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訪談《河處是我家》（Above and Below the Ground）導演洪艾蜜莉（Emily HONG）
*這部電影最初曾在 2023 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特別放映。2024 年九月在「漫游府城夢—常民水文影像展」作為展覽的閉幕放映。
在訪談中，出生於首爾，成長於紐約，而後旅居泰、緬等地的導演洪艾蜜莉與我們分享她關注泰緬邊境在中國「一帶一路」經貿戰略下，斥資 36 億美元在緬甸伊洛瓦底江興建密松大壩的土地開發計畫對當地自然生態、族群文化與生活造成的影響。以及，她如何從視覺人類學的訓練，來關注並呈現緬甸克欽邦的現況。
訪問、整理／謝以萱
＿可否先請導演與我們分享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你開始關注緬甸的事情，展開這個拍攝計畫？
我在紐約唸書參與社會運動時，正值 2007 年緬甸番紅花革命，這是近代緬甸社會一次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由學生和僧侶領導的民主運動。當時我認識一些來自緬甸的朋友，他們邀請我去參加抗議活動，於是我跟著他們參與了在紐約的緬甸大使館外舉行的示威抗議，並協助成立學生組織「緬甸88聯盟」（Burma 88 Coalition）。因此，我真正認識緬甸的第一個切入點，乃是作為一名聲援反對獨裁軍政權的運動份子。雖然，我那時尚未造訪過緬甸，我對那裡了解不深，但身為一位亞裔美國人，我仍然感覺到與同為亞裔社群的人有所連結。我是在那樣嚴峻的社會現實下接觸到這些勇敢的緬甸運動人士。我想，一旦你開始參與某件事，你就會留下來，對吧？這就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畢業後，我搬到泰緬邊境生活。泰國人總是會開我玩笑說：哦，你在泰國，但你對泰國不感興趣。彷如我來到泰國其實只是想和緬甸人或來自緬甸的人一起工作。是的，我在那裡。我在泰緬邊境第一次認識我在電影中拍攝的組織。那約莫是在 15 年前，Kachin Development Networking Group 成立，他們是來自緬甸北部克欽邦的環保人士。
我認識他們的時間點正是緬甸和中國政府宣布要建造密松大壩的時刻。當時我與一些社會運動組織、運動人士、流亡者、難民就環境問題、原住民權利問題和民主議題展開合作。後來，我決定學習電影製作和人類學。當我再度回到緬甸時，我其實並不確定我想拍一部關於什麼的電影，但我知道我想紀錄這些朋友長期在做的事情，尤其是這個社運組織，他們對於社會現實的批判力道如此強勁，他們的社會運動策略如此創新，他們組織社區、動員人們，並紀錄下政府的惡形惡狀；畢竟克欽邦是全緬甸資源最豐富的地區，全國超過一半的 GDP 來自這裡。
我再次回到克欽邦時，我見到了這群朋友，這一次，我被音樂的力量所震撼。他們告訴我，BLAST樂團想製作一張專輯，這次他們想自己執導音樂錄影帶，問我能不能幫助他們。所以，在我開始拍攝這部電影之前，我其實與BLAST樂團和環保運動人士一起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影片拍攝和後製工作。我透過這個合作拍攝音樂錄影帶的過程，對這群玩音樂的人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很希望BLAST樂團能出現在我的電影中，我很想講他們的故事，因為他們的音樂可以成為這場抗爭運動的火花。
於是，我問BLAST樂團的成員們，你們願意參加我的這部電影嗎？你們願意與我一起工作嗎？他們說是的。
之後，我聯繫了我熟識已久的女性社會運動者。雖然當時我還不曉得這部電影的故事會走向何方，我只知道樂團必須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以及，我也希望能呈現多年前我認識的女性社會運動者們的故事，例如LU RA。還有後來加入的年輕法律系學生Con Mai，她曾參與過我組織的工作坊。我也很希望能夠透過初次接觸社會運動的年輕世代角度來看這件事，透過她的觀點，我們可以從不同的立場來理解這場運動，特別是法律亦是行動主義的一重要面向，而不僅僅是音樂；音樂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固然重要，但法律仍是社運人士真正與政府當局進行抗衡的另一重要戰場。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你跟樂團成員是如何從「為他們拍攝音樂錄影帶」，到後來「他們成為電影的一部分」這樣的過程？
BLAST樂團的上一張專輯沒有製作音樂錄影帶，雖然他們想做，但當時他們沒有相關經驗或技術，所以我起初跟他們一起工作的目標是讓他們覺得自己可以做到這件事，而不需要像我這樣一位導演。然而，隨著我為他們拍攝音樂錄影帶的過程，他們後來也成為我們電影團隊的一部分，他們既是樂團成員，也是我的電影團隊，他們後來也有了相機，所以我們所有人在這拍攝音樂錄影帶的過程中，適應了攝影機的在場，他們也都曉得攝影機的基本操作，我們也一起進行了剪輯工作。這對我們來說是場對話的過程，我也協助他們為專輯籌集資金。這是這部電影的第一步。在那之後，電影開始拍攝，而我們建立了這樣的合作關係。隨著電影拍攝計畫越來越明確後，我們也一起討論故事走向，來來回回地討論它。
＿電影中呈現不同的緬甸村落和地點，你是如何選擇與決定這些地方與拍攝地點呢？
電影中多數場景是在密支那（Myitkyina），也是緬甸克欽邦的首府，這是這是人們居住的地方，也是事情發生的地方。我沒有考慮太多，因為這些地點正是抗爭運動發生的地方。不過話說回來，主流媒體通常不會到那些地方拍攝，因為當社會運動擴大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時，人們關注的重點都是仰光，以及在仰光遊行的少數民族。他們固然對這場運動至關重要，但他們參與的時間比較晚。真正長期參與運動並受到影響的社區在克欽邦，我想呈現他們對整場抗爭運動的重要性。
＿電影的第一個場景是儀式的場合，婦女們為儀式準備貢品，現場還有樂師們演奏。我很好奇在克欽當地族群和宗教之間的關係，以及宗教如何影響這場運動。
基督宗教對多數的克欽人來說很關鍵，這關乎他們的精神文化與物質生活，好比說緬甸政府打壓克欽邦的少數民族，很多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其實是透過教堂、神學院傳承與保護。緬甸長期受到軍事政權高壓統治下，這些少數族群的文化不容易維持，很多事情也無法公開談論和抗議，那該怎麼辦？所以宗教儀式在此扮演關鍵角色——祈禱儀式，也是建立族群認同與組織社群的一種方式。因此，在電影中納入這面向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電影裡呈現聖誕頌歌的場景。特別是緬甸作為一個以佛教為主的國家，多數大眾談到緬甸的宗教信仰時，直覺只想到寺廟、僧侶、佛教，確實多數的緬甸人是信仰佛教，整個國家的宗教和政權有相當複雜的關係，但是克欽邦少數族群主要的信仰乃是基督宗教，基督宗教在緬甸是少數，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多位女性的人物，她們在當地的社會運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可否多聊一點關於人物挑選上的思考。
這些女性人物是這場運動的支柱。當然也不僅僅是我電影拍攝的人物，社區中還有其他活躍的女性，她們不僅為日常生活而奮鬥，同時也相當致力於社會抗爭，她們必須克服各種這樣做可能會面臨的困難與阻礙。她們之所以來參加工作坊，一方面也是她們知道這樣做可以鼓勵更多女性一起參與，大多數參與者都來自不同的村莊，她們就算帶著孩子也要來參加，她們付出許多，她們確實為這場運動做出很大的貢獻。女性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也是我們想要透過這部電影來強調的部分。
＿妳擁有視覺人類學訓練背景，人類學如何影響妳在電影製作的思考與工作方法？
很多人說紀錄片是種真實，好比尚胡許（Jean Rouch) 說的「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他是一位人類學家，也是電影工作者，他的「真實電影」概念有時候有點被誤解，我認為紀錄片拍攝不可能是純然「觀察性的」，我覺得我不是拍觀察式的電影，我不相信「成為牆上的一隻蒼蠅」實際上是可能的，現實生活不是這樣的。但遺憾的是，有些人仍然相信這一點。我認為這是很可以討論的課題。對我來說，真實電影的想法重要，是因為我們拿著攝影機在現場必然會影響在那裡的人事物。就像人類學家在社群裡，會需要經過一個被認可的過程，這是雙向的，這才是真正的日常生活。
我認為紀錄片和人類學的共通點是體認到並看到日常生活是延展的，而不是能簡單地區分成幕前幕後，這是紀錄片的力量之一。我們在現場是真的想圍繞某些核心時刻來講述故事，例如在營火的場景，人們在談論翁山蘇姬，或者在討論法律訴訟，或者是成員們接到電話說某某病了，他們不能再參與了。那些關鍵的時刻只有當你花時間相處、了解人們時，才會經驗到這些情況，是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夠體驗的時刻。
對我來說，這就是在與人建立聯繫的過程，紀錄片亦然，你可以用你熟悉的方式與從未見過面的人建立關係，人們說「做田野工作」，這是來自民族誌電影的工作方法，它是一種建立長期關係的承諾。我們並不是帶著攝影機、帶著故事大綱，然後到一個地方拍十天就離開。這與那種的主流、商業的紀錄片拍攝方式不同。
舉例來說，我很喜歡的電影導演鄭明河（Trinh T. Minh-ha），她雖然不是人類學家，但我認為她的實踐與思考對許多民族誌電影工作者產生很大的影響。她確實為電影拍攝，特別是將電影作為一種再現現實的方式提出許多珍貴的批判與思考。
隨著時間的推移，視覺人類學領域也對紀錄片拍攝有著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從鄭明河和其他視覺人類學的電影工作者身上得到許多靈感。好比說我參與的「Ethnocine」，就是一群視覺人類學家組成的電影工作小組，多數的成員來自非西方世界、女性和酷兒，我們都有感於現實中沒有空間容納我們所支持的事情，在主流視覺人類學中沒有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希望透過實踐來促進對話發生，因此而成立的工作小組，試圖創造自己的空間。對我來說，這就是集體與社群的意義。身為電影創作者，你可以是自己一個人獨自奮鬥，但也可以集體推動，和不同夥伴產生對話，挑戰我們既定的觀點。特別是人類學和紀錄片拍攝，都是殖民主義的產物，因此我認為我們更需要透過協作的過程，來積極面對這個問題。特別是，我高度意識到我作為一位外來者，我不是族群的一員；就像鄭明河說的「要與被攝者站在一起，貼近說話」（speaking nearby）那樣。我很尊重這一點，我認為我從鄭明河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是否曾經有過在電影創作的藝術理想和紀錄片的社會影響力之間感到掙扎的時刻？
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來說，我想要給觀眾更多的信任，即使他們對緬甸可能了解不多，我也希望他們接受一開始的不了解，慢慢地看電影。很多美式紀錄片，總想在前五分鐘、十分鐘內就讓觀眾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要說什麼事。但那不是我想要拍電影的方式。我希望讓觀眾透過電影來理解到我們必須花時間以深深地融入故事中。
如果我只在乎紀錄片能否發揮社會影響力的話，我就不會製作一部長片。因為對社會運動人士來說，長片其實很難運用，想要在社會運動場合快速發揮影響力的話，短片比較能迅速有力。但我並不想要這部片像是宣傳片般，它是電影，是帶有政治訴求的電影，所以我們必須找到一種平衡，讓人們能夠理解，但又不會讓它成為某種政治理念的宣傳片。
我不相信普遍性這個詞（universality），拍一部「普同」的電影不是我想做的，但是能建立這種社會聯結是重要的，無論是一名社會運動人士，或者一位導演，某種程度上讓自己感覺到是社群的一份子，讓人們聽到社群的聲音，讓不同的人們透過電影或以不同的方式共感社會議題，感到切身相關。
＿這部電影未來有機會在緬甸映演嗎？好奇 2021 年發生在緬甸的民主示威運動電影中的這場土地開發運動之間的關係。因為在這部電影的最後，你也放了一些民主運動的畫面。
這部電影碰觸的議題很敏感，我們必須找到合適的時機。我們也考慮透過非政府組織、社運團體等合作夥伴的邀請做私人放映，但我們還沒有開始。因為電影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仍住在緬甸境內，所以我們必須保護他們。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克欽人長期都經歷緬甸軍政府的殘暴行徑，所以緬甸的獨裁政權，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反而是政變是全國性的事件，讓不同區域的人民都感受到國家的暴力。雖然年輕一代對於政治現實更有意識，但現況依然非常艱難。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在這部電影裡，呈現音樂的力量是重要的。透過音樂，讓更多人能夠認識社會議題，沒有什麼能在一夜之間扭轉，從長遠來看，我對緬甸現況仍是抱持希望的，一場運動需要很多人一起加入，而音樂具有串連起不同背景者的能力，音樂是具有情感渲染力的，好的音樂才能有好的運動並支撐人們，沒有情感就不可能有行動主義。而這也是我認為電影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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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處是我家 Above and Below the Ground
洪艾蜜莉 Emily HONG｜緬甸、美國、泰國 Myanmar, USA, Thailand｜2023｜86 min
中國透過「一帶一路」的經貿戰略，斥資36億美元在緬甸伊洛瓦底江興建密松大壩，為中國資助緬甸的諸多能源和採礦項目中規模最大的一項建設，然而大壩所橫跨的伊洛瓦底江，卻是緬甸的生命線與文明的搖籃，對當地——尤其是緬北少數族裔聚居的克欽邦——將造成難以彌補的環境與文化傷害、迫使上萬村民離開家園。當地居民在豐富的天然資源、軍政府的外交與商業戰略、跨國集團利益之間進退兩難；為了守護孕育緬甸百族文明的神聖河流，一群女性原民社運者、地下龐克音樂家及牧師，聯合起來，成為最後一道防線，抵抗中緬邊界的經濟與武裝控制，他們舉起自己最熟悉的武器挺身而出：抗爭、禱告、卡拉 OK。
洪艾蜜莉 Emily HONG
首爾出生，紐約成長的視覺人類學者、導演。在緬、泰耕耘數年，作品結合女性主義、民族誌方法、個人的跨文化移民經驗與殖民歷史觀察，以具社會影響力的敘事見長。同時也是女性創作集體「Ethnocine」和「Rhiza Collectives」的創始人之一，以及亞裔美人紀錄片平台（Asian American Documentary Network）的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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