家裡時，他的女兒接了電話——赫然發現，原來我和他的女兒在二十年前就認識了。那是動保運動的場合，她看過我那時拍攝的紀錄片《養生主》（2001），邀我寫一篇拍攝記錄，她要刊載在自己架設的流浪狗網站上。結果我寫了將近兩萬字，這篇最後也刊在國家電影資料館的電子報上。這麼說來我也要感謝她，若非她邀稿，否則被動如我是不會提筆書寫這一篇札記的。
這個機會真的是微乎其微：二十年前就認識的朋友在我拍攝七等生時忽然對我說，她是七等生的女兒。
生命中會來找你的事物，必然就有很強的緣份。那時，我就意識到，這個拍攝計畫正是針對我而來的。我也對邀請我拍攝的人說，對這部作品，我不留遺憾，絕對要做到最後、最好、最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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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七等生（右）與《削瘦的靈魂》導演朱賢哲（左）／圖片提供 朱賢哲 |
＿陳平浩：訪談是怎麼進行的？拍攝過程中有什麼有趣的事？或者頭痛的事？
＿朱賢哲：我買了兩台 4K 高階手機，每次訪談皆以兩支手機拍攝，由於每次每支手機只能拍攝四分鐘，所以，當我在訪談七等生時，會請七等生女兒在一旁幫我按鍵操作。訪談鏡頭幾乎都是她拍攝的。甚至師院老同學拜訪七等生那一段，其實我不在場，全是七等生女兒拍攝的。
拍攝訪談的過程裡，七等生的女兒幾乎全都在場。畢竟七等生最後生病的那段期間，都是女兒在照顧他的，有時甚至 24 小時全天候照料。七等生自己也說過，「若沒有這個女兒，我早就掛了。」訪談的過程中，女兒有時會從旁當場「吐槽」七等生，甚至二人冤家起來，但在有外人（導演）的情況下，她也是會加減節制啦。
二、「這部紀錄片與我無關。」——七等生紀錄片裡的倫理
＿陳平浩：除了七等生本人和他的女兒之外，其它訪談者是怎麼決定和選擇的呢？七等生知道你訪問了哪些其他人嗎？我們知道七等生最後來不及看到這部紀錄片，但你認為，七等生對於其他人的訪談片段、尤其是批評他的訪談，會抱持甚麼想法呢？
＿朱賢哲：片中許多重要受訪者，正是七等生的女兒介紹與引見的。她自己原本也不願受訪，但最後同意入鏡了，而她也是最重要的受訪者。她曾經要求我把她受訪的片段燒錄成光碟，她要拿給她的父親七等生看——她想讓父親知道她的想法。但我並不知道七等生究竟看過了沒。
定剪之後的版本，我問她，是否要讓七等生看？但她拒絕了，因為那時七等生身體不好，她擔心他的情緒過度波動。「那妳自己要看嗎？」「等到最後製作成光碟成品再給我看就好了。」
七等生本人曾經多次對我說過：
「我不干擾你拍攝紀錄片」
「你怎麼拍我不管你，這是你自己的創作」
「你要訪問誰你就去訪，不要跟我說你訪了誰」
「這部紀錄片與我無關，拍完了我也不會想看。」
我曾經對他提到「你的老同學如此這般說你」，他聽了很生氣，「沒有那種事！」。我那時想，七等生會不會接著說，這段老同學的發言不能剪進影片裡一一但他終究沒有這樣說。他仍反覆說：這是你的創作。他的頭腦非常清楚，絕不說出干擾他人創作的話語；他的原則是：我的事你不要管我，我也不會管你的事。
七等生時常忽然與好朋友或老朋友「翻臉」。但是「翻臉」不是「吵架」，而是不喜歡就不要往來：既然我不喜歡你，我不會去找你，你也不要來找我；你要來找我，我也會拒絕。我也擔心過他會不會忽然把我趕出去。就我的理解，七等生和朋友翻臉的理由，通常也都是因為朋友干擾他的行為。七等生非常重視個人權利。他不只重視自己的權利，也重視他人的權利。
簡而言之，依照我對七等生的認識與理解，我猜，他若看了這部紀錄片，可能會罵、會批評，但他不會要求修改。這也是七等生女兒對於父親的想法：七等生會接受既定事實，就算大發雷霆、破口大罵，但最後他也就轉頭走掉，不會要你刪改。
＿陳平浩：你有沒有遲疑過要不要放進女兒揭露七等生婚外關係的這段訪談呢？畢竟這段十分尖銳，如果放進紀錄片裡，你覺得七等生也不會反對嗎？
＿朱賢哲：我沒有遲疑。
其實我問過她，如果把她受訪的片段放進紀錄片裡可以嗎？她説沒有關係，「我面對攝影機受訪時，其實已經有所保留了。」「但妳有批評妳的父親婚外情的事...」「那是一定要的啊（笑）。」就這樣而已。
而我個人也沒有遲疑。如果我要遲疑，也不會是因為七等生。七等生說過兩三遍，「你怎麼拍我都不管」。記得我還在剪接、還沒定剪之前，七等生也說過，「無論你去訪問誰，包括那些批評我的人，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是在做一種宣示，一種挑戰，這是他和其它作家最不同之處。他不是不知道很多人批評他，他很清楚。但既然他都敢講這種話了（你覺得誰還敢講這種話？），如果我還在猶豫、還在遲疑要不要在片中放進批評他的訪談，那我反而就是對不起他、愧對他了。不是嗎？
＿陳平浩：在完成的紀錄片裡，可以看見七等生對於文藝創作的自信（甚至驕傲），比如他認為最好的小說他都已經寫完了，比如他的畫作必然會在美術史上留下來。比如七等生的老同學也説，他之所以取了「七等生」這個筆名，看似比「優等生」差，但其實是他不屑當「優等生」，而且內心認定「七等生」其實比「優等生」更優秀。面對這樣現代主義先知／天才藝術家自居的七等生，你的想法是什麼？
＿朱賢哲：認為自己的小說與畫作世界第一，以看似比「優等生」差勁的「七等生」作為筆名，這兩件事其實是一樣的。你可以感覺到，這類話語他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我覺得他已經「內化」了。
《文學季刊》的尉天驄也提過，七等生就是這樣，七等生說：「世界上最好的小說我已經寫完了，世界上最好的畫我也已經畫完了。」片中七等生展示他的畫作時，我本來以為他只會說「我的畫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沒想到他會拿另外兩幅畫（達文西與梵谷）來並列（笑）。
不過，七等生倒也並不會因為打從內底認為自己最好，於是吝於讚美別人。但除非讓他佩服得不得了，否則他絕不讚美。他認為沒什麼的作品，絕不會出於社交或禮貌而假意讚美；然而，他真心認為優秀的作品，他也毫不吝惜給予佩服與稱讚，比如王禎和、黃春明的小說，就是七等生讚賞的。
＿陳平浩：那七等生的兒女對他的作品的想法是甚麼呢？
＿朱賢哲：他的兒子對七等生的作品確實比較熟悉，也有他自己的評論與評價，但這是在他成年之後的事。不過，在製作這部紀錄片時，我主要還是選擇了其它作家或文學研究者的評論。至於女兒，她對父親的文學才華是抱持肯定的，她認為父親的才華是與生俱來的。但她認為父親這種與生俱來的才華，就像每個人都擁有各自的與生俱來的才華一樣，如此而已。
三、「把自己放在前面。」——未知、實驗、與前衛
＿陳平浩：除了訪談，紀錄片裡還有「戲劇重演」、「動畫」、以及偏向「實驗片」的影音，為何你決定採取這些形式獨特的手法呢？
＿朱賢哲：我並不覺得我這個形式真的非常獨特。我覺得我的創意主要是在：詮釋與表達七等生文學內涵以及畫面處理，我很大膽；呈現七等生訪談的部份，我也很大膽、沒有包袱。
一般拍攝文學家的紀錄片，大致會有兩個部分。一個部份是文學家的訪談、日常生活、以及親友或文評家對他／她的看法。另一部份就是文學家作品的影像化，通常一種做法是以 2D 動畫呈現，另一種做法是以空景或風景作底、然後加上字卡（例如作品的摘句）。很抱歉我必須要說這種處理很 low，這種處理還不如我自己去找作品原文來閱讀就好了。這種處理既不太負責任、也毫無創意、更不用說講出自己（導演）的想法。這樣一來，找誰來拍有什麼差別嗎？簡而言之：不負責，沒創意，欠缺自己的看法。尤其最後一點，我希望日後拍攝文學家紀錄片的導演都要勇於提出自己的詮釋與想法。
七等生曾說：「我寫小說，是把自己放在前面。」
拍紀錄片也一樣，應該要把自己放在前面一一不然我幹嘛要找你拍。
當我思考我要如何詮釋七等生小說、並且加以影像化時，我有想到 2D 動畫，但 2D 動畫太多人做過了，而且我自己沒那麼喜歡，因為2D動畫的「逼迫性」不夠強。我比較喜歡「合成動畫」（實拍＋動畫），因為它的影像裡的空間很大，容許我做出自己的詮釋、自己的風格。但要製作合成動畫會有很多壓力，比如「未知」的壓力（比較難以預期最後成果會是如何），也有預算的壓力，資金設下了「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的限制。三千萬和四五百萬的差異，可以決定你在製作時的思維差異。
中途我也曾想過要不要回頭製作 2D 動畫就好了，因為 2D 比較保險。後來要感謝目宿媒體、製片、與工作人員的支持，才能堅持繼續製作合成動畫。重要鏡頭，比如片中〈我愛黑眼珠〉裡的洪水畫面，也是經歷了補做、重新製作，才能達到現在成品裡看到的效果。
＿陳平浩：重演與動畫的部份，風格強烈，甚至有表現主義的影子。相較之下，七等生的紀實訪談部份，在視覺上就顯得比較弱。不過，也正是因為訪談的是七等生本人、以及七等生親友揭露的衝擊內容，以至於，跟著紀錄片的推展，最後這兩部份居然達到了一種均勢、平衡。
＿朱賢哲：老實說，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最後可以達到平衡。對剛開始製作的我而言，紀錄片最後的樣貌是「未知」的。但是如果拍攝這部紀錄片是可以預期的、一切是已知的，那我也會覺得無趣。魔幻的動畫與重演，寫實的真實的訪談，最後達成了一個協調與平衡。這是我一開始也沒能完全意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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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瘦的靈魂》導演朱賢哲／圖片提供 朱賢哲 |
＿陳平浩：七等生以「文字實驗」作為他現代主義的文體風格；你也曾提及你是出身「實驗電影」的浸淫與訓練。你會如何定義「實驗電影」？以及，你會怎麼描述你影音製作（無論實驗片、劇情片、紀錄片）裡的實驗性呢？
＿朱賢哲：回想一下，我這一代的導演，幾乎都曾經拍過實驗電影，也在金穗獎裡拿過獎，比如我、鍾孟宏、魏德聖。台北電影節之前也有實驗片競賽獎項，後來取消了，我一直覺得這很遺憾。
對我來說，實驗片就是一種「探索」的態度。無論是對攝影、剪接、還是敘事結構的探索；或是情感上的探索，但以一種象徵或符號的形式呈現，都是探索。不做前人做過的、常見的表達方式，想做突破性的嘗試，我都覺得是具有實驗精神的。「實驗」不限於形式美學上的突破，也包括內容議題的發現或開發。比如影史第一部敢於大膽呈現與肯定同志的情慾，比如影史上第一次做「平行剪接」，比如昆汀塔倫提諾《黑色追緝令》（Pulp Fiction，1994）第一次這樣拆解敘事結構，比如大島渚《感官世界》（In the Realm of the Senses，1976）即使在形式美學上不算有什麼突破，但卻是第一次如此大膽呈現情慾。這些都是大膽的實驗，在這些實驗出現的那個時刻，錯過了對這些實驗給予肯定，那就是可惜的。
如果以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為例子，當年這篇小說剛發表、剛問世時，許多人嚴詞批評，包括台灣文學的巨擘葉石濤。七等生當時非常生氣，還寫了一篇文章反駁。雖然葉石濤然後改變了想法，重新肯定了七等生，可惜的是，他錯過了在那個七等生小說實驗問世時就予以肯定的機會。
＿陳平浩：七等生「小兒麻痺症」式的「破中文」非常知名；而你選擇自己親自以畫外音方式朗讀片中出現的七等生小說片段。為何會選擇親自朗讀七等生的作品呢？
＿朱賢哲：雖然七等生的文體奇特，但當我閱讀七等生作品之後，我認為，他所有的小說，都是他的生命經驗、加上他內心的詮釋與想像，或者說，都是他內心對於外在事件與世界的「真實的感受」與「真實的想像」——而這就是「虛構」。這是我閱讀七等生作品的想法，所以，我才在紀錄片開頭引述了七等生那句：「我的寫作一步一步地在揭開我內心黑暗的世界。」
然後，既然紀錄片裡七等生的文字與文句，都是從他的全集裡由我選擇出來、加以編輯的，雖然我原本也想過找七等生親口朗讀他自己的作品，但最後我仍覺得，不太對啊，既然是我自己選擇的片段，而這些片段合起來就是我對於七等生及其作品的理解，那麼，就應該由我自己來唸、來朗讀（我甚至還覺得我似乎放進太多情感在朗讀裡了，笑）。
畢竟，這部紀錄片是我邀請觀眾跟著我的觀點，來理解七等生，日後也該有其它導演以他的觀點來理解、來拍攝另一個、不同的七等生。
＿陳平浩：七等生小說裡有具體的、感官的描述，同時也有很多抽象的、哲學的論說。影音是一個比較具體感官的媒介，那麼導演你是如何呈現抽象哲學的部分？
＿朱賢哲：長年研究七等生的學者廖淑芳，在看過這部紀錄片之後曾經說過，七等生哲學思維的部分在片中的比例比較少。這我承認。但我覺得，如果觀眾在紀錄片裡看見了具體與感官，同時也看見部份的抽象哲學，而對七等生產生了興趣，找他的小說來閱讀，這樣就很好了。
確實，七等生小說裡有許多完全不是情感面、完全屬於抽象面的哲學思維。我在訪談過程裡，也時常遇到七等生滔滔不絕地講述哲學與思想的時刻，甚至一講《聖經》就可以講一個晚上。（註2）但我覺得，七等生小說裡內心直觀的、想像的部分，比較有趣。
四、七等生的孤獨作為一種（激進的）政治
＿陳平浩：七等生給予世人一個鮮明的形象：孤獨。這讓我想起你的《養生主》：收留、照顧流浪狗的愛心媽媽，其實位於社會邊緣地帶，家人嫌棄、鄰居排擠。在我看來，似乎愛心媽媽與七等生同樣屬於這個社會的邊緣人。
＿朱賢哲：我在《養生主》裡說過一句話，「她們（愛心媽媽）雖然是邊緣人，但在情感上是很核心、很真誠。記得有一次我去拜訪一位愛心媽媽，小公寓裡收留了二十幾條病狗、流浪狗，一年四季整天開著冷氣，好讓空氣對流、排出臭氣。其間，那位愛心媽媽曾經挑釁地或質疑地問我：「你喜不喜歡狗？」我誠實答「其實我比較喜歡貓。甚至當兵時我還吃過狗肉。」我以為她會把我趕出去，但她聽了卻也沒說甚麼，只說「那時你不懂。（台語）」奇怪的是，日後這位愛心媽媽和我變得很熟，仍一直與我保持聯繫，跟我說家裡發生的大小事，這些事她甚至不會跟動保運動者說。所以我認為，只要人與人彼此誠實，不一定要同一志向，你對他坦誠、他也會對你坦誠。
這也讓我想起，在一次訪談裡，七等生提到他在加護病房裡的經驗，起初十幾分鐘我沒意識到，但聽著聽著卻開始覺得不對勁，心想「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怎麼可能！」我才發現七等生那些加護病房見聞其實是他的幻想，其實他已進入一種非真實的狀態。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做「加護病房症候群」。七等生是酷愛「自由」的，在加護病房裡處處受到限制、備受控管、近乎軍事化，他當然受不了，連病房的燈光太刺眼也受不了（但無法隨意撳熄）。所以出院之後他曾對家屬說，寧可死在家裡，也不願再回到加護病房。
這一段七等生的加護病房見聞，說了一些什麼「紅頭仔」或「護士脫了他的褲子」。我曾經十分猶豫與掙扎，究竟要不要把這段放進紀錄片裡呢？原本想過，讓七等生講述這段見聞到一半就出鏡、消失，只剩一面牆與七等生的畫外音口白。但與製片楊順清討論之後，覺得還是不要迴避，完整呈現真實，殘酷、逼人的真實，讓觀眾看見七等生在鏡頭前進入另一種情境、另一種思維、另一個世界。
這時，他其實就是〈精神病患〉。完全嚮往自由、完全不能承受拘束；一旦被拘束，他就成為另一個人，被害的妄想就發作了、想像就開始啟動了。他本質上就是自由的。他是不適應「框架」的，無論是世俗的框架、職場的框架、或是家庭情感的框架，他無法適應，但他忍受。這是他生命的指向。反過來說，如果他適應這些框架，他就不可能寫出這些小說、這些撫慰或療癒了後世或當代的年輕讀者的小說。加護病房這最後一幕，就證明了這一點。
＿陳平浩：七等生的小說，屬於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現代主義在台灣文學史上曾被批評為脫離現實、不問政治——後來的平反是，那是一個戒嚴時代，作家無法直接描繪或批判現實。這部紀錄片也沒有直接呈現「政治」這件事，你是怎麼思考「政治」這件事？
＿朱賢哲：七等生小說裡不是完全沒有政治隱喻或隱晦涉及政治的部分。但對現在的我來說，如果只談七等生小說裡的政治面向，將會縮窄了七等生小說的能量，以及對於年輕人的影響。我覺得七等生小說裡最漂亮、最驚人的，其實是對於情感面人性面的大膽處理，比如〈我和黑眼珠〉。這才是七等生小說最震驚你、最震撼你的部份，也是讓你無法克制、忍不住要把小說讀完的動力。
如果從「人類」的角度看，七等生小說裡的政治，實在太小了；但如果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就當然不是如此。如果有外星人來到了地球，他們想要看的不會是政治，而是人性。外星人會在乎與理解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政治對立嗎？外星人會在意的是人類的人性、思維、行為。甚至，外星人更加好奇的，恐怕還不只是遵循世俗道德框架的地球人，而是那些（少數）既是地球人、又是突破人類各種框架的宇宙人。
這也就是七等生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寫的是人性、是地球、是宇宙，而不是寫你們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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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七等生，《削瘦的靈魂》（A Lean Soul，2020）／圖片提供 目宿媒體Fisfisa Media |
削瘦的靈魂 A Lean Soul
《削瘦的靈魂》：寂寞是何物／林忠模
《削瘦的靈魂》：紀錄片如何重新組裝、又試圖完善七等生／黃令華
真實域的波濤：從朱賢哲的《削瘦的靈魂》傳出的回授／壁虎先生
專訪《削瘦的靈魂》導演朱賢哲：七等生的孤獨作為一種（激進的）政治／陳平浩
延伸閱讀
深度訪談紀錄片導演朱賢哲／韓忠翰、蔡崇隆，《紀工報》2008 年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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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兩部實驗電影分別是：1994年第17屆金穗獎優等短片《藝術家的電影》，以及1995年第18屆金穗獎優等短片《美國大廟》。
註2：七等生寫過一本《耶穌的藝術》，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