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樹》：異地・他方・此在


《還有一些樹》（The Tree Remembers，2019）／圖片提供 廖克發



文／郭敏容


我在任職的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結束的隔天，在電影院裡正等著《冰雪奇緣2》開演，突然收到兩、三位新加坡友人的簡訊，提到一位本地馬來族裔詩人暨劇作家在個人公開臉書上質疑電影節放映的《還有一些樹》（註1）。內文以「（這部）混雜馬來西亞原住民生活及『五一三種族暴動』的紀錄片極為可議」開頭，接著提到出席映後座談的導演生於馬來西亞，於台灣定居，基於遠來是客，和知道「我對涉及對事實的爭論、對最終引起暴動的關鍵細節避而不談的提問，不論自己多善意的陳述，都會被視為帶著挑釁意味，尤其是在公共場合的設定」，對於電影節的尊重，以及在影片結束後和多位包括人類學者、史學家等專家深度討論後，決定以電郵的方式與導演交流。


我還理不出發文背後的潛藏意思，先估算廣預告結束時間，迅速開啟危機處理設定，轉傳給導演廖克發，確認他是否同意給聯繫方式，回覆新加坡友人：「電影節就是鼓勵交流的平台，沒有不能問的問題。就我對導演的認識，他不會逃避對話的。」提供兩方各自聯繫方式、也和辦公室回報事件及處理方式，我就關了手機逃離熱帶，跟著學習自我認同的女孩們堆雪人。


幾週後，我在台北拿影片硬碟還給廖克發時，得知詩人與廖克發兩人有連絡上，交換了長篇的電郵討論意見，我稍微問了他們兩位討論的內容，但無太多可置喙之處。一位是在以馬來族群權力至上的馬來西亞成長的華人，一位是在力求族群融合，並同樣對種族議題敏感的新加坡，不斷公開質疑華人為主的社會仍屢次出現對其他族裔缺乏敏感度的歧視性作為的馬來裔詩人（註2），兩人身份看似鏡像的相反，又有著處境類似的對照。


而作為台灣人，對身份的思考通常與國家認同難拆解。過往我在台灣擔任策展人時，會以「認識他人」的政治正確式做法，盡量放映在台灣移民族群的影片。當我離開台灣客居他國，在同樣的職稱下面對不同政治社會歷史背景，我得對理解影片、介紹影片脈絡，及創造討論情境等面向更加敏感。我其實對身份問題逃避了兩次，在詩人與導演的討論裡我隱身了；而去年七月，在我抵達新加坡兩個月內，被介紹給同一位新加坡詩人時，他問我幾個問題：台灣是不是東南亞？為什麼不是？從哪個定義來說不是嗎？如果從一個定義來說不是，為什麼（讀作：憑什麼）我這個台灣人來做致力推廣東南亞電影的電影節節目總監？


把自己的身份帶入《還有一些樹》的討論，是因為我想回頭梳理自己對《還有一些樹》的理解，影片在說什麼？我理解多少？新加坡詩人為什麼說影片避重就輕？而所謂的「理解」又是什麼？有可能理解嗎？


《還有一些樹》開頭告訴觀眾馬來西亞自 1969 年起，種族成為一種禁忌：若面對不公平的處境、作為受害者，以種族的名義，不得去討論或追究。導演的旁白詢問：「是否曾經有段時間，種族尚未被發明或成為藉口，尚未橫更在我們之間？」在這起頭之後，影片透過訪談、歷史文件與旁白、一部從西方殖民角度出發且充滿想像與異國情調的紀錄片，以及在某個時候從歷史紀錄片揭露廖克發重建的拍攝現場等，談該國原住民早期生存方式歷經西方殖民期的「開化」，馬來人與華人的剝削，到現在生存地被執政者砍伐、逐步入侵；畫面的最後，顯示大象也失去生存空間的悲慘處境。在一張大象慘死在山區公路旁的畫面後，影片轉到市區，開始轉向 1969 年「五一三事件」的遺族、當事人、衝突起點、目擊者證詞與事件過後的反思。影片最後，攝影機跟著幾位原住民越過圍籬，帶著外人（拍攝團隊）進入他們神聖的洞穴，談著回到文明初始，當下多元族群其實曾經共有過的父母。


若觀察對《還有一些樹》的後續討論或評論，幾乎都圍繞在「五一三事件」，對於佔據接近影片一半片長的原住民段落反而少有著墨。這所凸顯的是，「五一三事件」的強度與爭議性勝過其他主題即議題的關注。另外，是否可能是原住民段落的討論與後段「五一三事件」的論述承接，並不完全成功？


在回溯期盼著種族尚未成為噤聲的時代，導演轉向原住民，想望著原住民相信的多元族群的共同父母。但原住民同樣是受害的族群，殖民者對人種優劣的傲慢分類，居住地的過度開發，族群被迫同化造成對語言與習俗的消弭，這些描述與世界各地原住民處境十分相似。同時，影片缺乏 1969 年「五一三事件」前後對照的清楚圖像。因此，看向原住民還難以提供另一種舒緩或從種族不平等待遇的處境裡離開的思考方式。原住民的主題在片中顯得獨立、斷裂，在討論本片時通常被迅速帶過。


為了寫這篇文章而開始從網路上找資料瞭解「五一三事件」時，我從閱讀幾種資料的過程裡，感覺到對事件理解的細微差異：像我一樣的台灣人、在台灣的馬來西亞人、在馬來西亞的華文使用者和英文使用者對《還有一些樹》和「五一三事件」的理解，這之間存在著差異。


 「五一三事件」是否只是或只能被定義為種族衝突？以華人是受害者的角度來理解該事件是否完整？在台灣的論者以同樣的角度出發來理解《還有一些樹》是否有侷限？為什麼會轉換成這樣的角度？影片是否採取這樣的角度？若沒有，為什麼仍然會不經意的導致這樣的角度？面對認為自己在「五一三事件」同樣是受害者的馬來族裔，這部影片是否有開啟或提供讓他們能敞開、陳述自己經歷、記憶與理解的可能性？


《還有一些樹》在處理原住民主題與「五一三事件」時，我可以觀察到導演謹慎地處理，不渲染情緒或煽動性地將特定族群視為絕對的加害者或受害者——剝削原住民的不只是馬來人，華人也一樣；「五一三事件」的濫殺不只是馬來人對華人，華人在反擊時一樣針對馬來人，甚至後來對事發當天不提供援手的華人商店燒毀洩憤。


在訪談或映後座談，廖克發也不以尋求華人群體作為受害者的角度要求答案，而是屢屢希望馬來西亞的各個族群能訴說記憶，還原當時的樣貌，尋求理解。然而，跨越種族的異位思考似乎仍難以鬆動。例如，片中一位在「五一三事件」裡失去絕大多數家人的受訪者談到自己「不可以去恨馬來人」，他自述祖父是中國來的，「他娶我的阿嬤她是馬來人來的，我們怎麼樣去恨？我父親的媽媽是馬來人」。從受訪者陳述的身份裡，他應該是馬來與華人的後代，但身份認同上，卻很清楚以父系社會去定義自己非馬來人，我猜測他對自己的族群定義也許是馬來西亞用來清楚劃分各個族群的方式。


我的疑惑是：像這位受訪者的身份認同是否有在官方規定外被鬆動的可能？片中另外一位馬來受訪者良善地回憶，過往並不會去區分自己印度族裔朋友、華人族裔朋友，並刻意安排自己的女兒轉去以華人為主的學校，希望能讓自己的下一代了解不同的族裔。不過，這位馬來受訪者對於馬來人特權仍感到這是天經地義的歷史性事實。


要一部紀錄片去改變社會固有思維，無疑是讓影片背負太沈重的使命，尤其是像「五一三事件」這樣挑動馬來西亞社會敏感神經的事件。馬來西亞最大執政黨巫統，在歷年選舉屢屢以「五一三事件」恐嚇群眾，若改朝換代恐怕會造成種族衝突事件重演；直到 2018 年選舉，巫統才首次被希望聯盟打敗。然而，去年正值「五一三事件」五十週年時，官方卻否決了對「五一三事件」建立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提議，埋葬公開且平和的記憶、討論、理解的可能。


在旅台的馬來西亞人吳振南的〈《還有一些樹》：馬來西亞的種族衝突，為尋求真相而重構的「種族」敘事〉一文裡（註3），我在他提到的（逃逸不出的）集體意識裡試圖理解個體對這個事件理解的侷限：作為導演的廖克發和以馬來族裔作為發聲的主體意識的新加坡詩人，是否仍可能在建構意義上有其侷限？而，像我這樣不需要交代種族便可輕鬆自稱台灣人，以對區域歷史近乎無知但帶著權力選擇影片、透過電影節放映讓影片自己去發聲的外人，若不是因在異地被追問身份，以及發現自己不可能再以過往的在自家的理所當然去旁觀電影或事件時，我才突然發現自己理解的侷限。在那侷限下，才再詢問自己是否太過簡單的複製他人的理解框架。這也許是我對《還有一些樹》最有把握的詮釋（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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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原臉書發文可見：https://www.facebook.com/649992370/posts/10156957343572371/
註2：2019 年 7 月新加坡最大廣播媒體新傳媒（Mediacorp）一則廣告以同一位演員塗深膚色及穿戴民族服飾扮演不同族裔，引發強大反彈與爭議。相關新聞可見：https://www.scmp.com/news/asia/southeast-asia/article/3020480/singapore-broadcaster-hot-water-after-brownface-advert
註3：文章連結
註4：該網站提供對「五一三事件」十分詳盡的報導性資料，對初步理解有不少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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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 Hsieh

Ruby HSIEH I Hsuan 謝以萱 is a curator, researcher and writer based in Taipei, Taiwan. https://hsiehih.com/ 長期從事影像書寫、推廣、策展工作。持續關注當代東南亞電影與文化產業，相關評論、採訪文章散見各藝文媒體。 Email ruby7611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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