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雅婷（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代表理事）
「邁向真實 2024」（Getting real’24）是由北美最大紀錄片組織「國際紀錄片協會」（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ssociation，後簡稱 IDA）所舉辦的盛會。每兩年舉行一次，為期四天，以國際論壇形式，旨在促進全球紀錄片產業的發展與交流。
今年年初，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後簡稱：紀錄片工會）受山形影展邀請，與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TFAI）一同參與台灣紀錄專題的論壇。前往山形影展的 IDA 代表 Abby SUN，在聽完紀錄片工會在台灣的耕耘經驗與分享後，邀請筆者參與今年論壇「邁向真實 2024」其中一場：「一起強大：全球各地的集體行動和動員」（Stronger Together: Collectives and Mobilizing Around the World），於洛杉磯的小東京區與其他三個組織對談。透過不同組織的經驗分享，探討集體力量帶來的產業變革。
對談由來自紐約 Tikkun Olam Productions 的 Pulkit Datta 主持（Tikkun Olam Productions 是一個非營利的電影製作集社，致力於製作非虛構敘事的作品。多關注於政治相關的倡議活動)；受邀成員包括來自非洲的紀錄片組織 DocA（Documentary Africa）裡東非影視聯盟（East Africa Screen Collective）的代表 Mohamed Ouma、來自柏林 SAVVY Contemporary 裡 United Screens 的Laura Kloeckner、來自奈及利亞 Yetu Collective 的 Melissa Adeyemo，以及現任紀工會理事的筆者，代表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進行對談。
年度主題之所以以「Stronger Together」為題，源自於世界各地紀錄片製作者，持續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影像製作面從籌資到尋找合作夥伴、管理後期製作等問題，以及相關法律需求，乃至於行銷和推廣作品等；更不用說，在非歐洲、北美區域且長期未受到世界影視主流重視的電影製作團隊們，不僅在制度上，連影視契約工作中最基本保障常受到衝擊。同時，還得身負改善大環境中，關於社群、家園、生活等艱鉅任務。然而，解決這些困難最強大和最簡單的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識地聚集在一起，透過團體的力量，不再孤軍奮戰，一起整合資源、分享知識，成為彼此無形的支持與鼓勵。筆者想延伸參與論壇的經驗，讓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看到，不同地區如何突破各自的困境，背後又有哪些共通之處或相異的思考能讓身處台灣的我們借鏡。
柏林 SAVVY Contemporary－United Screens 跨域思考，集體實踐
柏林的 SAVVY Contemporary 成立已 14 年，旨在消除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差距和摩擦。這個當代藝術空間有來自 25 個不同國家的 25 位成員，致力於展覽、音樂會等藝文活動。空間內設有檔案館和聲音檔案資料庫等設施，而 United Screens 則是其中一個研究項目，主要探索更多元電影播映的可能性。柏林 SAVVY 以空間為據點，串聯世界各地不同的團體，其聯繫網絡涵蓋廣泛，從波哥大，到突尼斯和埃及，再到印度等十多個地區，透過不同社群間的交流，學習到不同地區影像製作方法和放映操作模式，將不同社會與文化規範，整合在一起，且從這些社群視角去理解，研究塑造屬於本地的產業系統。
Untitled Screen 項目始於在印度當地進行的一項電影文化研究，最初目的是為了研究當地資金、觀眾可及性和政府審查等挑戰。階段性成果在 SAVVY 舉辦一次展覽後，Untitled Screen 便有機地成長起來。因為來自不同地區的人，都對這研究產生共鳴。這研究反映世界各地不約而同的相似困境與挑戰。在此研究中，可以看到社群努力地針對現實困境而產出不同的應對想法與策略。在後續的四年裡，柏林 SAVVY 舉辦了四次聚會，邀請來自不同背景的電影製作人、技術人員和文化工作者，探討如何用新技術克服現有電影資源分配的挑戰，對抗仍充滿西方殖民遺留下僵化的框架，並試圖創造一個共同思考的空間，想像不同系統的可能。因此，在這個共同工作與交流中，找到了現有系統的裂縫，並用集體實踐，和去中心化的方式來進行，使用不同的計劃和數據，找到新系統的靈活度和解決方法。
非洲 Doc A：如果沒有認同，就無法永續
非洲 Doc A 成立於 2008 年，為建立非洲本地紀錄片組織的網絡平台。經營至今十多年的 Doc A，深知非洲紀錄片產業面臨的問題，如缺乏觀眾、資金和資源等。在 2008-2009 年間，Doc A 啟動一個研究計劃，花費三年半，由九位來自非洲各地的研究員針對電影評論家、策展人、製片人和紀錄片製片人進行研究，製作了一份厚達 700 頁的詳盡報告。通過整合實際經驗，不再依賴假設，真正了解問題，並開始填補這些缺口。
面對非常多的倡議，Doc A 最重視的是：思考可持續性；細膩而非模糊的概念，變得更重要。因此 2018年，他們在這廣大的非洲大陸展開「非洲遺產計畫」（The African Heritage Project），它是此概念執行的開端，其計畫旨在資助 18 至 44 歲的非裔美國人，透過旅行賦權他的非洲僑民身分，通過文化教育和職業訓練強化非洲身份認同，以及對非洲遺產的欣賞，並重建非洲價值。對 Doc A 來說，所有復育文化的核心在於：擁有同一問題陳述的意識與認同理念——是否整體認知到這些問題是共同要面對的？是否有共同對於成功的認定？Doc A 認為，建立共識，比創建一個平台要來得重要。雖然不容易，但如果沒有共同認同，改變就無法持續發生影響。
非洲 Yetu Collective：了解困境，策略運作，解決問題
來自非洲的另一個團體 Yetu Collective 也延續著集體力量的動能努力著。Yetu Collective 由五位非洲製片人共同成立，形成五家非洲影視公司組成的企業聯盟，致力於在非洲大陸建立健全的影視系統。這些非洲電影工作者，鑒於過往移植西方影視產業的經驗，深刻感受到西方視角詮釋的局限，急需建立一套能夠在非洲本地實際操作的模式，並在原有產業系統中達成真正的變革。例如，在影片製作過程中，許多工作者遇到籌募資金困難，需要申請獎助金或投資。
然而，對於非洲許多國家來說，並不像歐美等國有盈利的媒體系統支撐，電影工作者必須自力更生。因此，Yetu Collective 思考如何整合各國資源，例如將荷蘭的鹿特丹、南非和肯尼亞等地的資金集結起來，自行解決眼前問題。與其呼籲他人或他國解決自身問題，Yetu Collective 認為最了解自身困境的自己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真正人選。Yetu Collective 自稱企業聯盟，並以企業方式設立這個組織，希望能夠更加被認真對待，提供更具影響力的解決方案。在 Doc A 提供人才時，Yetu Collective 作為組織連結，確保電影工作者能夠獲得資金和融資，並與現有的影響力組織保持一致和互補性。
不論是跨文化的 SAVVY、跨國度的 Doc A，還是跨組織的 Yetu Collective，他們在過程中都遇到結構性的困難，對於制定成功的運作模式，有著不同的思考。
Doc A 面對廣大的非洲大陸，單一模式對 Doc A 來說是困難的事情，光是東非間的問題與北非的問題迥然不同，因此，更需要仰賴來自非洲不同地區的在地組織者，他們自主地推動工作，持續向前發展。如果用習以為常，或是極為封閉的方式進行，反而無法打破殖民障礙，阻礙更是重重。譬如，不論是英文、阿拉伯語，或是當地傳統的語言書寫，只要呈現問題方式是新穎，或具有當代思維的，都可以接受。開放話語權，達成能夠跨越語言、文化和殖民遺留等籓籬，這樣永續的改革，仍是 Doc A 持續努力的方向。
SAVVY 面對多文化的考驗，在試圖聚集各地的參與者時，更思考在各國組成文化、習俗差異，加上地理上的遙遠距離，SAVVY 要如何去中心化，如何讓各地區，或是不同背景的參與者都可以容易投入議題，是 SAVVY 最重視的工作方法。因此，大多數的聚會都是以遊戲的方式進行，主辦者只給予架構，參與者則擁有最大的空間，他們自己會找出自己想做的事情，利用遊戲引導對話與思考，自然長出團體當下共通的語境。
Yetu Collective 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組織，他們仍持續追尋成功運作的模式。然而，去年啟動與法國 CNC 協調製作的一系列節目，就是最近成功的例子。CNC 是法國最大的文化組織之一，因此，透過與 CNC 的合作，於 2024 年坎城舉辦關於非洲電影的論壇，以延續 2023 年歷史上最多非洲電影（12 部）入選坎城影展紀錄的探討，就是引進與使用資金、資源一個成功的案例。然而，回到非洲影視製作環境，由於本地有市場營銷公司和專門推廣電視節目的組織非常少，所以，更長期的成功，最終是能夠在非洲大陸上建立更有效推廣和銷售非洲電影的實際影響力，做到真正能夠觸及非洲消費者的健全產業與市場。
最後，現今以歐美為主流的影視產業裡，許多地區仍深受過去殖民主義的限制與影響。雖然，各地已有電影先驅者解構那些被西方觀看與運作的方式，成為各地獨特電影體系，但即使到 2024 年的今日，各地電影工作者仍面對資金匱乏、基礎設施不足和得不到投資等問題。就算從現在開始處理這些問題，仍無法面對更大的考驗—觀眾群與投資者的挑戰。但為了下一代，仍必須打下堅固的基礎，讓這些基礎，能夠支持下一代的工作者，面對資金與觀眾的需求，建立自己的平台，開創自己的牌局，而不只是依賴歐美的主流市場、資本，去繼承西方的價值。
雖然對所有組織來說，引入資金非常重要，但在座與會者都同意，不要將目標只聚焦在資金取得上，不然會立刻陷入資本主義競爭的陷阱。思考解決的模式時，需要反省資本主義帶來的範式——集體工作是一個可能，分享一部影片、分享一個資源、分享一些不是金錢的價值，能帶來更多的回報。但這需要很多的實驗，創建新的合作關係。如此，成功模式的定義，就會迥然不同。
集體工作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每個組織都有其重視的工作方法。去中心化、開放、有效管理資源等，都是經過嘗試錯誤、摸石頭過河而行走而來的。小瞬間的成功只是途中的風景，但唯有長時間專注於要達成的明確價值，才能達成的大目標，真正把集體的力量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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