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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無恙》（Turning 18，2018）／圖片取自 台灣電影網 |
文／胡慕情
細細看了片子幾次，始終缺乏述說的慾望，或說，難以掌握一錘定音的語調。按理來說不會，畢竟這部紀錄片再度引發倫理討論（如何保護未成年受害者），而一些原住民朋友被激怒，將其形容為升級版的《水蜜桃阿嬤》。正面的評價當然也有，部分朋友十分激賞甚至感動，亦有社工認為這部片刷新其對紀錄片的看法。但《未來無恙》（Turning 18，2018）使我困窘。
初始輝珍的家出現時曾被打動。觸動我的不是空間的頹荒感，而是被攝者的自覺。無論她懂不懂被攝影機觀看的意義，無論她是否明白「這樣的家」意味什麼，她的態度早已顯示她「在」承擔。因為折磨過所以知道，因為歷經過所以明白，可以平鋪直述對外人展示自己的日常，少女早在鏡頭記錄前就已成長。那股強大的力量無需煽情的配樂或解說，導演賀照緹成功捕捉少女透澈的眼神及接受夾縫求存的平和。
那畫面後接著一酒精成癮的瘋癲母親，搭配同為女性的雜貨店老闆的話語編織出一幅單親女性的沉重負荷。至此都好，那句「我喝酒我有離開你們嗎」是刺點。以為會這樣開展下去，結果並不。
再度被標籤化的原住民
賀照緹將少女迎向命運的過程作為敘事的主要核心。她希望觀影者看見。不僅看見導演觀點的結構面向，同時要觀影者看見被攝者的力量——女孩如何面對這樣的苦，如何逃離，又如何被牽拉回來。儘管賀照緹自覺，「我不能只做一個好看的故事。」但觀看傷害的距離總是很難拿捏，賀照緹再度被貼上了消費少女的標籤。
消費這個尖銳的詞彙讓我回想起這個書寫計畫的最首篇：吳耀東的《Goodnight ＆ Goodbye》。吳耀東因拍攝對象的特殊，受吸引而喪失主控權，使他選擇直接處理導演與拍攝者的關係而因此遭遇倫理挑戰。《未來無恙》中兩位少女之於賀照緹也有同樣的引力。只是相對吳耀東於記錄中棄守所有社會學分析，在播映前已意識到可能會有類似挑戰的賀照緹，試圖解釋結構箝制，希望「每個畫面都要『社會性的看』」。
兩位導演面對問題的方式極為懸殊。吳耀東對此提問依然保守、充滿自我質疑，於是他赤裸坦承自身的無能。賀照緹則認為這個問題困難，但她努力回應。賀照緹最後給出的答案，是「輔佐著長大所需的力量，便是溫柔理解的陪伴。」而這個答案的來源，應對著「我想知道這些孩子的支持系統在哪裡？這可能是最早的提問。」
扣連這個提問，她去追索女孩們為何生活至此。或是體諒少女的母親，對於母親的是非她輕微帶過，並選擇在片中使造成傷害的男人缺席，而以龐大的歷史因素來支撐她的論述。然於記者角度來看，這樣的選擇實有扼傷。片中主角有著跌宕遭遇，人生實難，她們毀壞的生活從記者角度看來卻不特別。
「不特別」並不指涉這類題材是否值得拍攝：不特別的另層意義是普遍，普遍與結構即有關聯。最直覺的倫理爭議（凝視傷害）若處理得當，往往不是問題，而能撼動現有僵化狀態。我期待蹲點已久的導演對此點進行複雜的處理，但賀照緹取得少女在攝影機前對自身命運的坦白，卻使用了陳舊的觀點作為理解或是帶領理解的路徑。
獨力撫養多子的單親媽媽、少女帶小孩、酒精成癮、家內性侵，這樣的悲傷文本，曾是我外婆在建基煤礦的經歷，數十年後，西部平原亦多有類似案例，甚至發展成殺子。原住民族群遭家暴的比例於現有統計確實遠比漢人多，但若計入新移民，她們比原住民更加弱勢。
意不在說，選擇拍攝對象得去注意統計數字多少，或誰最被噤聲的弱勢比較。而是若非要討論結構，主角的各種遭遇可能更關乎家庭（血緣）與性別的束縛。素材不會全部都被置放入片中。但我疑惑男性的缺席。紀錄片行進到資料畫面的穿插時，開始理解原住民朋友的憤怒。
紀錄片中，導演對於少女的遭遇，雖對貧窮或酒癮等元素有所關照，最後卻都被收納於原住民被殖民的龐大歷史框架中。個人遭遇的去脈絡化被輕而易舉地嫁接到族群的命題，原住民反而因此再度被標籤化。
面對質疑，導演這樣回應：「通常紀錄片都是在處理主流社會沒有注意到，較邊緣的議題。決大多都是痛苦的。這時就會觸及到紀錄片倫理問題『是不是在消費別人的痛苦？』這幾乎成為一種直覺的連結，是一種廉價的評論。」
一直以來的態度，是紀錄者無需取悅，也不可能取悅所有人。甚至某些題材的紀錄無論如何都會引發冒犯，或必須勇於冒犯。對於導演能不能夠採取這樣的觀看視角是個無需討論的命題，真正需要被處理的倫理隱晦帶，更多是在記錄者與被記錄者之間，他人無可置喙。
「被安排的」愛的揭露
開篇提及，這篇書寫的困難在於難以一錘定音，因從影像的處理中，的確看見了賀照緹的謹慎與努力，然而她對於已然介入的拿捏顯然有所游移，這使得她所謂「社會性的看」，某程度背離了這個族群對於自身狀態的理解。
現代化國家對於這些案件於原鄉的處遇是否適宜，一直有諸多討論。賀照緹在片中的資料畫面穿插，雖可視為對殖民者的批判，但並未鑿開現實的冰層，反而容易落入非此即彼的窠臼。白話來說，酒癮或許源於貧窮，那麼原鄉的貧窮如何解決？殖民帶來的破壞或許是原因，但全然地去殖民於現實是否真的有所可能？若相信「養大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那麼，全村之力的著力點在哪裡？全村之力的凝聚，是否僅有對抗直觀的殖民力量可以達成？同樣，若相信「養大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影片最後的核心為什麼收攏於狹隘的「家」？
換句話說，制度所凸顯的狀態指出跨文化工作的困難，同時也挑戰了原鄉「確實已經遭遇現代化」後，不同個體對於跨文化情境的理解。因此導演的回應使回應觀看變得困難。這樣的詮釋姿態，畫出一道防禦的疆域，使這部片重新落入道德選擇的誤區。甚至於，難以對導演所謂的「陪伴」說，提出挑戰。
輝珍在片中對於用酒有所質疑。她對於伴侶的選擇也有自己的意志。這些情境都使我想像她挑戰「完整家庭」的可能。愛是否必得通往現今主流（包括同志婚姻）定義的家？人如何拿捏傷害與原生家庭的距離？如果原鄉的文化差異是個命題，文化於此的選擇又會造成什麼差異？以記者視角出發，這些問題，會是提出「我想知道這些孩子的支持系統在哪裡？」之前想探索的。
對於一個長年與酒精成癮者生活的女性，我亦困惑，女孩的堅韌，真的是在陪伴之上茁長的嗎？殘破的人能活下，多少都倚賴著陌生人的善意。但在愛與恨意的困頓掙扎過的人都將清楚：是還不想死的意志讓人活著。
於是，賀照緹要輝珍與她母親寫信給對方的橋段那麼挑動我的敏感神經。對許多觀影者來說那或許是感動得不得了的一幕，但這畫面使我想起另一部紀錄片《日常對話》中導演與她母親的自我揭露。或與個性有關，這種愛的揭露形式總讓我倍感不適。
兩部紀錄片的揭露都是「被安排」的，這必然是獲得了被攝者的同意。且這同意很大程度都基於「愛」。《日常對話》裡是母對女的愛。《未來無恙》裡我所感受的，則是乾女兒（輝珍）對乾媽的愛（賀照緹）——這裏並非指輝珍對生母沒有愛意。而是，輝珍是個懂得怎麼活下去的女孩。活下去意味著與周邊的關係取得妥協，這在賀照緹拍攝她於社工互動時即可一窺究竟。而若輝珍與賀照緹的關係如賀所述那樣緊密，少女於機構裡做這番陳述，踩踏的基礎為何？是賀照緹拒絕了她稱呼「媽媽」之後？抑或是她決定稱呼賀照緹為「媽媽」之前？
賀照緹剪入這段（暴露自身）使我感覺混沌。若對照賀照緹對這部片的詮釋，這段顯然不會是對於自身的批判，而更凸顯了輝珍的孤絕——她要回應那個說著「我原諒妳」的母親，但究竟輝珍需要「被原諒」什麼呢？
片中有兩次問及輝珍對家的想像。我相信這是輝珍心裡的畫面。但歷時七年的拍攝與磨難，這樣的想像，不會有任何變動嗎？是這疑問讓我對賀照緹那段介入感覺驚悚。輝珍最後選擇聽從母親的話，放棄傷害他的人獲得司法懲戒的可能，究竟是基於愛，還是基於，她終於明白：每個人都會離開。而血緣會痛，卻是必須承接的，躲不開的運命？
少女確實堅韌、勇敢，如戰士一般，但那是否真的與陪伴有關？片尾是兩位少女的近況，輝珍的母親罹患末期肝癌，她在城市裡工作負擔母親的醫療與生活費。輝珍某程度複製了她的母親。我想著片頭輝珍的母親那句「我從未離開」。但會不會，其實離開才是更好的。
未來無恙 Turni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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