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敏容
蘇育賢的《工寮》在一個空置的廠房搭建影片的主要場景。影片一開始，鏡頭窩在該場景的室內空間一角，隨著被攝者（或角色／演員）一一進入此空間、談話、介紹，建立起這室內空間的存在目的：這是個遙遠的、難找的、只能以某棵樹定位，在鐵路或交流道附近的空間，在印尼移工間口耳相傳，受到雇主壓迫、剝削，被仲介欺負的移工，哪天受不了逃跑了，不論你在台灣的何方，去那工寮找一位叫 Hendra 的人，不知道他也沒問題，就可以有個臨時落腳地。
被拍攝，是進入「工寮」的前提
這個工寮空間並不大，數條被褥，看不出來如何梳洗睡臥，中間有顆人造樹狀物，一開始進來的兩位移工跟已經在裡頭的 Hendra 和正臥著的 Rudi 打聲招呼，看來機靈女性 Ati 跟著衝動之下也沒什麼打包就逃走的男性 Abi 以人造樹為中心，開始了解這個環境，講起彼此的狀況。稍微了解每個人的背景後，突然間一位女性 Ella 不發一語，無視在場正寒暄的四人，開始熱鍋造飯。在場四人一臉疑惑，彼此問誰認識這突然闖入的女性，試著跟 Ella 對話，當 Ella 仍繼續專注著備菜時，被忽視的四人自我解嘲式的說：是鬼嗎？還是警察或移民署假扮的？
Ella 後來開口了，她不是鬼，仍是個被雇主和仲介欺負的移工。但現場的另一個「鬼」，像窺視般看著 Abi 及 Ati 進門的掌鏡人，倒是從未在交談或視線中現身。鏡頭和觀看的存在先於空間的存在，進場的人需要確定空間位置、使用原則（鞋子要脫外面）、成員、來由、目的、身份真偽，但拍攝卻不需要被確認與質問，被拍攝是進入空間的前提。彷彿大家在推門脫鞋進入前，先在工寮門口讀了拍攝須知並簽署同意。這是一個搬演的、情景再現的場景，就如同在談話間，為了示範警察抓同伴的伎倆，一男一女就著手機鏡頭搬演警察如何假扮觀光客，在茶園藉口拍照，將一位移工逮捕的回憶。
至此，我所期待與理解的《工寮》，最低限度上是以透過或虛擬、或重建的空間，讓參與者因對該空間的群體認識，進而能相對信任的述說與交換自己的故事。在 50 分鐘出頭的影片篇幅裡，約十來位進到空間內的移工說了許多自己的經歷，這些故事的起頭與現下社會對移工處境的理解十分相似，不過，隨著空間裡的角色人越來越多，聲音嘈雜，能揀選出的語句和翻譯隨機且不連貫，剪接迅速斷裂，我們看到攝影鏡頭開始貼近角色的臉，語句與主體開始各行其是的分軌。
我們記下了一些人的名字，但他們完整故事為何？有了些許地名，這些區域的差異性在哪？偶然聽到一些夢想和失去的、遺留的過往與物品，夢想和失去不斷在話語間反覆出現，但失去的重量或與夢想的距離都沒有參考的度量法。也許《工寮》並無關於故事的陳述，個人的處境，而是想在鱈魚香絲和觥籌交錯間，帶我們離開以為是訊息的話語內容，而更是展現集體的宣洩、失落、焦躁、質疑，和越來越擁擠，侷促、升溫的不平靜感。那些即將衝破鍋蓋的熱氣水泡，即將到哪裡呢？隻字片語間有人提出集體行動，那是《工寮》想去的方向嗎？
未能逃逸的性別權力空間
在離開那空間前，我們再回頭細看這建構出的空間。除了讓角色們講述印尼移工的處境，沒說出口的卻是這個空間裡複製的性別權力關係。第一批進到空間裡的 Abi 講著自己只帶著兩百塊就逃走，但仍記得帶著香水，這樣的「放錯重點」馬上就被另外三位成員嘲弄：「你還真是半人半妖呢，白天是男的，晚上白天是男的，晚上就變成女的」；Ati 呼應她自己「是女的都沒帶香水」，Hendra 接話問 Abi 該不會裡頭還穿著胸罩吧。
然而，這樣以性別刻板化嬉鬧的關係，到了當 Abi 與 Ati 重新搬演警察假扮觀光客抓逃逸移工的場景時卻再次變化。Abi 假裝警察拘捕 Ati，並說「這若不是排演，我就直接抱了」，接著 Abi 又在手腳上接觸、調戲 Ati。這點出了這個看似對需要暫時休憩處的移工開放的庇護所，其實在性別權力的關係並沒有多少改變。這在新成員 Mento 加入後，與既有成員的互動更明確的複製性別權力關係。
Mento 在簡單的寒暄、講述自己的狀況後，到角落更衣。當他被對著眾人更換上衣時，離他比較近的三位女性別開視線，彼此交換些許尷尬的笑，有人偶爾回頭看著他的裸露上背，我以為那可能是對這空間慾望的權力翻轉的契機。不過這在 Mento 回座後，暫時安靜的空間就轉向另一個刻板的、離逃逸空間想像越來越遙遠的樣貌。Mento 問了身邊的男人「可抽煙嗎」，就逕自點煙，三位較遠的女性開始嫌惡的揮手，甚至大聲地咳嗽，然而這對 Mento 並沒有任何影響，他繼續抽煙著、談話著。
Mento 是另外一位能對在場者視而不見的能者，除了看不見攝影機，他也看不見女性，他起了另外一個極為熟悉的親密空間：只有男人講話的空間。原本平等的對話空間也突然因為這樣熟悉的權力關係重新被介紹進來，而回到一種習以為常的運作邏輯：其他的男性對女性的咳嗽或不適也一樣聽而不聞，突然間空間只安靜的聽著 Mento 和 Hendra 的對話，沒有人再開口或起另外一個話題，直到兩位新加入的成員打破空間裡靜止的權力關係。
在片尾演職員名單，《工寮》將被攝者／演員都列為編劇，我想是因為這些被攝者都在說著自己的故事，《工寮》是否想讓我們看到性別權力關係如何在此空間被複製？我認為在建立一個想像的烏托邦、逃逸空間時，被給予編劇美名的創作者們是否有意識到，或被給予改變的想像空間？
不出意外的，影片的最後鏡頭拉出「工寮」，以一個令人費解的、貌似可得到解放的空間裡聽樂團演出。原先被擠壓在侷促空間裡的肢體得以伸展、參與者放下移工的角色輕鬆的拿起另一個角色：神色愉悅的、自由地移動，時間與肢體不再被雇主或仲介控管壓榨、跟有金錢時間餘裕能享受娛樂的自由個體一般，有人起舞、有人拿起手機拍攝、暢飲、放歌⋯⋯。
殺青了，然後呢？
在這部以不同形式觀看移工處境的創意紀錄片裡，到底說了什麼？創造了什麼？我仍然沒有答案。
工寮 Hut（Gub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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