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樹》廖克發導演專訪： 找回敘事的民主——說故事是為了重新經驗自己（上）

《還有一些樹》（The Tree Remembers，2019）導演廖克發

採訪、整理／羅苡珊

逐字稿撰打／謝以萱

「我們現在活在一個說故事非常極權的時代。」——廖克發

紀錄片《還有一些樹》（The Tree Remembers，2019）是導演廖克發對種族主義的自省。從「我是不是個種族主義者？」出發，他將目光從馬來西亞三大族群——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轉移至馬來半島的原住民族（Orang Asli）。除了十八世紀原住民族被馬來人奴役的歷史，片中著墨較多的是當代原住民族面對的困境：過度伐木導致的水土流失與惡質水源；此外，馬來西亞政府的同化政策，使原住民族被迫改信為伊斯蘭教，使之成為廣義的馬來族群。

在探詢「為何會有種族概念？」時，廖克發回溯至大英帝國殖民時期的統治策略：殖民主義不僅建構出種族分類，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權力不平等的階序（hierarchy）社會，並使階序與種族的界線保持一致。這種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統治策略，確保了層層的經濟剝削與資源萃取秩序能夠穩固地建立。

此外，廖克發進一步探討後殖民國家獨立後，對於種族分類與階序社會的沿用、轉化與再創造。以 1969 年 5 月 9 日的第三屆大選結果為引爆點的「五一三事件」，開啟了馬來西亞在憲政層次進行種族特權（馬來特權）治國的開端。透過「殖民主義」的框架，《還有一些樹》銜接起「五一三事件」、原住民族奴役史、當代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流失等三個議題，藉此將「種族主義」問題化，並導向此片的終極探問：「種族主義之外的社群想像存在嗎？」

在《還有一些樹》片尾，原住民族人在保存著原住民族壁畫的洞穴中，說起了創世神話：「我們都有共同的父親母親，他們生了很多的孩子，但孩子落到了不同的地方，四散了，因此今天才有多元的族群。」就如同廖克發在片頭的口白：回到那個種族概念尚未被發明的年代——洞穴，被殖民主義、西方現代性、種族主義席捲之前的世界，一切充滿可能、多元族群和諧共處。原住民族的洞穴壁畫與創世神話，因此被賦予了當代解殖的政治立場。

然而，人們真的有可能「回到」那個種族概念並未誕生的世界嗎？又或者，那個古老的世界當中，可能也存在著其他形式的壓迫與不平等，因此，這種「回去」的觀點可能只是當代人的浪漫想像？《還有一些樹》並未輕易地將故事終止在原始（primitive）的洞穴與創世神話——映入觀眾眼簾的，是「五一三事件」當下，男孩遙望窗外馬來士兵對華人開槍的老照片；接著，是英國殖民時期的歷史影像，畫面中的原住民族赤裸相擁、進入睡眠；影像搭配上樹木連根拔起的聲音，彷彿在替持續遭到濫伐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逐漸凋零的「五一三事件」見證者敲起警鐘（或喪鐘）；最終，是由聲音藝術家澎葉生（Yannick Dauby）創作的片尾配樂，他對馬來西亞國歌進行變奏，加入「五一三事件」當下可能的聲音。（註1）多元、摻雜、自成秩序的不和諧音，就像是對標榜統一的國歌的反諷。

就如同廖克發的史觀——以馬來西亞三色奶茶為喻，茶精、奶茶與奶之間的界線並不清晰、沒有一定的方向性，入口前，必須攪拌一陣子，讓三者融合在一起。（註2）——洞穴也有著一層又一層的意義：不只是神話的洞穴，也是西方殖民科學底下「被保存」的文化資產；既是自然資源剝削的對象，也是觀光產業的商品。藉此，《還有一些樹》將未竟的追問拋向觀眾：當斧頭（加害者）與樹（受害者）之間的界線不再清晰，誰是斧頭？誰又是樹？當身處其中我們，無法清晰指認斧頭與樹的面貌時，抵抗有沒有可能？

在這篇專訪中，我們接下了這部電影拋向觀眾的問題，由原住民族議題為入口，探討殖民主義與後殖民國家、解殖與轉型正義，以及導演自身對電影創作的反思。

＿問：羅苡珊

＿克：廖克發 

一、種族主義是場共謀

「種族概念是透過白人發問、馬來人翻譯、原住民回答的層層轉譯，愈來愈強化與鞏固。這場共謀導致的人的自卑感，比體制問題更嚴重。」

廖克發在馬來半島西北部霹靂州（Perak）的實佻遠（Sitiawan）度過童年時光。當地的森林除了是 1930 年代以降至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時期馬共（MCP）生活與藏匿的叢林，同時也是當代原住民族賴以為生的傳統領域。

學習電影後，他將鏡頭指向這片故鄉的森林：關注馬共歷史、馬華離散社群的首部紀錄長片《不即不離》與首部劇情長片《菠蘿蜜》都曾在此拍攝；在《還有一些樹》中，呈現自然資源被嚴重剝奪的原住民族居住地，則分別位於霹靂州的宜力（Gerik）與仕林河（Slim River）。

《還有一些樹》（The Tree Remembers，2019）／圖片提供 廖克發

原住民的自稱

問：《還有一些樹》的拍攝起源自「阿沙部隊」（馬來亞共產黨原住民部隊）的朋友邀請你進入部落生活。阿沙部隊是在什麼歷史脈絡下產生的？

克：阿沙部隊是當時與馬共一起反抗英國殖民的原住民，「阿沙」（Orang Asal）是東馬與半島原住民對自己的稱呼，orang 是「人」、asal 是「最初的」，Orang Asal 指的就是「原初的人」。

原住民很介意自己如何被稱呼，會認為應該自稱 Asal，但直到今日，馬來西亞政府、報章雜誌還是稱呼他們 Asli。重點不只是是否使用正確的名字，而是不去質疑命名背後的邏輯。命名背後是具有政治意義的。Asli 是英國殖民者借用阿拉伯語所發明的詞，專指這群幫忙馬共反英殖民的半島原住民。原住民不喜歡這個名字，但他們在法律上的名詞就是 Asli，不得不用。他們連決定自己叫什麼的權利都沒有。

馬來人的出現

問：片中的原住民小說家提到十八世紀原住民被馬來人奴役與獵捕的歷史，可以為我們介紹這段歷史嗎？

克：馬來社會長久以來都有奴隸制度，但那個年代的奴隸未必是今日我們認知的黑奴概念。他們不一定被欺壓，只是沒有自由身、必須待在特定農地裡工作。印尼馬來王朝的奴隸有機會轉變為養子，甚至成為將軍。

十八世紀馬來人屠殺原住民的歷史與西方殖民者有關。殖民者來了以後，為了萃取原物料，土地成為了爭奪的貨品，也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動。不少來自印尼的馬來人想在馬來半島建立居住地，當地的蘇丹就要他們以貢獻奴隸作為報酬。

但這些獵殺原住民的人不會稱自己是「馬來人」，而是自稱 Orang Badak 或 Orang Sulawesi 等等，Melayu（馬來人）的首次出現是在英國的官方文件中。從蘇丹頒布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到了某個時期之後，他們就開始稱呼自己是馬來人了，但其實從人群分類來看，這群人是相當複雜的組成，只是都在殖民時期被劃入「馬來人」這個類別。

長久以來，英國和荷蘭都想爭奪馬來世界的殖民霸權，佔有印尼作為據點的荷蘭在前期較為強勢，佔有檳城、新加坡的英國為了慫恿馬來半島當地人推翻荷蘭，就開始計畫性地營造某種單一的種族想像，對馬來半島的所有蘇丹說：「你們馬來人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你們要推翻荷蘭殖民者，我們英國會保護你們。」

馬來意識是西方殖民霸權爭奪下的產物，英國人成功地讓他們相信自己就是馬來人，這個「馬來人是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的想像直到今日都難以撼動。我對這問題很感興趣。我是一個馬來西亞華人，馬來人在馬來西亞有法律上的特權，而那特權是壓迫我們的，所以我很好奇「馬來人」是怎麼出現的。

關於下南洋的華人移民與原住民的互動，有些當代的東馬文學作家會書寫，比如李永平老師的〈拉子婦〉；但在馬來半島，華人與原住民接觸的相關紀錄並不多，我曾零星透過殖民官員的紀錄看過，不少原住民女性被賣去給華人礦工做妓女。這是因為當時下南洋的華人性別比例極為懸殊，男女比大概是 15:1。在族群、部族之間的械鬥中，女性成為雙方爭奪的重要財產與資源，但這些女性也不只是原住民，還包括華人與馬來人。

殖民知識體系

問：片中有段殖民者拍攝的影像，顯現西方殖民者扮演「啟蒙」的角色，將原住民從被馬來人奴役的「黑暗時期」解放。在英國殖民時期，種族類別的創造除了達到統治目的之外，這套「文明—野蠻」的知識論述是怎麼建構的？

克：人種的概念是英國殖民者引入的，原住民之間不會用人種來區分彼此，他們分類的概念是suku，部落、聚落的意思。在殖民時期，除了統治目的所塑造的種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之外，當時人類學的紀錄中還有非常多種針對原住民的人種分野，分類的基準可以是語言學、穿衣服的程度、居住地與城市距離遠近、頭圍等體質紀錄，或者做出複雜動作的能力等。

在 1910 年代殖民官員紀錄的人口普查檔案裡，你可以看見 Tame, Wild, Savage 這些類別，背後的知識系譜非常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人有本質上的差別，而這些差別成直線序列，從原始「進步」到文明——英國殖民者將原住民想像為「不文明的原始人」，需要被馴化、文明化。Wild（野生）的原住民住在森林裡，搬出森林並接觸馬來文化的就成為 tame（馴化）的原住民，再慢慢變成文明的馬來人，而文明的人才是「人」。

但細究這些人口普查怎麼做出來的，會發現分類的客觀依據根本不存在。當初首次進行人口普查的殖民官員不會當地語言，勢必得仰賴馬來人當導遊，官員每進到一個部落，就要馬來導遊去數部落有多少人、問這些人是什麼人種。但馬來導遊的知識中根本沒有「人種」這個概念，語言也沒有可轉譯的文字，所以就隨口說「他們是野人」，因此「野」就成為原住民的人種了。實際操作過多次之後，導遊愈來愈熟練，也就將這些分類內化到自己的認知裡。

我的意思是，人類學家、殖民官員在當時做的人口調查，大多是為了向上級交代，已經無法追溯人種分類概念被發明的源頭。種族概念的形塑是一種共謀——透過白人發問、馬來人翻譯、原住民回答的層層轉譯，愈來愈強化與鞏固。（註3）

當代同化政策

問：馬來西亞獨立後，政府對原住民推動的同化政策——既同化（變成馬來人）、又排除（地位不如馬來人）的統治邏輯——是如何進行的？

克：同化政策主要是透過宗教局推動，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底層組織，負責鼓勵、勸說原住民「再教育」為回教徒。即使政策宣傳上不會明寫有錢可拿，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信回教就可以獲得 50 元馬幣（大概 400 元台幣）。我的原住民朋友會很開心地跟我分享，他已經成為五次回教徒了，沒錢就去改一下名字。

身份認同是後天慢慢形塑的。曾經到城市工作而受到歧視的原住民，或是有過反英殖民經驗的前阿沙部隊成員，才比較會凝聚出明確的我群認同，所以當代反對森林砍伐的運動，往往也是這些人帶領、組織起來的。對住在村落裡、沒有機會接受現代化教育的原住民來說，金錢與生存比凝聚原住民認同更重要，面對森林被砍伐的議題時，也容易被物質收買，比如伐木公司搬一台彩色電視機到村長家，村長就讓他去砍森林了。

這種對金錢與生存的焦慮，某程度反映了原住民的自卑心態，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足以對抗政府，那我乾脆有台彩色電視好了。自卑感不只是現在的宗教局造就的，更源自殖民時期的知識系統。即使殖民時期沒有明確的改造或同化政策，但確實對原住民灌輸「原住民沒有文化，馬來回教徒才是有文化的文明人」的觀念，而這套知識系統與觀念，又被馬來西亞獨立後的政府繼承、付諸實行。

一個感到自卑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有能力改善現狀，甚至沒有信心改善自己。對我來說，這種自卑感比體制問題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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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參見林忠模，〈自火裡來，在尖銳的邊界上舞動：專訪《還有一些樹》、《菠蘿蜜》導演廖克發〉。檢索日期：2020.02.08。
註2：參見謝以萱，〈在生命面前，我們應該謙卑：專訪《菠蘿蜜》導演廖克發（網路完整版）〉。檢索日期：2020.02.08。

註3：馬來西亞的族群多元性使殖民政府進行人口普查時遭遇困難，為了達到簡易清晰的種族分類，所採行的人口調查方式不具有一定的分類基準，其中「沙蓋」（Sakai，奴隸、賤民 [the lowest caste] 之意，指涉原住民族）甚至有獨立於其他族群的人口調查流程。參見 Sandra Manickam (2014) Bridging the Race Barrier: Between “Sakai” and “Malay” in the Census Categorisations of British Malaya. Asian Studies Review 38 (3).




還有一些樹 The Tree Re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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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樹》廖克發導演專訪：找回敘事的民主——說故事是為了重新經驗自己／羅苡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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