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林木材、Kite
木:之前已經談到《野球孩子》和《小城》的入圍過程,那現在可以請您聊一下Tendance嗎?
沈:其實選片人Jean Perret一開始並不是先看到《野球孩子》,而是看到《小城》。
在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時候,他約了我吃早餐,告訴我他很喜歡《小城》,因為他覺得關於兩岸或是政治的議題有很多種處理方法,而他覺得我處理的方法比較簡潔,這個簡潔的方法包含了作者的不存在。
他說他非常喜歡看到片中的人自己聊天,聊一些生活中無關緊要的小事,他覺得這樣對他來說是很親近(touch)的,對他來說,即使他不完全了解台灣的政治歷史背景,也能大概感受到其中的氛圍。
所以他告訴我他會選《小城》進入tendance,是因為對真實影展來說,影展核心一直在追求的其實是這種形式的記錄片,他覺得《小城》很符合他所認為的概念;也因為《小城》,所以我忍不住向他推薦了《野球孩子》,他回去瑞士的兩個月後,有一天寄來一封信,告訴我他很高興看到《野球孩子》,並且決定把他選為正式的競賽片。
木:那麼,可以請您談一下之前參加過的國際性紀錄片影展嗎?
沈:之前參加過的紀錄片影展,我自己人有到的其實只有山形影展,其他的影展只有影片過去,我人沒過去。
木:像《親愛的,我的大提琴沉睡了》也有入圍過加拿大的hotdoc影展?
沈:對,但那也只有影片過去。
木:那您也參加過台灣的紀錄片影展,可是在您去了真實影展之後,有沒有覺得什麼是與台灣完全不一樣的? 或者是他們的影展已經是發展到了什麼樣的境界,很令人驚訝的?
沈:老實說,我並不是一個用功的影人。
不管參加山形影展還是真實影展,每次去參加影展,我最想做的就是在當地的小店裡跟隔壁的陌生人聊天。兩次的影展都一樣,不管是山形還是真實影展,我各自都跟一些老太太聊了天。
為什麼呢?我覺得這跟台灣的影展真的很不一樣的關鍵就是,在某個程度上,我從Nyon的真實影展或者山形影展裡看到了城市的特質,這個城市在辦影展的時候,有很多人會喜歡來看;而在台灣的影展是比較是屬於「影人」的影展,民眾的參與程度比較不一樣。
像在山形影展裡,我也碰到一些真的老到白髮蒼蒼的老人,在真實影展裡,也碰到了每天都專門從洛桑(Lausanne)坐車來看的人。
有一天我問他們「你怎麼會對紀錄片這麼有興趣?」,他只說他覺得紀錄片是他認識世界之窗。我問他幾歲了,他說快八十歲了。我說「所以你常來這個影展嗎?」他說他的schedule裡面只要有紀錄片影展,他都會盡量去,他喜歡看紀錄片。
我覺得不一樣的是,在台灣的影展大部分比較像是影人的年度聚會,但至少在真實影展裡,從觀眾的回答,或是山形影展裡,我會覺得這像是整個城市都在參與。
我還記得山形影展裡,到了晚上都會有一個可以免費吃一種像是蒟蒻的餐會,我很喜歡去那邊,那是一個當地店家的參與,影人也可以有個餐聚。我記得當時我也不是住在飯店裡,而是住在一對老夫婦的家裡,所以這是和當地人有很多的互動。影展對這個城市就不只是一個活動,而也是這個城市的形象與特質。
木:在您去影展之前,有做任何關於您影片的準備嗎?譬如說,有的人會印很多DM,或者他會很盡力的去推銷自己的影片。
沈:如果我英文夠好,我想我會做更多的努力。我只有印了DM、做了名片,除此之外,我沒有做其他的努力。但是,去山形影展,我就什麼都沒準備,說來有點不好意思,但如果今天是劇情片的話,要準備的東西就會很多。所以,下次吧!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參加影展,我覺得可能必須要去正視的就是,以紀錄片這個片型來說,終究還是要回歸到市場面,不管是多大或多小的市場,還是要回到市場操作的原則。所以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參加影展 我想我會準備充分的 因為畢竟還是希望可以讓很多人看到。
木:如果接下來您有機會去參加影展的話,您會最在意影展的什麼特色?譬如說,Nyon的市場很厲害,或者是山形跟地方的關係很好,什麼樣的特色會讓你覺得是那個影展的特徵?
沈:我其實每次最在意的是Q&A。我真的覺得所有的片子拍出來不是為了要得獎,也並不是為了要賺錢。 每次一個紀錄片拍出來,就代表你付出了三年,甚至是更長的青春去記錄這個世界的故事,去記錄這個世界上某個角落的故事和一群陌生人的互動是什麼。
因為我常覺得紀錄片是一個極端民主的工具,也就是說,你可以藉由你的觀察來決定你要對這個世界說什麼話,或是透過一個真實的故事。所以我常覺得這個故事一旦呈現出來,就陷入了一個民主的狀況。他是一個對話,藉由這部片,我們可以討論這個世界上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說,每次參加影展覺得最在乎的其實就是Q&A。
我拍紀錄片不太去想得不得獎、參不參加影展、賺不賺錢這些事情,但是真的很在乎觀眾看了這部片,離開戲院之後帶走了些什麼東西,我很在乎這個。
木:那當您的影片在影展放映,或在電視上放映,您會有不同的想法嗎?
沈:會啊!比如說,我還記得《賽鴿風雲》在國家地理頻道上放映,我記得那天的收視率是大概0.78%,應該是國家地理頻道那一年最高的,然後接到很多電話,感覺好像很有共鳴。
接著他被拿到影展裡頭放,才放十秒鐘我就受不了,覺得好怪喔!像在一個幽暗空間中去看一個好大的電視一樣。電視跟電影的語言真的是不同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那時候拍《野球孩子》時,我其實就決定要拍的是一個紀錄電影,而不是一個電視,這是一開始就決定好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無法曖昧的,你在電影院看一個很多旁白的影片是很奇怪的。其實電影有一個很迷人的東西是觀眾的參與,你不能把觀眾的參與的權利都剝奪掉,像discovery他們主導的形式是把觀眾的參與都剝奪了,反正就是我講了你就聽了嘛,所以觀眾就像是聽眾一樣,但是每次你進電影院裡面,你去享受的其實是某些留白的東西。
這個電影要成形嗎?在一個關鍵點上叫做:「他提供你一些訊息,讓你自己去組織,提供你一些畫面,讓你自己去感受,最後你帶走的是影片裡面沒有講的東西,那才是在幽暗空間中看影像的魅力。」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開始就要設定清楚的,像《賽鴿風雲》打死我也不會再拿到電影院裡放,《野球孩子》的話如果在電視裡面放,他的節奏是偏慢的,訊息是不夠明朗的,但是比較適合在電影院裡面看。
木:這次去參加真實影展,看了很多歐洲的影片,那您對歐洲的紀綠片有什麼看法嗎?或者是您覺得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沈:其實在真實影展裡我看的幾部片裡,讓我有的第一個感受是「不會吧!用這種資金在拍紀錄片是怎樣?」你大概可以理解到,他們用那樣的資金來做記錄片,背後代表的是市場有這樣的需要。
住在那裡的時候,我也發現他們有一個電視台是專門在播記錄片的,所以感覺上是因為市場有這個需求,包括可能已經到DVD的版權、影展的需求,當市場有這樣的供需時,的確才有辦法用這麼大的資金來操作一部紀錄片。
在台灣拍紀錄片,有些時候,好像會被普遍定義成一個比較辛苦的影像工作者,或者比較邊緣的影像工作者,或者是比較有社會責任的影像工作者。但是從那些歐洲的紀錄片中,我並不覺得他們是因為社會責任感很重所以才拍攝,他在某些時候其實是在完成一個商業的企圖,他只是用了一個紀錄的形式,用紀錄片的元素,但其實他的目的還是一樣在做商業市場。所以才會出現像是《Cooking History》這樣的東西,你說它真的沒有商業魅力嗎?我並不覺得。像電玩沒有商業魅力嗎?我並不覺得。所以終究好像還是要回歸到市場裡面。
我在歐洲的感覺是,他們不管是出資者、發行商或是工作者,他們都把紀錄片當成一個商業的仗在打,而他們的對象叫做全世界。我覺得台灣在紀錄片這個方面還沒有發展到這一塊,還沒有到投資拍紀錄片的目的是要打全世界商業的仗的程度,這是我第一個直覺。
第二個感覺,當然就會覺得從跟他們的紀錄片工作者聊天的時候可以發現,他們好像是可以把紀錄片這個工作當作是終身之職志,而且生活可以過的還ok;台灣有很多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其實是必須要去從其他的領域賺錢來養自己拍紀錄片,這也是不太一樣的。歐洲的紀錄片工作者對於這份工作室還蠻有自信的,覺得是ok的,而這個東西是很令人嚮往的。
木:那《野球孩子》後來賣出了德法藝術電視台ARTE的歐洲版權,主要是因為去參加真實影展的緣故嗎?請談一下這個經過。
沈:我不知道耶!有一天公司說Nyon那邊有電視台來信,看到影片,想要買版權,我說:那就聊吧!因為《野球孩子》對我來說版權百分百不是我的,我就純粹是做導演工作的人,是他們接洽的。聽說是買了播映版權,原本是要做一集,後來我建議他們做兩集,因為節目長度限制的關係。
K:那他們買去後會自己處理字幕的問題嗎?
沈: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是公共電視跟他們接洽的。
木:對於真實影展有什麼要補充的嗎?或是他們有什麼措施是讓你覺得很驚喜的?
沈: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魅力是在影展手冊,雖然手冊裡大部分都是我看不懂的文字,但是我大致上可以理解它囊括了今年這個世界很多精采的東西,是讓我捨不得丟棄的。
木:是薄薄的那本嗎?
沈:是特刊啦,厚厚的像方塊的那本。其實這問我不準,因為我英文真的太爛了,否則他們有很多活動不是嗎?那些座談、活動我都蠻想參加的。
木&K:但是他們的座談也沒有英文阿,都是法文和德文。想不到歐洲人覺得市場只要自己就夠了,不需要美國,不需要英文,哈哈。
木:對了有一個當地媒體有訪問你,可以談一下嗎?
沈:是日內瓦的某個報紙的記者。那時候接受了兩家媒體的訪問,一家是在《野球孩子》還沒放之前,他們就已經看過競賽片的片單,所以就訪問了一次;另外那個日內瓦的報紙是在《野球》放完之後,他從觀眾席站起來說:他太喜歡這部片啦!並問了等一下能不能訪問,所以就聊了一下。
木:那入圍影展,他提供的是五天的住宿嗎?還有其他東西嗎?兩百塊美金?
沈:對,還有機票,不過不是全額,是部分的補助。我記得那時候我算了算還要多付一萬多塊。五天的住宿不夠,因為我們在那裡住了七八天。我記得整個影展下來,花費比預期的高太多了,因為吃東西實在是太貴了。
K: 剛剛說的日內瓦記者,他訪問的焦點大概是什麼?
木:我記得他好像有問你最喜歡吃什麼。
沈:他問我片子的事情我已經忘了,聊完片子的時候,他最後問我:「在瑞士住的還習慣嗎?」我就跟他說:我很喜歡一個博物館叫做原始藝術博物館,他說:我沒去過也沒聽過,我說:你應該要去。他說:你怎麼比我像瑞士人。我說,我才不是勒 你們瑞士吃的東西這麼難吃,都是冷的,都不會冒煙。他說,哪有!你要吃吃看我們的小火鍋。
木&K:對啊!但是他誤解你的意思了,他以為你喜歡吃辣,說瑞士的食物都不會辣,翻譯翻錯了。
沈:所以後來他推薦我去吃小火鍋。我最後一天有去吃起司鍋和烤牛肉,每次吃都覺得瑞士人好可憐,真的好可憐,你們來台灣吃吃看就知道什麼叫做吃了。
木&K:哈哈哈,很有趣的經驗,謝謝您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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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媒體採訪沈可尚原稿:
http://genevalunch.com/2009/05/02/growing-up-a-conversation-with-filmmaker-shen-ko-shang/
木:之前已經談到《野球孩子》和《小城》的入圍過程,那現在可以請您聊一下Tendance嗎?
沈:其實選片人Jean Perret一開始並不是先看到《野球孩子》,而是看到《小城》。
在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時候,他約了我吃早餐,告訴我他很喜歡《小城》,因為他覺得關於兩岸或是政治的議題有很多種處理方法,而他覺得我處理的方法比較簡潔,這個簡潔的方法包含了作者的不存在。
他說他非常喜歡看到片中的人自己聊天,聊一些生活中無關緊要的小事,他覺得這樣對他來說是很親近(touch)的,對他來說,即使他不完全了解台灣的政治歷史背景,也能大概感受到其中的氛圍。
所以他告訴我他會選《小城》進入tendance,是因為對真實影展來說,影展核心一直在追求的其實是這種形式的記錄片,他覺得《小城》很符合他所認為的概念;也因為《小城》,所以我忍不住向他推薦了《野球孩子》,他回去瑞士的兩個月後,有一天寄來一封信,告訴我他很高興看到《野球孩子》,並且決定把他選為正式的競賽片。
木:那麼,可以請您談一下之前參加過的國際性紀錄片影展嗎?
沈:之前參加過的紀錄片影展,我自己人有到的其實只有山形影展,其他的影展只有影片過去,我人沒過去。
木:像《親愛的,我的大提琴沉睡了》也有入圍過加拿大的hotdoc影展?
沈:對,但那也只有影片過去。
木:那您也參加過台灣的紀錄片影展,可是在您去了真實影展之後,有沒有覺得什麼是與台灣完全不一樣的? 或者是他們的影展已經是發展到了什麼樣的境界,很令人驚訝的?
沈:老實說,我並不是一個用功的影人。
不管參加山形影展還是真實影展,每次去參加影展,我最想做的就是在當地的小店裡跟隔壁的陌生人聊天。兩次的影展都一樣,不管是山形還是真實影展,我各自都跟一些老太太聊了天。
為什麼呢?我覺得這跟台灣的影展真的很不一樣的關鍵就是,在某個程度上,我從Nyon的真實影展或者山形影展裡看到了城市的特質,這個城市在辦影展的時候,有很多人會喜歡來看;而在台灣的影展是比較是屬於「影人」的影展,民眾的參與程度比較不一樣。
像在山形影展裡,我也碰到一些真的老到白髮蒼蒼的老人,在真實影展裡,也碰到了每天都專門從洛桑(Lausanne)坐車來看的人。
有一天我問他們「你怎麼會對紀錄片這麼有興趣?」,他只說他覺得紀錄片是他認識世界之窗。我問他幾歲了,他說快八十歲了。我說「所以你常來這個影展嗎?」他說他的schedule裡面只要有紀錄片影展,他都會盡量去,他喜歡看紀錄片。
我覺得不一樣的是,在台灣的影展大部分比較像是影人的年度聚會,但至少在真實影展裡,從觀眾的回答,或是山形影展裡,我會覺得這像是整個城市都在參與。
我還記得山形影展裡,到了晚上都會有一個可以免費吃一種像是蒟蒻的餐會,我很喜歡去那邊,那是一個當地店家的參與,影人也可以有個餐聚。我記得當時我也不是住在飯店裡,而是住在一對老夫婦的家裡,所以這是和當地人有很多的互動。影展對這個城市就不只是一個活動,而也是這個城市的形象與特質。
木:在您去影展之前,有做任何關於您影片的準備嗎?譬如說,有的人會印很多DM,或者他會很盡力的去推銷自己的影片。
沈:如果我英文夠好,我想我會做更多的努力。我只有印了DM、做了名片,除此之外,我沒有做其他的努力。但是,去山形影展,我就什麼都沒準備,說來有點不好意思,但如果今天是劇情片的話,要準備的東西就會很多。所以,下次吧!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參加影展,我覺得可能必須要去正視的就是,以紀錄片這個片型來說,終究還是要回歸到市場面,不管是多大或多小的市場,還是要回到市場操作的原則。所以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參加影展 我想我會準備充分的 因為畢竟還是希望可以讓很多人看到。
木:如果接下來您有機會去參加影展的話,您會最在意影展的什麼特色?譬如說,Nyon的市場很厲害,或者是山形跟地方的關係很好,什麼樣的特色會讓你覺得是那個影展的特徵?
沈:我其實每次最在意的是Q&A。我真的覺得所有的片子拍出來不是為了要得獎,也並不是為了要賺錢。 每次一個紀錄片拍出來,就代表你付出了三年,甚至是更長的青春去記錄這個世界的故事,去記錄這個世界上某個角落的故事和一群陌生人的互動是什麼。
因為我常覺得紀錄片是一個極端民主的工具,也就是說,你可以藉由你的觀察來決定你要對這個世界說什麼話,或是透過一個真實的故事。所以我常覺得這個故事一旦呈現出來,就陷入了一個民主的狀況。他是一個對話,藉由這部片,我們可以討論這個世界上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說,每次參加影展覺得最在乎的其實就是Q&A。
我拍紀錄片不太去想得不得獎、參不參加影展、賺不賺錢這些事情,但是真的很在乎觀眾看了這部片,離開戲院之後帶走了些什麼東西,我很在乎這個。
木:那當您的影片在影展放映,或在電視上放映,您會有不同的想法嗎?
沈:會啊!比如說,我還記得《賽鴿風雲》在國家地理頻道上放映,我記得那天的收視率是大概0.78%,應該是國家地理頻道那一年最高的,然後接到很多電話,感覺好像很有共鳴。
接著他被拿到影展裡頭放,才放十秒鐘我就受不了,覺得好怪喔!像在一個幽暗空間中去看一個好大的電視一樣。電視跟電影的語言真的是不同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那時候拍《野球孩子》時,我其實就決定要拍的是一個紀錄電影,而不是一個電視,這是一開始就決定好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無法曖昧的,你在電影院看一個很多旁白的影片是很奇怪的。其實電影有一個很迷人的東西是觀眾的參與,你不能把觀眾的參與的權利都剝奪掉,像discovery他們主導的形式是把觀眾的參與都剝奪了,反正就是我講了你就聽了嘛,所以觀眾就像是聽眾一樣,但是每次你進電影院裡面,你去享受的其實是某些留白的東西。
這個電影要成形嗎?在一個關鍵點上叫做:「他提供你一些訊息,讓你自己去組織,提供你一些畫面,讓你自己去感受,最後你帶走的是影片裡面沒有講的東西,那才是在幽暗空間中看影像的魅力。」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開始就要設定清楚的,像《賽鴿風雲》打死我也不會再拿到電影院裡放,《野球孩子》的話如果在電視裡面放,他的節奏是偏慢的,訊息是不夠明朗的,但是比較適合在電影院裡面看。
木:這次去參加真實影展,看了很多歐洲的影片,那您對歐洲的紀綠片有什麼看法嗎?或者是您覺得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沈:其實在真實影展裡我看的幾部片裡,讓我有的第一個感受是「不會吧!用這種資金在拍紀錄片是怎樣?」你大概可以理解到,他們用那樣的資金來做記錄片,背後代表的是市場有這樣的需要。
住在那裡的時候,我也發現他們有一個電視台是專門在播記錄片的,所以感覺上是因為市場有這個需求,包括可能已經到DVD的版權、影展的需求,當市場有這樣的供需時,的確才有辦法用這麼大的資金來操作一部紀錄片。
在台灣拍紀錄片,有些時候,好像會被普遍定義成一個比較辛苦的影像工作者,或者比較邊緣的影像工作者,或者是比較有社會責任的影像工作者。但是從那些歐洲的紀錄片中,我並不覺得他們是因為社會責任感很重所以才拍攝,他在某些時候其實是在完成一個商業的企圖,他只是用了一個紀錄的形式,用紀錄片的元素,但其實他的目的還是一樣在做商業市場。所以才會出現像是《Cooking History》這樣的東西,你說它真的沒有商業魅力嗎?我並不覺得。像電玩沒有商業魅力嗎?我並不覺得。所以終究好像還是要回歸到市場裡面。
我在歐洲的感覺是,他們不管是出資者、發行商或是工作者,他們都把紀錄片當成一個商業的仗在打,而他們的對象叫做全世界。我覺得台灣在紀錄片這個方面還沒有發展到這一塊,還沒有到投資拍紀錄片的目的是要打全世界商業的仗的程度,這是我第一個直覺。
第二個感覺,當然就會覺得從跟他們的紀錄片工作者聊天的時候可以發現,他們好像是可以把紀錄片這個工作當作是終身之職志,而且生活可以過的還ok;台灣有很多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其實是必須要去從其他的領域賺錢來養自己拍紀錄片,這也是不太一樣的。歐洲的紀錄片工作者對於這份工作室還蠻有自信的,覺得是ok的,而這個東西是很令人嚮往的。
木:那《野球孩子》後來賣出了德法藝術電視台ARTE的歐洲版權,主要是因為去參加真實影展的緣故嗎?請談一下這個經過。
沈:我不知道耶!有一天公司說Nyon那邊有電視台來信,看到影片,想要買版權,我說:那就聊吧!因為《野球孩子》對我來說版權百分百不是我的,我就純粹是做導演工作的人,是他們接洽的。聽說是買了播映版權,原本是要做一集,後來我建議他們做兩集,因為節目長度限制的關係。
K:那他們買去後會自己處理字幕的問題嗎?
沈: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是公共電視跟他們接洽的。
木:對於真實影展有什麼要補充的嗎?或是他們有什麼措施是讓你覺得很驚喜的?
沈: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魅力是在影展手冊,雖然手冊裡大部分都是我看不懂的文字,但是我大致上可以理解它囊括了今年這個世界很多精采的東西,是讓我捨不得丟棄的。
木:是薄薄的那本嗎?
沈:是特刊啦,厚厚的像方塊的那本。其實這問我不準,因為我英文真的太爛了,否則他們有很多活動不是嗎?那些座談、活動我都蠻想參加的。
木&K:但是他們的座談也沒有英文阿,都是法文和德文。想不到歐洲人覺得市場只要自己就夠了,不需要美國,不需要英文,哈哈。
木:對了有一個當地媒體有訪問你,可以談一下嗎?
沈:是日內瓦的某個報紙的記者。那時候接受了兩家媒體的訪問,一家是在《野球孩子》還沒放之前,他們就已經看過競賽片的片單,所以就訪問了一次;另外那個日內瓦的報紙是在《野球》放完之後,他從觀眾席站起來說:他太喜歡這部片啦!並問了等一下能不能訪問,所以就聊了一下。
木:那入圍影展,他提供的是五天的住宿嗎?還有其他東西嗎?兩百塊美金?
沈:對,還有機票,不過不是全額,是部分的補助。我記得那時候我算了算還要多付一萬多塊。五天的住宿不夠,因為我們在那裡住了七八天。我記得整個影展下來,花費比預期的高太多了,因為吃東西實在是太貴了。
K: 剛剛說的日內瓦記者,他訪問的焦點大概是什麼?
木:我記得他好像有問你最喜歡吃什麼。
沈:他問我片子的事情我已經忘了,聊完片子的時候,他最後問我:「在瑞士住的還習慣嗎?」我就跟他說:我很喜歡一個博物館叫做原始藝術博物館,他說:我沒去過也沒聽過,我說:你應該要去。他說:你怎麼比我像瑞士人。我說,我才不是勒 你們瑞士吃的東西這麼難吃,都是冷的,都不會冒煙。他說,哪有!你要吃吃看我們的小火鍋。
木&K:對啊!但是他誤解你的意思了,他以為你喜歡吃辣,說瑞士的食物都不會辣,翻譯翻錯了。
沈:所以後來他推薦我去吃小火鍋。我最後一天有去吃起司鍋和烤牛肉,每次吃都覺得瑞士人好可憐,真的好可憐,你們來台灣吃吃看就知道什麼叫做吃了。
木&K:哈哈哈,很有趣的經驗,謝謝您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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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媒體採訪沈可尚原稿:
http://genevalunch.com/2009/05/02/growing-up-a-conversation-with-filmmaker-shen-ko-s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