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的莒光作文簿》（2002）劇照 |
訪談時間｜2014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16:00 pm
受訪者｜龍男‧以撒克‧凡亞思（導演簡介）
訪談者｜游千慧、林木材、李家驊
社會學與紀錄片的啟蒙
問：請談談您拍片的緣起，早期的拍片手法是如何被養成？
龍男‧以撒克‧凡亞思（以下簡稱龍）：其實我不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大學的時候花很多時間在看電影。高中時期還是底片機時代，我喜歡拍照，爸爸買給我一台效果不算太好的相機，某種程度上，我就是想藉著影像，嘗試做別人不想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我常常拍攝花朵、電線桿上的電線，嘗試自以為不同的構圖，也可以說是附庸風雅。大學時期，開始會去爬文鑽研、參加攝影社，那時會存錢去買相機、選廠牌、認識各種不一樣變焦效果的鏡頭。上大學那年選填社會系則是陰錯陽差，原先想念的是新聞系，覺得能夠在畢業時做一些類似報導的東西，加上當時常在拍照，又喜歡阮義忠與張照堂的作品，欣賞他們走社會寫實路線，卻也具有自己的風格。
選填社會系是因為我有原住民身分（有加分），可以選到所有我想要的科系，那時覺得社會系出來可以選擇當新聞記者，比較有彈性，當時還不知道社會系會把我導引到什麼地方，但就這樣決定了。大一的時候，花比較多時間玩社團，除了攝影社之外，也加了生平第一次的原住民社團，那時叫「原聲帶」，它把原住民帶到社會上每一個角落。因為第一次碰到這麼多跟我有同樣處境的學長姐，因此產生滿大的憧憬。此外，社會系也有幾個朋友，她們經常跑金馬影展，那時還是用徹夜排隊的方式在購票。我的課外活動就包括有攝影社、原聲帶還有其他朋友帶我跑影展，整個生活重心都不在課業上。然而我從大一就開始累積這些養分，它們把我帶到課業之外的世界，雖然我也喜歡社會學帶來的一些反省和批判，但我卻很難在報告或考試中得到相對的成就感。
問：大部分的作品都緊扣著特定人物，《妹妹》是第一部人物觀察的紀錄片嗎？
龍：《妹妹》是我在1999年畢業之前的作品。1997年，我的同學，也是我現在的太太，她父親首次參選台北縣縣長。楊力州導演在《我的一票投爸爸》中有拍我太太，這應該是他在台南藝術大學的作業。那時還是長髮飄逸的他，帶著一個漂亮的女助理跟他在競選總部，我偶爾會去幫忙，作為一個青年軍，青年軍就是大學生在那裡唱唱跳跳。而我隱約知道好像有一個人，拿著攝影機在拍一種叫「紀錄片」的東西。到畢業前夕，我開始思考未來要做什麼？和所有男生的狀況都一樣，想著要不要當兵？還是直接就業？或繼續升學？最後，我選擇了升學。上網查了一下，當時在台灣有教拍片的研究所非常少，不像現在選擇這麼多，因為我剛好認識楊力州，所以問了他關於南藝大的狀況。他是南藝第一屆學生，如果我順利考上的話就是第三屆。
聽楊導演講得好像考南藝不難，因為他說他也沒有特別準備，所以我就在學科的部分被他騙了（笑）！我對自己的影像掌握算是有點信心，就拿著攝影機去做紀錄，那時候還不清楚紀錄片到底是什麼，只是看楊導演拍片的時候，就是拿著攝影機去跟拍一個人。
我大一的時候，妹妹發生離家出走的事件，過了好幾年都沒有回來，卻在我畢業前回來了。因此我對這段事情有點好奇，跟同學借了攝影機，用一台 Hi-8 拍我妹妹；每天跟著她轉，連續拍攝兩三個月，趕著南藝要交作品的時間。共剪接兩個晚上，都在楊力州家裡剪，也是用很陽春的攝影機跟一台 DVCAM Player，很粗糙地對剪，接著就到傳播公司做混音，輸出成 Digital Betacam 的成品去報名南藝大。
問：當時對人物的觀察記錄方式，是以什麼作為主要考量？
龍：坦白講，早期的創作只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或說是某種逃離或是過度期的嘗試。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就過去了，所以就拍片的選擇上其實滿狹隘；我沒有參與像全景一樣的一個團隊，我只想要先完成一份作業，但這個作業也無法達成我想考上南藝大的心願，得知沒考上時我其實已想放棄了。但放棄之後必須考慮當兵的事，距離當兵還有兩三個月的空檔，在那段期間，我現在的太太，她看到我很沮喪就跟我說：「如果我真的是拍片的料，有沒有考上學校其實不是重點，考上學校只是一個可以再學習的機會，但不能保證我的未來如何。所以，重點是在於我是否想繼續做這件事」，這番話我聽進去了，因此我辦了一張信用卡，刷了一台 DV 攝影機（也是便宜的攝影機），從 Hi-8 進階到 DV。剛開始拍攝其實沒有人帶我，我不是拍我的家人，就是學校，當年社團剛好在辦年祭，我也就拿著攝影機去拍，練習怎麼用影像說故事，但在人物觀察上，我並沒有什麼研究，也不知道要如何講一個議題。
前幾部片都還在嘗試階段，只會琢磨什麼是紀錄片的拍攝方式，還有如何提升拍攝的技術。有時候拿著動態攝影機，就像直接拿著相機，但在剪接的過程中會研究如何拍片會讓剪接比較順暢。
問：請聊聊拍攝《站崗的女人》（2005）的動機。
龍：《站崗的女人》是退伍之後拍的。《我的莒光作文簿》（2002）是因為當兵太無聊，無聊到每天都在數饅頭，因為我們是軍樂隊，每一段時間都要去總統府吹奏升降旗典禮。剛好那陣子台灣在改朝換代，2000 年時很多軍中習慣也跟著改變，軍樂隊原本有一些很難的動作，開始被要求做得簡單一點。我們長官很有經驗，知道未來再度改朝換代後還是可能會恢復過去的動作，若那些困難的動作沒有被好好的記錄傳承的話，我們這一期退伍後就沒有人能教下面的新人，長官知道我會拍攝，就問我可否幫忙拍下這些，以後若沒有人能教，至少看著影帶，還能揣摩。
正好我看到隊上有兩個人物很具對比性，一個很天兵，另一個則很精實，在軍中原本很難有機會攝影記錄，但卻因為我們隊長提出這個需求（拍軍樂動作），我就可以帶攝影機進去，趁著完成記錄的同時，也私底下記錄那兩個人的生活。我想藉著拍攝來度過很無聊的日子，也學著怎麼去找贊助，申請國藝會的補助我已研究很久，但一直不知道怎麼寫企劃，後來我在這個案子快結束時試著投案，就這麼得到我人生中第一筆三十幾萬補助費。在那個時代這筆錢非常多，對一個剛退伍的人來說，是相當了不起的數字，但後來卻規畫著要買電腦、買冷氣……。
問：當初拍片有考慮到後續出版的問題嗎？
龍：還沒想到這麼後續，只想著要趕快賺錢，因為退伍後開始面臨生活壓力。其實自己是覺得沒有辦法只靠拍片維生，好不容易申請到三十幾萬，家裡就出事情，出了事情也剛好拿那筆錢去補那個洞。因為爸爸是做木工的，那時候台灣房地產的景氣不佳，公司上面沒有辦法付給勞工的欠款，是由我爸扛著，就有一些債務，所以那些錢就拿去償還債務，不多不少剛剛好，所以我想買的東西都沒有買，但還是得完成這件案子。後來我看了一下評審名單，覺得和我沒考上的南藝的評委名單有一些重疊，沒有考上南藝似乎不是術科方面的問題，我術科的成績還不錯，但因為學科突然備受重視，比例占了百分之五十（或許這些評審後來都同情我吧）。《回來就好》（1999）在當兵前有投一些獎項，在文建會的地方優良錄影帶比賽中，我拿到優等，看名單也還是同樣幾個評審，就覺得是那些評審們都有照顧我！
在紀錄片領域中摸索、嘗試
問：沒有考上台南藝術大學，當時是怎麼樣的狀況？
龍：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最大的否定。我很順利地過完童年，到了國中被分派到 A 段班，雖然那時候很不快樂，天天都要考試，但也熬過了。透過高中的加分再考上松山高中，也順利地完成三年的學業，在求學上很順利。為了進南藝大，我的片子很認真去拍，拍出來大家都覺得應該可以符合面試的資格。或許那時候太自負了，去考試時我很隨便，第一是我遲到，第二是學科方面我沒有很認真準備，所以電影史、電影美學的試卷我完全不知道在寫什麼，那時有一個觀念是學科根本不重要。未上榜的沮喪，是覺得自己的人生來遇上很大的否定，之前養成的一些自信全在那個時候瓦解。然而這對我來講卻是一個很大的提醒，讓我重新思考自己到底喜不喜歡做這件事、喜歡到什麼程度，研究所沒有加分機制，所以那時候也認為原住民必須要靠加分，才可以得到肯定。
拍完的片子投影展可能是一個生存必要的條件，一定要設法得獎，要不然就沒有獎金。當初沒有考上南藝大應該要放棄做這一行的，可是很幸運的是，這些評審老師都會在我幾乎要放棄的時候鼓勵我（給我獎項），而那份獎金就可以拿來生存，也可以做下一部片的器材或者是剪接費。後來的《尋找鹽巴》（1999）也是如此，《我的莒光作文簿》（2002）基本上也是這種狀況。其實任何一個片子只要沒有得獎，我就不會想要再拍，也沒有機會再拍下去，但我在台北電影節得了獎（編按：《我的莒光作文簿》獲得 2002 年台北電影節紀錄片特別獎），至少那年我有這筆獎金可以生存下去。
活下來之後，我還是得要再拍些什麼，我就在想既然拍了一部講男生當兵的事情，那我也可以講一個女生的部分，我看我女朋友好像一直為我當兵的事情在忙，就想拍攝這個題材，大概覺得這兩個題材可以做一個對照吧，然而我並沒有很認真的在拍片，因為我的心態不對，我只想賺錢，因此我沒有掌握好很多東西，比如說，跟《我的莒光作文簿》這群女孩子應該要長期培養關係，要互動成為朋友，但我滿偷懶的，只在一些時刻才出現，沒有進入到她們的生活，所以那股力量就沒有那麼完整，我沒有處理好那部片子。而那時自己也開始接一些案子了，比如說婚攝、工商廣告等。那時候也有選舉，所以常常會剪一些選舉宣傳廣告。
《我的莒光作文簿》只是我眾多案子的其中一個，所以我沒有很專心地面對作品，而國藝會也只給我很少的錢十萬元。但我覺得有錢就好，只把它當成一個拿錢的案子，但後來我對這群被拍攝的主角覺得很抱歉，因為自己實在拍得不夠認真。那時候我還沒有處理過版權，為了省錢我就拿幾首鋼琴的古典曲來配樂，我還被國藝會警告版權的問題，但我也忘了後來怎麼處理，好像就混過去（笑）。後來我 PD550 也買了，在那個時代來說，算是滿高科技的紀錄片攝影機，我也開始鑽研攝影構圖等等。
問：當完兵就立刻出國了嗎？
龍：沒那麼快，剛好那時候準備拍《海洋熱》，2002年台北電影節，我認識一個人叫許聞風，他那時也才剛考上台藝大。他看完我們那一屆的紀錄片，對我的東西滿有興趣，也看出我的狀態。所以我就說有機會我們可以一起合作。當年台北縣政府剛好辦海洋音樂季，想找人拍攝那個活動，但他們也說不清要什麼，但不只是拍幕後花序。我覺得這案子還滿大，那時候有五十萬，我怕我一個人忙不過來，所以就想找一個人跟我合作。
 |
| 《海洋熱》（2004）海報 |
我發現一有這種心態就一定會出問題。相較於《我的莒光作文簿》，《海洋熱》（2004）這部片的預算是高的，所以一開始我想把它當案子賺錢。但第一次拍到歌手張懸的那個團，卻打破我之前對於玩團的小孩子沒有想法，這種刻板印象，後來又再接觸幾個團，包括圖騰樂團，開始覺得這裡每個團都很有風格，我就跟許文烽說，我們要把它當作品拍，我下定決心以樂團作為主要觀點來拍這部片，拍完剪到一個段落才給官方看。雖然沒有信心一定可以說服縣政府，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可以展現我們兩個人的能量，雖然拍攝期只有三個月，但我們拍了十二個團體，最後還兵分兩路拍攝，最後選五個團來剪接。後來該片拍的規模越來越大，我們也有自己再貼補一些費用進去這個案子。
我們也請一些朋友來幫忙。那時候要多著力在收音，要拿著麥克風在後面收，往後一年更誇張，找了一個聲音團隊幫我們處理聲音，在拍攝現場許文烽提醒我很多技術問題，他蠻像技術指導，因為他有較多劇情的拍攝經驗。在製片部分，因為以前都是一個人拍，所以什麼大小事都會自己做，那時候還不清楚所謂製片跟導演的分工，所以許也提醒要找一個現場執行的助理。這部片的版權是我和官方共有，當時我跟台北縣政府說，這個案子結案後放在他們那邊，他們也不會知道該怎麼推廣，但若能共有版權，我們其實可以主動的做一些放映、參賽跟出版。我前面提到的廖處長可算是一個奇人，他很能站在創作者的這一端思考，他認為相較於其他花上百萬的廣告裡，這筆五十萬的製作可以換得我們的熱情就很值得了，於是那次和官方談條件就很順利。
問：有想過《海洋熱》後續的行銷出版嗎？
龍：當初不是先預設這些事，而是從做中學，比較有意識是《海洋熱 2 》（2005）。那時候比較知道這東西可以做得很大，可還是回到剛剛的想法，一旦我主要的心思不在作品上，而是在作品之後的事情，其實都會出問題。基本上應該要有一個好的作品，才去兼顧到後來會發生的事情，可是我往往在那個時候顛倒過來，我花很少時間與注意力在作品上面，在那個尷尬期反而沿用《海洋熱》的手法放在續集裡。我們那個時候只因為這部片的進展很順利，拍攝的對象他們可以得到一些獎項，所以輔助那部片子長出一個輪廓架構，那時候我雖然懂剪接，但我不曉得怎麼去拼構出 100 分鐘以上的那種大型故事架構，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是矇到。
後來在美國學習的時候，會從知識中發現一些原來我不清楚的，例如我過去使用的手法就很像三幕劇。三幕劇該有的一些大架構，那時候剛好都有拼湊到，但不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去做這件事。所以我那次好運用完之後，下一次就陷入一個鬼打牆的狀況，我找不出什麼方式可以做的跟第一部一樣。第二步跟第一部原則上不會差太多，我們還是從團出發，選團的角度試著去找一些團跟評審的衝突。裡面有一個放映的狀況，當時海洋音樂影展就是楊力州跟 Joey 辦的，因為海洋音樂季愈辦愈大，所以想要能夠更擴大影響力，就把影展也拉近來了。這個片子成為這個影展的開幕片，放映過程中，剛剛提到的那位廖處長看了一半就推門走了，他很不喜歡那部片子，他有點像是我創作過程中的一個老大哥，他對我說，這部片子在抄之前片子的脈絡，看不出新的東西，他說既然已經有基礎了，應該要去談不一樣的事情，可是我還在談同樣的事情，如果是蔡明亮他們就可以拍出不一樣的觀點，不一樣的作法，雖然人都一樣。
我覺得那次批評甚至比沒有考上南藝大還更使我沮喪，因為我最在乎的人，他幫助我這麼大，我卻被他否定，當下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個過程中我也意識到我的問題，就是專業素養還需要再增進一些想法，所以在那之後我就去考公費留考。
（待續）
延伸閱讀
【國家相簿生產者計劃】深度訪談龍男‧以撒克‧凡亞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